的自发性，使她不可能同与之共同工作的任何团体保持一致。
她从来是一个边缘角色，一个不可救药的异类。
七
薇依一生只为成为一个人。
苏联作家爱伦堡在一篇回忆录中用过一个很有意思的词，叫“最低纲领派”和“最高纲领派”，喻指不同的人生目标和人生态度。薇依无疑属于最高纲领派，因为她要做一个诚实的人，自由的人，有尊严的人，一个为自己和为社会劳动着的人，一个具有道德良知、富于使命感和责任感的人。你也许觉得诧异：这不是对人的基本要求吗？怎么会变成最高纲领呢？人类的全部悲剧就在这里。对现存的统治秩序的服从，已然使个体的心理和思维结构与集体历史和客观世界的结构趋于协调一致。人们的一切早已由国家、由别的集团或个人安排就绪；活着，行动着，只消听从别人或组织的命令和指挥。当被统治者习惯于用统治者的头脑思考时，实际上已经成了同谋，根本没有个人的行动纲领；即使有，最后也只能以放弃告终。外在的力量太强大了：权力、金钱、社会舆论、集体、荣与辱的范型，等等。作为个体，怎么能抵御这许多的压力和诱惑呢？所以都靠妥协为生。至于薇依，她是有着自己的目标的，为了达到这目标，始终保持了一种自觉，以最大限度地毁损自己的生命为代价。这种勇气是罕有的。蒂利希称作“存在的勇气”。
薇依的社会思想过于宏大，那是以人类的个体自由，即摆脱受奴役的状态为终极目标。可是，天性固执的她并不考虑目标可否实现，只是考虑是否具有合理性，只要是合理的，就必须服从。她把这种服从称作“自由”。
因为我心中的愿望
服从于你的愿望
我渴望着
完全的自愿
薇依多次强调“自愿”，因为惟有自愿，为社会解放而作的斗争，才能变成为自己而战。当斗争一旦成为自身的事情，苦难、痛苦和危险就将变得像面包一样不可缺少，在任何时刻里，都不会身处后方。
为了寻找一个真实的自我，正如薇依自己所说，她不仅丢掉了所有意愿，而且丢掉了整个自身的存在。因为斗争，剧烈的偏头痛始终伴随着她，而得不到治疗和休息；因为斗争，她舍弃了恋爱和婚姻，惟与人类订下白首之盟；因为斗争，等不及头白，便在孤独和痛苦中了结了一生。她由自己亲手折磨自己，由自己打断自己的生命行程，而且强迫打断。所谓一生，对她来说，亦不过短短的三十四个冬天罢了。
论意志，论勇气，薇依是过人的。但是，身为女性，她毕竟柔弱。你读读她的信，就会看出来，那里有一双澄激、锐敏，然而忧郁的眼睛在凝视内心的深渊。她曾经慨叹：“人类的痛苦中最令人可憎的是知之甚多，却无能为力。”其实，对一个人来说，拯救自己的能力恐怕是最缺乏的。关于薇依最后的日子，传记有这样一段叙说：当她在寓所的地板上昏倒以后，一位女友凑巧赶到，立即找来烧酒使她苏醒，然后告诉她得出去找医生。这时，她低声央求道：“答应我，不要对别人说。”“这不行”，女友说，“你会无法工作的。”她哭了。这种生理学上的迅速反应，一定不是工作或治疗问题引起的，而是有一种情绪，一种孤立无援的悲哀于顷刻之间弥漫了她的心！在她的一生中，应该有多少个像这样充满泪水的时刻！然而，我们所看到的，却是一个永远穿着一件两个大口袋上衣，一双平底鞋，不歇地行动着、生气勃勃、坚忍不拔的女性！
照亮黑暗的光，最先穿透自己。在内心深处，薇依跟自己作战，一次次受伤，一次次失败，又一次次战胜。说她坚强，是因为她柔弱；一个柔弱的人，该拿出多少倍于常人的勇气去承受痛苦的考验呵！
呐喊着作战非常英勇，
但我知道，
更英勇是与自己胸中
悲哀的骑兵搏斗的英雄。
胜利了，民族不会看见，
失败了，人们不会发现，
没有国家会以爱国者的深情
瞧一瞧那弥留时的双眼……
与自己作斗争的这种艰厄，只有像狄金森一样生活在内心里的人，才会有大致相同的体验。“无始亦无终，呻吟也无用，因为我们生于他人的苦难里，而死在自己的痛苦中。”薇依把这所有一切都看作是一种必然性，所以，当她带着遍体鳞伤向世界告别的时候，依然保持了一个胜利者的姿态。“让我消失吧，以使我所目睹的这些事物变得更美好，因为它们将不再是我所见的那些事物。”她是这般安详、大度、英雄主义地走向黑暗，而把希望和光明留给了未来世界。
薇依去世时，曾经被当作一位神秘人物大事渲染，随即归于沉寂。没有谁窥探过死者的灵魂。只有为她送殓的寥落的几位朋友，背后还会谈起她，满怀敬意地称她为“英雄”。
这是现代的悲剧英雄。作为英雄，她的政治姿态高贵而怪僻，日常生活简单而混乱；她鄙视王冠、勋授和盛大的凯旋，只为一个无权无势的广大阶级的存在而作一个人的斗争。这样的斗争几乎无法构成事件，它仅表现为一些零散的细节，即使把所有细节集中起来，也不足以构成对不公的现存世界的打击力，然而对战斗者来说，却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消耗战。不是以外部突发的方式毁灭，而是从内部慢慢消磨一个人的英气，以致殒亡。无疑地，这是更为悲壮的。
舒曼曾经预言：“当肖伯纳被人遗忘时，人们还会记得西蒙娜·薇依。”
从西方到东方，后现代戏剧已经上演。轰动一时的肖伯纳，除了戏剧学校的学生，连他的名字恐怕也真的不复为世人所知。但是，薇依，在一个需要自由和正义的社会里，尚且一直为正剧英雄的阴影所遮盖，到了连灵魂都可以买卖的商业时代，还会有人记得起她吗？
注释：
〔1〕卡珊德拉：希腊神话中的忒洛亚公主。阿波罗赋予她预言的本领，可是，由于她拒绝阿波罗的爱情，阿波罗就使人们不相信她的预言。
并非为萨特和波伏瓦辩护
？ 黄忠晶
写这篇文章可以说是有感而发。起因是看了一本名为《被勾引姑娘的回忆》的书，它还有—个主标题“萨特、波伏瓦和我”，是中译本加上的，意在以萨特和波伏瓦的知名度来吸引读者：被萨特和波伏瓦勾引，怎么回事？
由于长期接触有关萨特的资料，该书正文的内容我并不陌生。让我惊讶的是书中的—篇短序，为书评家董鼎山先生所写，题目是“萨特与波伏瓦的另一面”。我不知道董先生这序是出版社专门约请他写的，还是从他的某部文集中摘用的。我估计多半是后者，因为通篇文字没有提这部回忆录正文一个字，反而谈到另外两部关于萨特和波伏瓦的传记。
该文的用语让我大开跟界：
萨特是伪君子，波伏瓦是假道学。
萨特是大男子主义者，波伏瓦甘心情愿替他拉皮条，找女伴。
波伏瓦不但替萨特拉皮条，而且忍气吞声地受他的吩咐来打发他所厌倦的性伴侣。
萨特爱好女色毫无顾忌，不择手段，诱奸……
以前一段时间在杂志上常能读到董先生的书评文章，篇幅都不长，觉得写得不错。作者对文坛掌故似乎很熟，有时还发表一种显得有些独特的评价，看起来好像对被评者知之甚深。但他谈的那些人物书籍，因本人孤陋寡闻，大都未能深入涉及，种种印象都是建立在对书评者预先信任的基础上的。
待读到这一篇文章时，印象陡变，觉得至少在评论萨特和波伏瓦的时候，根本不是那么回事。不过我想，这也许只是董先生偶失水准之作。
一次同一位出版社的朋友谈到此事。他说在另一个地方看到董先生类似的文章。后来他复印了一份寄给我，并注明书名是《在纽约的书房里》，文汇出版社出版，但没有注明是哪一年出版的。该文的题目是“萨特自述性生活”，篇幅比上一篇文字还要短许多，不到八百字，但类似的语言加在一起并不变少：
萨特是个假道学伪君子（把上一篇戴在波伏瓦头上的帽子“假道学”也一并加在萨特头上了）。
他满口仁义道德，借他在文坛上的名气诱奸女学生（在此短文中又重复了一句：靠文名诱奸天真的女学生）。
波伏瓦替情夫拉皮条：萨特好色性异常；淫荡；完全将女性当玩物……
常言道，事不过三。我偶尔在书店又看到董先生的一本《自己的视角》，学林出版社1997年出版。其中—篇谈萨特的是“文学大师萨特传奇”，重复了上面的那些语言：
萨特不过是个借文坛名誉玩弄女学生的色鬼，而波伏瓦只是取悦情夫的拉皮条人；萨特是借势欺辱天真女性的大男子主义者。
萨特是个伪君子，波伏瓦是个假道学；波伏瓦忍气吞声地接受他的吩咐打发他所厌倦的性伴侣。
萨特性胃口奇大，他的性伴侣供应源源不绝。
萨特爱好女色甚至到了毫无忌惮、觊觎朋友妻子的地步……
虽然文章有多篇，内容翻来倒去大概就是这么几句话，其他的东西则语焉不详。第—篇文章提到一个英国作家写的萨特传记和两个法国作家合写的波伏瓦传记；第二篇提到萨特和波伏瓦的通信集；第三篇除重复提到第一篇中的传记外，还提到《被勾引姑娘的回忆》一书；但都是提到而已，并未作任何解说和分析。
读了这三篇文章，我的总体印象是，董先生实际上并未认真读过萨特和波伏瓦的任何作品（包括书信和自传），甚至连他文章中提到的那些第二、三手传记材料也未必认真读过，只是从中随意撷取一点合乎自己需要的东西，再加以发挥。如果他对萨特和波伏瓦有一个哪怕是起码的了解，恐怕不会以这样的语言来谈论他们，或者即使仍有类似的见解，在论说中必定会有一些让人较为信服的东西。
我想举几个例子来说明这一点。
其一，说萨特是伪君子和假道学。
君子和道学都是中国人特有的名称，用在外国人身上本来就不妥，这里姑且假设董先生是以意用之，泛指正经人和有道德者。那么，我想说的是，萨特压根儿不认为自己是君子和道学，又何谈伪和假？你可以说萨特好色成性，但你不能说萨特装出一副不好色的样子来好色。萨特承认自己好色，他经常直言不讳地说：“我喜欢漂亮女人”。写到这里，我想起咱们中国君子和道学的老祖宗孔子，他一方面说“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意思是只有他老人家才达到好德甚至超过好色的境界，另一方面又偷偷去看卫灵公的老婆南子，搞得他的学生子路对他很有意见，他老人家也很尴尬，只有在学生面前赌咒发誓，说如有异心不得好死云云。看来咱们中国确实有伪君子假道学，外国有没有这样的人，恐怕得具体人物具体分析，不宜随意加上一顶帽子。
其二，说萨特满口仁义道德；说萨特自称为有德操者，在哲学上一本正经，在政治上思想进步，以此得到他在追求女性方面的不断成功。
仁义乃中国专有名词，萨特不会说；道德中外都有，而萨特从来没有自称有德操者。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在记录影片《萨特自述》里，萨特的学生博斯特回忆他对萨特的印象时，谈到萨特在作学生毕业典礼演讲前夕，同他的学生一起喝醉了，最后去了一家妓院，“被一个高大结实的妓女背上了楼”。考虑到这属于个人隐私，可能有损萨特形象，博斯特对萨特说：“如果您希望的话，可以把这段话从影片中删掉。”但萨特没有删，就让它那样展示在公众面前。他认为这没有什么，因为这是事实。
说他在哲学上一本正经，那意思是，萨特以哲学上的正经为诱饵来勾引女性，来实现他在性爱上的不正经。由这句话我可以断定董先生从未翻过《存在与虚无》。萨特在这部哲学巨著中专门谈到性爱方面的问题，那可以说是萨特对自己性经历和性体验的哲学总结。而不少女性正是冲着这本书同萨特搭上关系的。书里面大谈什么情欲、受虐狂、性虐待狂等等，基本意思是，人们通常认为是反常的性活动，实际上与所谓正常的性活动联系在一起，不可分开。这一观点不仅会让正经的淑女对萨特望而却步，也一定会让董先生大皱眉头，再也不会说萨特的哲学正经了。由此可见，萨特的哲学与他同女人的关系是一致的：要正经都正经，要不正经都不正经。
同样地，说萨特在政治上思想进步，是为了以此勾引女性，也纯属臆断。二战以前，萨特对政治可以说是不感兴趣，在政治活动方面毫无表现，而他对女性的追求十分热烈并颇为成功。可见这两个方面并无因果关系，萨特并不需要借政治表现来取悦女性，而女性看重他的，也并非政治。
其三，说萨特不但不是革命进步分子，而且是个借势欺辱天真女性的大男子主义者。
这话无论从逻辑上还是从事实上都是不通的。革命进步分子中就没有欺辱天真女性的大男子主义者吗？或者，凡是大男子主义者都不是革命进步分子吗？这两者是非此即彼的关系吗？否。即使如董先生所说，萨特是个欺辱天真女性的大男子主义者，是否就可以据此断定他在政治态度和立场上就一定不是革命进步分子？而且这一论断与他前面—个论断“萨特在政治上思想进步”是自相矛盾的。看来董先生在写这些短文时并未作认真推敲。
为了在政治上否定一个人，首先在“生活作风”问题上将他搞臭，这是咱们中国某一时期某些人的典型做法，想不到长期生活在外国的董先生也熟悉这一套。董先生的话里用了“借势”一词。借什么势？萨特从未当过什么官，既然无权，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