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器，或学了化学也不是就可以合成物品一样。把科学运用于实践还有许多工作，理论与实际之间并不是直接相关的。
我们并不是说经济学没有用，而是说它不是那种能直接带来好处的技术。与一切科学一样，经济学也是重要的，但它缺少直接的实用价值，不能急功近利。只有急功近利的东西才能成为显学，经济学不是那种学了就能发财的东西，当然不应该成为显学。
经济学成为显学的悲剧
一种不该成为显学的科学被作为显学是一个悲剧。经济学被作为显学之后热闹得很，但对于需要冷静的科学而言，被捧到热闹显学地位，是祸不是福。每种现象的出现都有其必然性，经济学成为显学也是如此。我们探讨一下经济学成为显学的背景对它本身作为一门严肃科学的发展是有好处的。
经济学成为显学是因为它受重视。在计划经济时代，政府决定资源配置，安排好了一切，企业和家庭无非是听从而已。而且，计划经济者颇有“天下舍我其谁”的气概，以改造世界为己任，以为可以人定胜天，所以并不按经济中的客观规律行事。经济学除了为政府的现行政策进行辩护和注解，别无他事。但市场经济却使人们认识到掌握经济规律的必要性，也使企业和消费者感到作出正确选择的重要性，于是经济学受到重视。更重要的是，转型过程中出现了许多问题，人们为了解决这些问题而求助于经济学。经济学越发达，经济学家越多，说明一国经济问题越多。正如战争越多、军事家越走红一样，经济越乱、经济学家越走红。在许多情况下，经济学受重视并非吉兆。越是经济糟的国家，越出优秀经济学家。
经济学受重视也并不是一件坏事，但真理跨过一步就是谬误，经济学成为显学就决非幸事了。经济学成为显学说明经济学本身和人们对经济学的认识陷入了误区。首先是人们把经济学作为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或者是一些浅薄的经济学家吹嘘经济学是灵丹妙药。世界上并没有什么灵丹妙药，吹嘘某种东西包治百病时这种东西一定是诈骗术。没有一门严肃的科学以灵丹妙药自居。经济学当然不能解决什么重要问题，它仅仅是给人们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以启发，能否找到正确的方法又是另一回事。扩大了经济学的作用是经济学成为显学的原因。
迷信产生于无知，对经济学的迷信也来源于对经济学了解甚少。个别自诩为著名经济学家的人学了点皮毛，以为自己得到了真经，为了卖个好价钱，到处吹嘘推销。要能卖出去，当然要靠广告，吹嘘经济学如何有用就是一种广告。群众的无知是理性的，上当受骗也难免。这样，有人当星，有人追星，经济学就显赫起来了。经济学作为一门严肃的科学，博大精深，许多经济学家穷经皓首一生也不敢说如何精通。但只知皮毛的人是敢于吹牛的，就我们现实的状况而言，对经济学仍是知之甚少，但却在预言近期要得诺贝尔奖云云，岂非白日作梦？个别号称著名经济学家者到处发表言论，其实略微了解一点经济学的人都知道，他们连经济学的基本知识都没有——记得八十年代后期某著名经济学家称中国发生了严重超速通货膨胀，其实根据经济学中的定义，每月通货膨胀在百分之五十以上方可称为超速通货膨胀，中国从未达到这一通货膨胀率，何超速之有？
从社会来看，经济学成为显学还在于转型时期是一个浮躁的时代，人人致富心切，想以最快的速度发最多的财。在各种科学中，经济学似乎与发财最接近，经过夸张或宣传就热起来，显起来了。经济学成为显学是一个浮躁时代的标志，要经历这一段以后，经济学才能回归到正常状态。
经济学成为显学为经济学家提供了施展才华的机会，经济学家活跃于各个领域，成为当红名星〔19〕。任何一个社会都需要一批经济学家进入政府参与决策，进入公司从事经营活动，经济学家发财致富成为名星也是正常的、应该的。但我总觉得，经济学要能发展，总要有少数经济学家甘于坐冷板凳，甘于寂寞，认真做学问。这种做学问可以是认真读书，也可以是深入实际调查研究。要有人“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经济学才有希望。
我之所以称经济学成为显学是悲剧，就在于对决策者和公众来说，难免受浅薄甚至错误的经济学误导；对经济学家来说，外面的世界诱惑太大，无法真正潜心研究经济学。这时中国经济学发展的希望在哪里呢？
经济学是摘下光环、走下显学神坛的时候了，果如此，则是国家之幸，也是经济学之幸。
注释：
〔1〕〔2〕米尔顿·弗里德曼：《通货膨胀和失业》（197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领奖大会上的演讲），收入商务印书馆编辑部编：《现代国外经济学论文选》第二辑，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114、115页。
〔3〕《不列颠百科全书》（国际中文版），第15卷，第137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年版。
〔4〕〔5〕〔10〕〔12〕曼昆：《经济学原理》，上册第19、28、33页。
〔6〕西尼尔（1790～1864）在1836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大纲》中探讨了摆脱价值判断的纯经济理论（中文版，商务印书馆1986年）；萨伊（1967～1832）在1830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概论》的“导论”中探讨了经济学的实证方法（中文版，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
〔7〕转引自布赖恩等：《现代宏观经济学指南》，商务印书馆，1998年，第495页。
〔8〕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初版的序”，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郭大力、王亚南译本）。
〔9〕恩格斯：《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家的终结》（张仲实译），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48页。
〔11〕参看S·布里顿：〃Is there an Economic Consensus？London；Macmillan；1973。〃
〔13〕小阿尔弗雷德·马拉伯：《迷惘的预言家：当代经济学家的历史》（高德步等译），海南出版社 1997年版，第9页。这本书许多观点我并不同意，但我认为这是本值得一读的好书。
〔14〕“消灭资产阶级法权论”指四人帮把按劳分配归结为资产阶级法权的理论。
〔15〕莱昂内尔·罗宾斯：《经济科学的性质和意义》，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20页。
〔16〕克莱因：《凯恩斯的革命》，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36页。
〔17〕哈耶克：《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第7页。
〔18〕参看马克·林德：《反萨缪尔森论》，上海三联书店1992年版，下册，第142、160页。
〔19〕詹小洪教授在《京城十类经济学人》中生动而真实地描述了当代经济学家的状态。参看《经济学家茶座》，山东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一期，第31～36页。
闲话晚清以来的中外通婚潮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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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外通婚，或者说是国际婚姻，在今天是不鲜见了。现在是地球村，人员交往，男女情好，跨国婚姻，几为时尚，当然其间有文化的隔膜，有亨廷顿所谓之“文化冲突”，有种种的悲剧喜剧。中国曾是一个怎样的中国？所以“小山智丽”风波等等并不奇怪。
一、国门洞开以后所谓“文化冲突”和“文化融合”的一隅
当中国被迫开关走向世界，留学男子忽然被异域的景象惊呆了：物资的丰饶，文化的新奇，还有令人艳羡不已的西方女子的活泼和浪漫。胡适与韦莲司小姐相识，竟“生平对于女子之见解为之大变，对于男女交际之关系亦为之大变”，“余所见女子多矣，其真能具思想、识力、魄力、热诚于一身者，惟一人耳”（《留学日记》）；张资平也感叹：“我不单在这时代认识了日本的女性美，同时也震惊于日本女子教育和小学教育的发达”。（《资平自传》）对外国女子的“他者”眼光和评价， 今天我们可以从钟叔河先生主编的《走向世界丛书》中看个明白，那是很有兴味的。比如近代始游西海的林见西妇不似吾乡女子的局促妇道，便“小白脸”似的凑将过去，称道“天然胡妇多情”，一副刘阮游仙、章台折柳的德性。新事物旧观念，这中间的吊诡，一如钱钟书先生妙喻中国开放之初的景色：“门窗洞开，难保屋子里的老弱不伤风着凉；门窗牢闭，又怕屋子里人多，会气闷窒息；门窗半开半掩，也许在效果上反而像男女‘搞对象’的半推半就。”〔1〕如此这般，对西风美雨的厌恶、惊讶、猜忌、羡慕等感情错综交织，持续了几乎一个百年，就像张德彝一边称道人家的“英国衣”、“法国信”之类的避孕功用何其了得，“虽极倒凤颠鸾而一雏不卵”（《航海述奇》），一边又骂人家“不孝有三”的罪过；即使西化如胡适也一边称赞西方女子的活泼解放，一边又称赞“吾国女子所处地位高于西方女子”，难免不看走眼。
其实以西方人道主义、人文主义的眼光来看，可以说十六世纪“发见了人”（man），十八世纪“发见了妇女”（woman），十九世纪又“发见了儿童”（child）。女权张扬已经有了历史，其“女子与男人同，幼而习诵，凡书画、历算、象纬、舆图、山经、海志，靡不切究穷研，得其精理，中土须眉有愧此裙衩者多矣”（王韬《漫游随录》），于是慨叹“泰西风俗，男女并重，女学亦同于男，故妇女颇能建大议，行大事”，这就是钟叔河先生称为近代中国“第一个大张旗鼓为妇女争平等权利的宣言”——李圭《环游地球新录》中的一段话。后来回国的学生们就开始以为参照，发动中国女子的“天足”、“天乳”运动，胆子大的，“先天下之乐而乐”，索性娶了洋妇，或者陶醉于西风美雨下。姜亮夫先生当年留洋，耳目濡染，其《欧行散记》说到这里感慨万千：“我们的留学生多半是廿四五（岁）以前的青年，有的是国内大学毕业生，有的连大学也未进过，他们的一切内蕴如学识见解都非常浅薄，道德修养也都未定。一到了欧、美有次（秩）序有规律也有香有色的国家，一切都震撼得非常不宁静，又在这样无拘无束海阔天空的地方，岂能把持得着，于是留学生第一步所被的外诱是色，色相多端，女色为甚。所以据我耳闻目见的事来说，留学生犯色欲过度的人并不在少数。本来欧洲女性多半是康健白皙美好，而男女风纪又不甚严，我们的少年朋友还有几个能自操持着呢？”〔2〕所谓“文化冲突”在这里似最禁不住一问了，《留东外史》（平江不肖生）、《留欧外史》（黎锦晖）、《十年情场》（张竞生）等等的现身说法就有期间的若干消息。
当然，这也不是单相思，有人羡慕西风美雨，也有人倾慕东风唐雨，神秘的东方文化以及气质高雅娴静的东方女性也吸引了不少西方人士，高罗佩、李约瑟、马悦然，他们的汉学修养，有多少源自其夫人们呢？
近代的中国毕竟太弱，要“救亡”，何为良策？众说纷纭中，亟求改革的湖南人唐才常有一纸《通种说》，认为欲彻底消灭中外之防，只好“华洋种族通婚”，借此改良人种。后来，又有多少回，每当中国的改革步履维艰时，“国民性改造”就是—常设的命题，而通婚实在是条捷径，但那似乎又太便宜了，且一个巴掌拍不响，总不能“剃头挑子一头热”呵。弱国无外交，弱国的少年又岂能轻易得到彼此相悦的涉外爱情？在这之前，文化自信的辜鸿铭老先生捍卫本位文化，可以不惮于娶一个日本籍的如夫人（因此他“荣”为中国人娶外国女人做妾的第一人），而且也不惮于到处宣扬“一个茶壶配若干个茶杯”的多妻主义。它在风雨飘摇的时代得以传诵一时，大概就是中国士大夫者们面对窘境故意摆出的“文化鸵鸟主义”姿态。国家可以不堪，男人不可以不体面，“中国文化中心主义”（文化霸权）的凋落并不代表中国上层男子霸权话语的失败，在“茶壶主义”语境中，东方之中国也好，日本也好，女人只是一个“茶杯”而已，这个法则自然难免让新潮的女子不安。陆小曼婚变后如惊弓之鸟，就向情种徐志摩宣布改奉“牙刷主义”——“志摩！你不能拿辜先生茶壶的譬喻来作借口，你要知道，你不是我的茶壶，而是我的牙刷，茶壶是可以公开用的，牙刷却不能。”其实呢，并没有多长时间，辜老先生的文化自信（妄尊）和“茶壶主义”等就不得不退场，新的一幕拉开了。郁达夫那篇处女作《沉沦》曲尽了中国留学生的悲哀：他们甚至不被异邦的下女和妓女看得起呢，“这‘支那人’三字，在日本，比我们骂人的‘贱贼’还更难听”，于是愤怒得甚至变态的学生们故意去宿娼，来报八国联军之耻，报我被欺压被凌辱之仇，那种时刻，他们还不能不呼喊：“中国呀中国，你怎么不强大起来！”这实在是百年之痛！
二、一个世纪的跨国婚姻诸现象
不过揆诸实情，十九世纪末中外互通婚姻伊始，与后来中外婚姻的规律不同，却是以中国人迎娶外妇为主。其原因则不外是开关之后出国人员皆系男子，传统文化对中国女性的束缚力也远远胜过对男性的拘束，而且毕竟中国还有一个“大”字可以自傲，则外国女子“归化”或者不耻下嫁中国男子者也未始无人，尤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留学欧洲的学子讨了一个大便宜：西方耀眼的两个文明竟招来人类空前的浩劫，战争中多少男儿埋骨沙场，于是旷夫陡减而怨女横生，适逢其会，便做成了无数的中外婚姻。
迎娶外妇的始作俑者，可能是留美的容闳，以后有何启，其夫人为英国人。而得“近水楼台”之利的则有外交官和外交家的裕庚（清廷驻法公使）父子和陈季同、陆徵祥等。文化人则有李金发（诗人和雕塑家）、徐仲年（作家）、王临己（雕塑家）、张道藩（画家，后为国民党文化官员）、李凤白（画家）、常书鸿（美术家）、何思源（北平市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