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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于，中国融入了世界，中国把“开放”视为基本国策，跨国婚姻也被合法化了。1983年，《中国公民同外国人办理结婚登记的几项规定》出台，从此潮流如涌。而往往领受潮流的弄潮儿是心态开放幅度最大、接触外面精彩的世界最多、传统观念束缚最少的“星族”：电影演员有沈丹萍、张闽、斯琴高娃、丛珊、陈烨、邬君梅、麦文燕、史可、宁静等；歌唱演员有韦唯、苏小明等；音乐家有郑苏；钢琴家有苏禧；小提琴家有盛中国；体育明星有何智丽、焦志敏、林野、诸宸、庄则栋、陈新华等；作家则有张戎、严歌苓、张辛欣、刘索拉等等（可以看出：这也是阴盛阳衰几乎不成比例的滔滔大势）。此外，更有各大都市中的婚介中介机构如雨后春笋涌出，留学生们怀揣了憧憬，都市丽人“心动不如行动”。对这些现象，一池春水，自然激出许多大呼小叫，此起彼伏，煞是好看。不是有“新民谣”：“一等美女嫁美军，二等美女嫁日军，三等美女嫁国军，四等美女嫁伪军（持绿卡者）……”么？然而时光流转，随着社会转型和开放幅度的深入、人们心理承受力的持续加大、个人选择和多元化环境的日益培植和成熟，现而今谁还扯这个“酸葡萄”的闲心？
注释：
〔1〕《走向世界——近代中国知识分子考察西方的历史》序，中华书局1985年第1版。
〔2〕《姜亮夫文录》，云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版，第307页。
〔3〕〔5〕引自《近代中国社会文化变迁录》第1卷，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版，第579、577页。
〔4〕《近代中外条约选析》，中国法律出版社1998年第1版。
〔6〕《跨国婚恋：悲剧、喜剧、正剧》，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年第1版，第26l页。
我看电影（四）
？ 王 怡
《月光宝盒》
《西游记》本是所谓古典名著中我最不喜欢的，尤其对于漫长的西游，更是无法忍耐。孙悟空被招安，其思想被统一到如来观音的理论上去之前，才是我乐意观看的。
但西游是一场史无前例的、寻找完美世界的长征。孙悟空最终被整合到这一由神佛一手操纵的乌托邦游戏中来，是这出戏最悲哀的地方。看这部所谓无厘头电影之前，我还尚未对唐僧师徒四人的西游本身，有过任何超越于童心未泯之上的关注。
但针对这个禁欲男孩的黄金组合，亦有一些理论的模型。
香港作家李碧华是最刻毒的。她说唐僧眉清目秀，乃一基佬。孙悟空是个无父无君的禽兽，何以对唐僧呵护有加，远之则怨，近之则恨呢。如果说美猴王对唐僧欲普渡众生、建立地上千年王国的伟大抱负有深刻的理解，未免徒招人笑。听听唐僧那些哀怨的对白吧：
“我不要你了！”
“你回花果山也罢！”
“若是再和你相见，我就堕了阿鼻地狱！”
看起来不似师徒，确像情人。更何况唐僧曾误饮子母河的河水而腹中有孕。当时便含羞带愧，不可告人。而那孙行者，只要一见有女人纠缠，便大喊妖精，一棍子打死。在基佬眼中，女人本是妖精，再兼情敌。那唐三藏到底是如何被罚下凡尘的，看来也是个问题。
这师徒四人，除开可有可无的沙僧，唐三藏、孙悟空和猪八戒这三个人妖（周星驰的台词，妖只要具有了慈悲心，就不再是妖，是人妖），构成了“取经”队伍的三个精神层次。当然又是借用弗洛伊德的台词，说猪八戒是这个组合的“本我”，本我是没有时间与进化观的，所以猪八戒对西天取经的宏伟叙事和目的论丝毫不感兴趣；本我也是没有价值评价的，他只受本能的快乐原则的支配。所以猪八戒是一只独行特立的、春光灿烂的猪。他对向众生指出什么才是最好的生活这么一件伟大的事情也嗤之以鼻，甚至保留了怀疑。我开始倾向于认为，猪八戒才是真正具有自由主义倾向的。至于孙悟空的青春期，不过是一种通常的逆反心理。
孙悟空则是团队中的“自我”。唐僧当然就是“超我”。唐僧以自己的信仰和普救世人的良知，让孙悟空一步步向他靠拢，一步步向佛祖所代表的那个乌托邦投降，并像溥仪一样忏悔自己的前半生。在这一过程中，猪八戒被压抑了，猪八戒的正常的欲望和权利都被革命忽略了，在众生尚未得到解脱之前，猪八戒成为了西天取经这件事的第一个受害者。
如果离开西天取经的终极意义，单单看待漫漫征途中的禁欲问题，也可以反过来说，孙悟空是“超我”，唐僧才是“自我”。在女儿国那一段，唐三藏明显是在克制，深受熬煎。而孙猴子却在一旁冷笑。“性“这种事情，对孙悟空来说，完全没有吸引力，这是极古怪的。我的猜想，孙行者一开始被压在五指山下，就被压坏了。五百年的时间，足以让他不可逆地成为性无能。
但在一切关于西天故事的阐释中，周星驰这部《月光宝盒》无疑是最精彩的。一个精通古诗的朋友说，周星驰是自梅兰芳之后中国最伟大的演员。如果对“伟大”一词进行新的解释，我认为这一看法是公道的。至尊宝借助于月光宝盒，回到五百年前的盘丝洞去救紫霞，由于时间不凑巧，在影片中一次次的重复。这一段使我对电影艺术有了重新的认识和考量。并从这种随心所欲的重复，感到周星驰的才华横溢。
《月光宝盒》最重要的，不在于给几个为乌托邦摩顶放踵的禁欲僧带来了伟哥，和西天没有的爱情，而在于它将真正具有价值的乌托邦从西天雷音寺搬回了孙悟空的内心。它将西天取经这件带着历史决定论的事情淡化了，它使取经的目的模糊不清。当片尾的至尊宝吊儿郎当的扛着金箍棒，赶上唐僧等人继续上路的时候，我们几乎都已经忘记了他们要到哪里去。他们去干什么，取经这件事究竟还有没有意义？
在这部戏中，“超我”的宏伟叙事被摈弃了。至尊宝其实是孙悟空和猪八戒两个人的统一，即是“本我”与“自我”的融合。本能的快乐原则，不再是与西天取经的目标相反的一件事。
“我猜中了开始，却猜不中结局”，这句台词指向的，其实是取经这件事的本身，而且听起来倒象一个离开了取经队伍，又重新回到五指山下的孙悟空说的。
同时也意味着，追随者终于对领袖失去了暗恋和怨妇般的惆怅，以“独立之精神”洗刷了有关基佬的嫌疑。
《闻香识女人》
一种独尊的价值往往可以把另一种价值盖住，甚至把其他所有的价值都盖住。比如一个反革命者出卖了革命者，和一个革命者出卖了反革命者，两者有什么本质区别吗？“出卖”这件事本身如果是可耻的，在大多数人的利益这样一个口号下是否就可以理直气壮？
香港有许多枪战片和黑社会电影，把“卧底”这样一种生存状态和卧底者的内心分裂表现得淋漓尽致。当卧底者和犯罪分子称兄道弟，一起出生入死，甚至被讲义气的同伴舍命相救；当卧底者利用因此获得的证据来指证自己的“兄弟”时，“正义”的标尺面临着极大的模糊。当一个社会运用这样的下三滥手段来谋求社会正义和公平时，善恶的边界已经开始融化了。
艾尔帕西诺主演的电影《闻香识女人》，就触及到了关于出卖的问题。尽管大多数人在看这部片影片时都将注意力放在了其他方面。但这仍然是我看到的几乎唯一探讨“出卖”问题以及教育与之相应的目的的影片。一个中学生和他的同伴进行了一场针对校长的恶作剧。他被抓住了，其他的人逃跑。校长要他将其他人招供出来，可以免去处罚。这位校长甚至以保送他读著名大学为诱饵。这个时候如果我们来判断，说还是不说，究竟哪一种才是在道德上没有瑕疵的选择呢？我们的家长恐怕十有八九是鼓励子女招供的。我们读书的时候，哪一个班上没有几个爱打小报告、爱与坏人坏事作斗争的告密者呢？他们几乎无一例外的都是老师的宠信和佞臣。在纪律和服从之外，教育者似乎并不欣赏其他的道德观念。这种体制下长大的孩子，在威胁利诱或者更加高大的价值面前，哪里还有半点古人“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的勇气？
那个中学生面临的“招供”，其实还是一种“消极意义上的出卖”，与主动的“卧底”行为大不相同。假如他供出其他同学的名字，在道德上也实在是无可非议。但他若是不说，会赢得我更大的尊敬。如果我们的教育制度可以接受和体谅学生“不说”的选择，这样的教育制度更会赢得我极大的尊敬，我才愿意将我未来的子女交到这样的教育者手中。
《飞越疯人院》
以前看这部电影感触不深，直到读了福科的《疯癫与文明》，回过头来，才有恍然大悟的心情。
如果说，土匪就是不承认农民—地主产权关系的人，那么精神病人也有一半就是不承认现有的文明制度以及禁忌的人。换句话说，精神病人也是一种土匪，一种精神领域内的土匪。
就像片中的尼科尔森饰演的主角麦克默菲。一开始是一个土匪，最后在疯人院终于成为了白痴。
但在这里我不想讨论这个话题。我从来只对细节感兴趣。
在一次例行的心理治疗的讨论会上，麦克默菲举手发言，对护士长说：“今天是世界棒球锦标赛揭幕，我想建议把现在的讨论改到晚上，这样我们大家可以看比赛的实况转播。”
护士长拉齐德小姐严肃的说：“你要求改变的是一项经过仔细研究后制定的规章制度，必须进行一次表决，按多数人的意见办。”
然后他们就表决了。
就是这个细节让我不胜低徊。前面提到的电影《闻香识女人》，尽管是对于教育体制的批评，但人家被批评的体制比起我们不敢批评的来，已经好上许多。一个校长要处分学生，还要以保送大学向他行贿，这已是我们不敢设想的了。而对于做恶作剧戏弄校长的学生进行处分，居然还要召开全校师生和家长参加的听证会，按一个准司法的程序来决定。
我们可有一个学校，对于学生的处分（即使是成年的大学生和研究生），有一套公开的允许辩护和质证的处罚程序？在我们看来，也是“听说过没见过二万五千里，有的说没得做怎知不容易”。
尤其学生和精神病人，都是一个社会中的弱势群体。
所谓民主就是简单的公职选举吗？从这样两个不经意的细节来看，真正的差距，似乎还与政治无关，而在我们的周围。
一百多年了，只希望这个差距不会是二万五千里。
《第六感生死缘》
我不喜欢布莱特·彼饰演的年轻死神。
在这部片子中，那个休假的年轻死神来到人间，观察一个商界巨子临死时的生活，并爱上了巨子的女儿，死神的爱情使得英俊的死神也充满了柔情，并惹人怜悯。但在最后一幕，当西装革履的死神将爱人的父亲带走的一刻，还是令我不寒而慄。即使最后被死神借用躯体的年轻人起死回生，和爱人再续前缘。这样的结局都无法令我释怀，无法将那一幕的残忍和不对劲在我脑海里抹去。
究竟哪里不对劲呢？
当死神在影片中成为一个西装革履的男子，当“它”成为“他”，将爱人的父亲带走的那一幕就让我想起了克格勃和集中营。
对神的拟人化带来了对于神的模仿，而对神的模仿又最大限度地激起了人的野心。渴望成为一个天使，成为主宰者，成为操盘手，成为在凡人头顶飞翔的生命。在元末的那一场模仿秀中，无数的英雄自称是转世的弥勒佛。在太平天国的疆域之内，洪秀全自称是耶和华之子，耶稣的哥哥。在抗击英兵的战争里，农村姑娘贞德自称是带来圣谕的圣女，凭借信仰的力量成为所有士兵的偶像和胜利的保障。但在火刑柱下，贞德终于开始对此怀疑，并为自己的僭越追悔莫及。
而在上帝已死的年代，每个人都可以模仿天使，每一种思想都企图成为新的创世纪。一个崭新的乌托邦，一个重建的伊甸，一个新的千年王国和新的人子。这是多么令人激昂的事业啊。想成为上帝的愿望是人类最大的愿望，在一个无神论的世界，也开始成为人类所有罪孽最大的发源地。
一个一个模仿死神的人，手拿着枪杆，就像布莱特·彼带走爱人的父亲一样，带走了我们的祖父、祖母、曾祖父、曾祖母和每一个卑微的亲人。
但是没有一个人起死回生，没有一个人的鲜血流进了后来者的身体。
与之相反，我更喜欢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史诗电影《宾虚》，对于神的敬畏，成为了那部影片中最具有张力的一种感人力量。耶稣在宾虚的一生当中反复出现，但从来没有露出过面容。一只手仿佛无中生有，从银幕之外伸进来，递给苦难者一瓢水和求生的欲望。在影片结尾，耶稣被钉上十字架的高潮部分，神的高大的背影与身躯终于出现了。但在乱发之下，基督的五官始终没有被观众清晰看见，导演始终没有给我们哪怕一个正面的镜头。在被感染之余，我们避免了一些无谓的争论：比如耶稣是马脸，还是国字脸？是双眼皮抑或单眼皮，等等。我们因而知道，那个被钉上十字架的人子，是不可能被模仿的。
我喜欢的是导演在这部片子中所保持的那样一种难得的卑谦。因为导演像领袖一样，其实是最喜欢模仿造物的一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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