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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漠是对人道主义的反动。扭曲的教育和舆论造成了这样的现实，各种各样的“模范人物”取代了人类导师耶稣、孔子和释迦牟尼的位置，千人一面的“好人”很难说不是扮演的，做好事像排练，少有真正的发自内心真实的价值判断。对人道主义询问阶级属性更是毒化了人们善良、质朴、温厚的本性，伟大的宗教和哲学很少有机会进入现代中国人的心灵。
我读到《北京晚报》（2002年3月20日）第五版“北京新闻/社会”栏目的一篇小文，题目是《跑不动的“饿”贼被擒了》：
本报讯（通讯员李寅）：一个面黄肌瘦的年轻人，盲目来京不到半个月，就花光了身上的钱，在忍饥挨饿两天后他竟出手当街行抢，结果在逃跑的途中“饿得实在跑不动了”，终于束手就擒。
……王小姐的大声呼救引来了10多名行人，大家一起围追堵截，跑不到100米的23岁的范育才因为“饿的实在跑不动了”，一头栽倒在路边，被赶来的群众和东城110巡警抓获。
这篇报导要告诉读者的大概有两点：1。外地民工不要盲目来京；2。北京人见义勇为，遇到歹徒能挺身而出。
但我关心的是，这个青年为何到了这个地步——面黄肌瘦（疾病）且跑不动（饥饿）而一头栽倒！一个人无论什么原因（此青年是到北京打工），到了不能忍受饥饿，甚至要死亡的时候，他通过什么方式获得生存下去的途径呢？无论如何我们的人道主义的起码原则是——每一个没有被法律剥夺生存权利的人都有生存下去的权利。在北京，一个馒头不过两毛钱，而一个人一天有四个馒头就不至于饿死了，可是该青年肯定没有得到能起码维生的八毛钱。也许外地人看到北京高楼大厦的日新月异和GDP的快速增长就以为北京人变得富裕而仁慈，实际上，在北京，一个穿着还没有达到乞丐模样的人如果他的确遇到了自己没有能力解决的困难，例如他花光了口袋里的最后一分钱，他很难得到帮助。这个青年最终不能忍受饥饿而抢劫，如果他得到别人几块钱的帮助也许就不会发生抢劫的事件了（我甚至认为，当一个人还有最后一点力气使自己生存下去而去偷盗或抢劫，如果不危及他人生命安全不是不可以理解为权宜之计的）。要知道现在的北京不是“三年自然灾害”的时期，无论如何逐渐富裕起来的北京人不应该让一个健康的农民青年处于饥饿濒死的境地。
人道主义不是哲学课本里冠冕堂皇的词句而应该是我们文明人类的行为原则，她应该永远是现在时态的。我们最好放弃她被历史的意识形态的争论而扭曲的含义而回归她的质朴性、非思辨性。她应该被贯彻于我们的具体行动之中。中国人必须回归自己温良的人道主义天性，五彩缤纷的现代生活不应该成为泯灭我们善良、怜悯的品格而心肠变硬的原因。人道主义不应该被当作过去时态而被遗忘，也不应该被当作将来时态而遭推脱。
我们必须意识到人道主义被遗忘的危险性。当一个人在最需要帮助的危机时候没有得到帮助，他的心灵受到伤害的结果往往是——对人群产生刻骨铭心的仇恨，人群将面临仇恨带来的后果——犯罪。人道主义被遗忘得越普遍，犯罪现象也就越普遍，这种结果对每个人的生存都是危险的。
然而人道主义不是居高临下的施舍，而是来源于我们每个人的心灵自觉。但是把人道主义仅仅局限于自发的帮助行动是不够的，人道主义需要我们社会建立一种理性的体制。当媒体报道某个需要帮助的人，例如一个没钱看病的孩子的困境，于是社会纷纷伸出救援之手，常常发生这样的情况——孩子得到赞助的金钱远远超过了他所需的费用，尤其当报道他的媒体是在全国有很大影响的媒体的时候。而另一方面，更多的没钱看病的孩子因为不能幸运地得到媒体的报道依然在肮脏的破床上呻吟。我们的社会如何使每个人的生命都能得到最大可能的尊重，使之普遍性地获得及时的、合理的、制度性的帮助呢？
今年一月，我的父亲患脑溢血住进了医院，我从北京赶到老家河北大城县医院，我第一次感到金钱是多么的重要。英国诗人布莱克说：“金钱是理性也是魔鬼。”当我从口袋里拿出我妹妹凑的两万块钱交给医院，我父亲因而得到治疗的时候，我心里已经在修改布莱克的诗句：“金钱是理性不是魔鬼。”后来不久我在医院目睹的一桩事情使我心情更加沉重，当我面对一个七十多岁的农民老太太举着赤贫的双手哀哭的时候，我不得不说没有金钱的状况才是真正的魔鬼。老太太来自县城东面二十里外的一个村庄，好心的村里人帮助老太太把她患脑溢血的老伴儿用三轮车拉进县医院，医生告诉她只有交一万元的押金才能住院治疗，老太太说她的手里只有东借西凑的一千元钱，医生也只有摇头，这个没有儿女的老太太只好把已经昏迷不醒的老伴儿拉回村去——“听天由命”吧，当我听到这句无可奈何的话语，除了悲伤之外便是使我生出对百万富翁的羡慕，假如我是富翁，我会把钱塞进老太太的手里，告诉她这是上帝无所不在的一个证据，可惜没有上帝拯救她，因为我只是一个普通人，不是富翁。
必须看到，比起二十年以前中国普遍的贫穷状况，现在收入不高的农民和城镇低收入阶层的生活也是相对幸福的。我青少年时代亲身体验过吃了上顿没下顿的恐惧饥饿的感觉。而现在，在中国任何一个地方对饥饿的恐惧已经基本消失了，这是中国人民改革实践的伟大胜利，也是人类二十世纪人道主义的伟大胜利。但是，温饱的人群中的低收入个体一旦遇到他人生境遇中的不幸，如大的疾病，除了死神来规劝他去地狱或天国的路，医院的医生因不能得到维护医院发展的金钱也一般没有“胜造七级浮屠”的动力。
所以，迫切的事情是——人道主义的理性精神呼唤中国社会必须尽快建立起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中国加入WTO之后，外国的保险公司将进入中国市场，我是发自内心的高兴。我并不在乎资本的所有者的属性——是国有还是私有、是中国的还是外国的，对那些在病床上呻吟的人来说，得到治病的金钱最重要，只要及时，金钱来源于哪种保险公司并不重要。我这样说并非意味着我成了金钱崇拜者而忘记了所谓民族利益，不，从资本的运作来说，以保险公司为例，我有和我的一个在国家电力公司的朋友相一致的看法，他说，电力系统的电网越大则整个系统越稳定。我认为保险公司也一样，保险公司覆盖的人群越多则保险系统越稳定，而且我有一个很明确的感觉——发达国家的保险公司比较成熟、诚信。中国因为融入了国际大系统将给社会带来更稳定的局面，而不是相反。中国的民族利益将因开放的资本市场获益更多，经济全球化的现实意义在那个乡村老太太的表现是，如果她把自己存有的一千元钱买了医疗保险，那么她为老伴治病得到的金钱不是来自村里邻居的帮助而是全世界买保险者人群的帮助，她将不会有“听天由命”的无可奈何、辛酸的泪水以及可能失去亲人的痛楚。
打破封闭的小农经济，让资本在中国市场自由地、理性地运作是中国目前最大的人道主义。中国目前的经济形势是近五十年来最好的，我们不能指望政府在一夜之间把所有的社会问题消除掉。例如“三农”问题依然是中国最大的问题，我们勤劳的朱总理在作政府工作报告之后回答记者提问时，坦言农民收入过低的问题令他寝食难安。但是，目前基本良好的社会经济形势不应该成为我们漠视社会痼疾而任其存在下去的托词。中国现行体制中的诸多弊端使我们总是不断地看到我们本不愿看到的情景，一方面是中国农民的负担在各级官员高喊减轻的声音中不断地加重，另一方面是某些封疆大吏的成百上千万元人民币的大肆贪污。我们必须找到层出不穷的贪污者轻而易举地进行贪污的深层原因，我们应该以人道主义的名义思考那句不朽的名言——绝对的权力绝对地产生腐败。这的确是一个重大的问题，在这个问题的思考上任何人没有设置禁区的权力，否则我们无法面对辛劳的父老乡亲流泪的双眼。
当然，情况也在悄悄地有所变化，新一代知识分子因为接受现代教育（他们中许多人接受了外国大学的教育）正在和即将成为社会的中坚。例如，较高素质的新闻工作者正在使过去的“舆论工具”回归舆论本身应有的地位，使我们能够了解社会的真实情况。不过，在我们庆幸新闻的真实性的同时，又不得不为真实的新闻中反映的权力霸权而愤懑慨叹。《北京晚报》2002年6月5日一篇文章《公民民主权利遭到粗暴践踏——她多次被强迫送精神病医院》：
黑龙江省绥楞县四海店镇宝山村农民黄淑荣到当地信访部门反映问题，在县信访办认为她反映的问题“大部分属实”的情况下，却被多次送进精神病医院，强制进行“治疗”。……黄淑荣今年43岁。从 1998年开始，她向有关政府部门反映土地承包和干部腐败问题，被多次强制送进精神病院。
如果这位叫黄淑荣的农妇真有精神病，政府对其“强迫治疗”真是伟大的人道主义，不幸的是，政府对其“仁慈”的强制治疗有其特别目的。为了自身的“稳定”，政府是如此地“当家做主”，竟然肆无忌惮地践踏公民的民主权利。分析政府在这桩“小事“上敢于为所欲为的原因，大致有：1。黄淑荣是偏远农村妇女，文化不高，黄淑荣的反驳对于医院的“专家诊断”不会构成威胁。2。政府是强大的，他有“充足”的理由和权威让医院的医生得出黄淑荣有精神病的结论。不过政府如此有恃无恐的最主要原因恐怕是不畏惧任何“监督”，或者说面子上的权力监督机构都是在政府的体制内，根本就没有什么值得害怕的监督力量。这样，强大的政府与职业医生合伙就造成了这样的事实——说你有精神病你就是有精神病，你有精神病的原因是因为你不断地上访，你不断地上访反过来更证明你有精神病——这是多么粗暴和蛮横的“理由”啊。参与鉴定的哈尔滨第一专科医院医生都是司法鉴定的专业人员，请听鉴定人滕秀英振振有辞地说：“说实在的，我们是为政府排忧解难。”
呜呼，如此排忧解难！政府是谁家的政府？两千年前，当孔子面对悲伤地哭泣的妇女询问了原因后，曾对他的学生们说过一句意味深长的话：“苛政猛于虎。”不过，如果孔夫子今天说这话，精神病司法鉴定的“专家”们或许会鉴定他有“精神病”！
目前中国政治最大的弊端是权力监督的极端薄弱。腐败仅仅是一个侧面，深层掩盖的是权力者对普通公民意志的漠视。
我们的学校教育乃至整个意识形态应该逐渐把追求“正义”作为自己的最高原则。正义，既不是利他主义也不是利己主义而是人道主义。当然绝对的正义是不可能的，因为正义总是人类理解的正义，而人类的理解总是不完善的。但历史地看，自从希腊雅典实践民主政治的两千年以来，权力制衡的政治体制能够实现国家政治最大可能的正义，而集权主义不能实现正义，进一步说，罪恶总是和集权主义相伴而生的。
我们必须借鉴世界各国优秀的政治体制，这是中国现在时态的人道主义的最迫切要求。中国加入WTO之后外国资本的拥有者总要与中国的中央或地方政府以及各级政府官员发生关系，一个廉洁高效的政府是中国真正地融入国际社会所必需的。如何建立高效廉洁的政府？向优秀的国家学习。加入WTO并不仅仅意味着中国经济的融入世界，WTO应该是一座更宏伟的桥梁——中国人民通达世界优秀文化的桥梁。
“恐龙胃”与“物理人生”
——兼论宗教伦理于构建绿色生态的意义
？ 王开岭
一
一位在政策研究室工作的朋友对我说：基层官员们为何那么嗜吃喝？那么多时间、精力花在陪吃、招待上？换句话说，为什么独对食物表现出如此强烈的兴趣？除了“集体同吃”能避免“个人贪污”之嫌、往往不被纪律和司法追究外，关键是穷惯了、饿怕了——要知道，现在这批占据各部门要职的干部，大都四十岁以上，有的甚至是“三年自然灾害”的受害者，故对食物的欲望一直旺盛得很、执拗得很。另外，官员们毕竟属工薪阶层，在外蹭一顿饭局，吃得过瘾不说，至少省了家里一顿饭钱不是……
应该说，朋友的话不无道理。但另一事实是，即使在经济发达地区和富裕人群中，不同样存在狂饮豪嚼吗？甚至更变本加厉，乃至到了“什么都敢吃”、“吃无敌”的“黑吃”、“恶吃”、“海吃”、“暴吃”的地步。
不错，相当比例的中国人的确被穷怕过、亏狠过、饿坏过。但对食物的疯狂摄取，仅仅是一种对物质匮乏、饥饿身世的矫枉过正？变态的吃喝风可简单地视作一种对长期亏损之胃的机械补偿吗？若仅仅这样，仅属一种生理上的“补亏”，倒可乐观了：只要经济发展了，物资丰裕了，“恋食症”即迎刃而解、自然痊愈。可事实根本没这般简单，如果把超常、无度、贪婪的物资挥霍仅仅归咎于一个民族漫长的贫穷与饥饿史的话，又该如何解释当今南方省份那些令人瞠目结舌的“饕餮宴”“恐龙席”呢？
曾见一份报道：“深圳一天吞掉十吨蛇。”如果说深圳食蛇已成标志的话，那海南流行的则是吃鸟，数年下来，原本种类繁丰的海南鸟族今已伤残累累、羽光凋零。事实证明，在物资富裕程度已足够高的人群中，人生的“物化”价值倾向不仅没得到遏制，反而更加膨胀和愈演愈烈。这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