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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显示，世界上最大的野生动物（包括很多珍稀类）消费地在亚洲，尤以香港、广东、台湾为盛。在中国菜的餐单上，你尽可以找到穿山甲、猴脑、熊胆、寿龟、鹤鹳、灰雁、鹿血、河豚、蛇蟒、大蜥蜴、扬子鳄……“四条腿的除了桌椅板凳什么都敢吃。”在西方人眼里，这简直疯了，简直是一种恐怖，一种“暴力饮食”、“犯罪饮食”、“地狱饮食”，大概惟有魔鬼撒旦才如此癫狂。
难怪有人说：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大、最复杂、最深不可测的胃！
我想，仅仅大还不要紧，重要的那胃里都装着些什么？可怕的是，里面竟有那么多惨不忍睹的动物尸体……那简直不叫胃，而是世上最大的动物坟墓！
什么样的胃呢？大概应叫“恐龙之胃”罢。
推杯换盏、划拳猜令、呕物狼籍、残羹剩炙……确属中国生态的一大标志景观。不仅官场，百姓间的私人交往亦如此，只是价码、档次稍“寒碜”点而已。从团体名义的工作会餐、会议招待，到民间身份的婚丧嫁娶、节庆暇聚、联络感情，哪个少得了觥筹交错、杯光筷影？哪个城市哪级政府没有自己的“接待中心”？哪家单位的财务账本不赫然登着一笔“招待费”？情谊、关系、面子、买卖、批条、贷款、项目、公章……尽可以吃出来，喝出来。中国人的豪迈、能量、胆魄和激情，似乎惟在撞杯的一刹那方石破天惊地乍泄，似乎也只有在酒精中才可升腾到沸点。西方自然也有腐败，也有不正当交易，但大都是远离饭局的，即使生活中的朋聚小饮，也多采用“AA制”。
前几年，据媒体披露：有北京和广东的商人比阔，曾一掷几十万订一桌酒席，直至店家实在举不动更高价牌为止……这种石崇斗富的奇观实在令人咋舌，但更令人不解是：这究竟算什么？此即事业成功、人生辉煌的标志？
那种纸醉金迷、花天酒地、一掷千金……相信绝不会发生在洛克菲勒、比尔·盖茨们的身上。事实上，西方那些比我们阔得多的世界巨贾们，常常过着一种节俭、朴素、节制的生活，其价值可能体现在创造财富和纳税额上，但同时也把降低物耗、拒绝浪费、节制欲望作为一种追求，一种信仰和操守。他们往往要把很多辛辛苦苦赚来的钱转移到别人身上，比如高额的产值税、收入税、遗产税，比如无偿捐助教会、资助公益事业、设立文化基金等。据几年前的一份统计，美国每年的社会捐赠，大约总有一千四百亿美元以上，而致力慈善事业的基金会，就有三百多个，每个基金会的经费，动辄即二三十亿美元……正像有人指出的那样：“美国人无疑在权利观念上是最极端的个人主义者，但在道德观念上恐怕是最典型的‘公共主义’者。”（袁伟时《路标与灵魂的拷问》）据国际组织“世界价值调查”1990年的统计，百分之八十二的美国人至少为一个（平均2。4个）志愿公益组织提供志愿服务，这个比例在德国为百分之六十八，加拿大为百分之六十五，英法分别为百分之五十三和百分之三十九……不久前，世界首富比尔·盖茨就曾表示，愿将遗产的绝大部分捐献给社会。为什么会这样呢？除了基督教精神中的平等、博爱、仁慈、慷慨等思维习性外，更与公民社会对权利与义务的理解、自觉承担与共享意识有关，与其深层文化中的某种超功利价值目标有关，与其对社会的满意程度、生命体验中丰富的审美含量有关。
事实上，中国人的生态欲望一直呈现着两股奇怪的情状：一方面是健康欲望的蜷缩、正常理想的遭冷漠和受抑制，比如爱情、婚姻、性、言论表达、个体选择、自由意志等；另一面却是不合理需求、畸形与变态欲望的疯狂膨胀和大肆流布……比如饮食，西方人提倡的是营养，注重的是环保和资源有限性，从而主张一种节约型适度型便捷型的餐饮方式，原则上“够用”即可，像自助餐和分餐制，吃多少取多少，决不剩余和浪费；而国人重视的乃“花样”、“碟数”、“排场”和“规格”。变幻缭乱的山珍海味、野馐奇佐，甚至成为一种炫耀财富的资本。“吃”本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如何吃”、“吃什么”、“吃什么价”。吃并不仅仅满足生理的需要，更反射着主人的心理和社会欲望，“胃”似乎同时兼容着“大脑”“脸面”的特殊功能……双方的质别，绝非饮食文化的“单调”与“丰富”所能比拟，而只能从价值观、生命信仰和审美气质方面去检索，去界定。
仔细打量即发现：中国人的情感联络和权力的腐败形态，差不多全是物质型的。像“一年酒消费逾西湖水量”、“一年公款吞掉几艘航空母舰”之类的“事迹”，即这种交易的成果。所以，“反吃喝”便也成了反腐败的一大紧要事：“清正廉洁”这块匾要从招待费、从官员们的嘴里、胃里往外掏。不过，反吃喝确也反出了一些令人啼笑皆非的“特色”。听说过一件事：一位省级领导到基层县区视察，嫌工作餐“不标准”，勒令换“自助餐”，可小县城根本没这洋玩意，于是，趁首长大讲“廉政须从管嘴做起”的当儿，县府急忙调车，由一位副县长亲自带队，警车开道，浩浩荡荡，从几十里外的市区大饭店借来餐具、厨师和菜料。已备好的酒席呢？好办，全泼进了猪槽……这等事若摊上西方人的智商，是要给弄傻的。
中国人，你为何只想到吃？为何对自己的胃那么眷顾和青睐，惟独于头脑却漠不关心呢？想想“四大发明”的火药，到头来也只填了烟花竹筒，而指南的磁勺，也只排遣了深宫闺庭的寂寞……想想一百年前，大清朝吏中算见过世面的李鸿章李中堂，竟也二话不说，将英国公使送的名犬牵进了厨房……或许，我们的生命实在太“生理”了，实在缺乏更辽阔、遥远的生命理想和审美想象，视野惟碗口大小，眼光也往往只有筷子长度。或许，什么时候，中国人把气胀而积垢的胃给疏通好了，神智才有望变得健朗而清明，中国的人文现代化才真正苏醒罢。
毋庸讳言，中国人的欲望结构和消费形态皆严重地“物理化”“算术化”，文化品质中缺乏纯净的精神审美和超功利的价值目标。亦即说，这种对食物的大幅欲望和超量需求，显露的是一种陈腐的文化形态和价值观念，一种对人生的物质化理解和顽固的生理消费模式——“生理人生”、“物理人生”、“算术人生”（食物需求，不过乃物质需求之最浮表最直观的形式）。这和是否“温饱”“小康”并无决定性的因果关系。贫穷表现出的是一种“物化”，富裕昭示的也是一种“物化”，落魄时对金钱的吝惜及疯狂追逐反映了对物的倚重和迷信，而发迹后的大肆挥霍与炫耀亦源于同样的“拜物”情结，一脉相承，前后并无二致。不知不觉中，人生的成功标志即：对物质和权力的占有程度（权力，说到底也是一种物化能量，一种间接的对物的占有方式）。
欲望物质化、信仰物质化、交际物质化、权力物质化、艺术物质化、情趣物质化、操守物质化……人生面貌全方位的物化，说明了什么？
其中，最大的原因恐怕与现代理性和宗教精神的匮乏有关。我们的宗教资源向来稀薄，更缺乏健康而科学的现代理性意识。而一个民族，一旦缺少了“宗教感”和理性态度，缺少了对生命普遍的尊重和对自然的审美习惯，功利思维便失去了制约，欲望便失去了底限。
二
在对自然的态度和饮食等生活习惯上，西方人奉行“节约”和“绿色”原则，究其原因，一方面取决于成熟的现代理念，一方面得力于传统的宗教关怀意识——
从社会理性的历史变迁看，随着工业革命和进化论、唯物论的兴起，西方文化自十九世纪以降，继“人本”之后大肆流布起了“人类中心论”（对大自然来说，“中心论”即人类集体的利己主义：“世界皆为人设计”、“万物皆备于我”），它最大限度地开发了人对自然的征服欲、占有欲和统治欲，在刺激人类物质生活和工具生活的同时，也深深影响着人的传统灵魂结构。“自然史上从来没有过像今天这样，一种生命形式威胁着这么多别的生命形式。”（霍·罗尔斯顿语）但目睹了一系列生态破坏后果之后，人类那种“胜天”的狂妄与霸主自信开始受到怀疑，愈来愈多的人意识到：过分强调自然对人类的使用价值，不仅伦理上“不公平”，且意味着一种可怕的价值误区：“中心论”试图将人类从自然家族中分离出来——并使劲推向高处的努力——纯粹徒劳！大自然有其天然自足的能量系统、生态平衡和链条法则，万物皆平等皆合理，任一物类的受伤都能引发大自然全身的疾病，人类其实什么都“战胜”不了，每次所谓的“征服”，都是对自身的一次重创和削弱，都是一种自虐狂的态度。于是，西方理性开始了对工业时代和物质文明的反思，批评物对人的压迫，抗议工具对人的异化，并逐渐生长出一种新的理性精神：“大地伦理”与“自然和平主义”！“任何事物，只要它趋向于保持生物共同体的完整、稳定与美丽，就是对的。否则，就是错的。” （奥·利奥波德《大地伦理》）这意味着，它不再仅仅从人群内部系统来寻找和确立价值准则，它突破了“人本”边界，向平等的万物秩序挺进，从而推翻了以“人”为尺度的传统判断标准，使生态学变成了一种最广泛的伦理学，一种富有“宗教感”的生命关怀信仰。二十世纪中叶以来，各种生态研究机构、动植物保护协会、环保基金、“绿色和平组织”如雨后春笋般蓬勃而生，正是这一伦理的应诉表现。
遗憾的是，迟迟才步入工业时代的中国人，只顾埋头享受生产力所带来的初级好处，只顾惊羡和崇拜技术的威力，并未顾及西方文化这场“润物细无声”的价值反思。
更须重视的是，“大地伦理”在西方的深入人心，并非仅仅是现代理性对“工业暴力”反思的结果，亦非完全出于人类自保心理和“利害相较”所致，同时起作用——甚至起根本作用的，竟是西方传统文化中最具底蕴和主脉意义的宗教精神！
最接近“大地伦理”的即宗教伦理。宗教是一种类似儿童、妇女和老人的智慧，她教人懂得敬畏、懂得感激和呵护，懂得小心翼翼地善待一切，尤其善待自然和弱势生命……无论基督教，还是佛教等，其精神都有一个共同核心：倡导物种平等和最低消费原则，倡导生命间的关爱和承让，倡导对欲求的节制、对苍生的仁慈与悲悯，倡导万物和平……这恰好构成对物质主义、人本消费主义的一种文化抵御。“如果说有什么东西即使在我们这个时代也能起保障社会的作用，甚至使罪人本身得到改造，那就惟有反映在人的良心中的基督的法则。”（陀思妥耶夫斯基语）克尔凯郭尔也说：“大多数人的不幸并非他们过于软弱，而是他们过于强大——过于强大，以至于不能注意到上帝。”
对今日西方人而言，在精神皈依方面，基督教仍发挥着终极作用，但它已更多地被一种温和的“泛信仰主义”——即“宗教感”状态所替代。历经几个世纪的宗教改革和现代理性冲击，基督教本身逐渐背叛着它作为统治意识的全能性和世俗性，实现了从权力形态向纯粹的精神形态——从“固体”的历史格式向“液体”的心灵格式的转化。其教义也从冷酷的“原罪”和单纯的“禁欲”走向一种对健康人性、公共美德和心灵秩序的追求上来。借助它，人们更多地完成着一种对“善恶”的最高确认，对理想品质的寻求与塑造。由于人格化的减弱，“上帝”概念不再发挥其传统工具意义上的剥削作用，相反，她愈来愈多地变成了一种赋予和施舍，一种神性光芒下的人文关照，一种重视生命、呵护灵魂的福音和能量……这是一个从严酷走向温柔、从愤怒走向宁静、从喝斥走向慈爱的历程。
正由于基督教的这种变迁，她才与现代理性和谐地组成了“经纬”关系，共同编织着今日西方的文化生态。宗教的神性作用，有效地弥补了知识理性在文明构建方面的不足。
或许有人会问：即使没有宗教在场，单靠法律、制度、教育等理性手段，就不能建立一个优美和有良知的绿色生态社会吗？前景不容乐观。比如在动物保护、严禁滥伐和过度开采等方面，虽然我们在宣传、监管和打击上使出了浑身解数，但收效甚微。无论科学游说还是严厉的制度，似乎都难从根本上遏制人的贪婪欲望。
科技本身乃实用的产物，是以维护人的消费利益和开发更多的使用价值为使命的，不仅未从根本上动摇“人本”的功利原则，甚至还巩固了它；而法律更为“人本”产物，它是人与人协商的结果，既然是人工契约，那人就有可能随时怀疑和推翻它。在社会约束力上，惟一超越科学理性和法律的即信仰，尤其宗教信仰，宗教是人与神（宇宙意志）的一种共谋和共享，乃最高的自然法，乃最原始意义的心灵契约和精神秩序。她传达的不是人的意志，而是永恒的神之律令，其神性尊严和权威乃天然的，无须假设或人工求证。与宗教相比，法律和制度都不具永恒价值，只有历史性、时段性和区间性，它们的实际威严也远远低于宗教威严。比如一个人可以不承认、不服从历史性、集团式的法律，但他很难不敬畏宗教的“善恶”观，不向心目中的“上帝”俯首。我们亦不难发现，在宗教传统资源较丰裕的国家和地区，对自然的保护，明显优于了那些无神主义占主流意识形态的国家（无论其生产力多么发达）。比如日本，其社会民主程度和知识理性水平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