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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莉娅坐了起来，双手抚摩着他胸膛、肩膀上坚实而伤痕累累的肌肉。她是个一帆风顺长大的姑娘，和她的许许多多同辈人一样，甚至连自己周围那个狭小的天地都无法理解。
“那么怎么去理解那些人们为之而献身的正义战争呢？”她问。“我指的是，譬如反对希特勒的战争，那可是正义的战争，不是吗？”
香农叹了口气，点点头。
“不错，那是正义的。希特勒那家伙的确是个兔崽子。但有一点，是他们，西方世界的那些权贵们，卖给了他那么多钢铁，才使他得以发动战争。然而，他们又生产了更多的钢铁，去打垮希特勒，从中赚取更大的利润。为了杀死希特勒，全世界付出了3000万条生命的代价，而一个雇佣兵只需花费一粒子弹就能办好这件事，代价还不到一个先令。”
“但我们到底还是胜利了，不是吗？这是一场值得为之献身的正义事业，我们终于赢了。”
“我们是赢了，我亲爱的小东西。这是因为与希特勒相比，俄国人、英国人、美国人有更多的枪炮、坦克、飞机和军舰，这就是取胜的惟一原因。如果希特勒的东西更多，他也会赢的，历史将会写下他正确，而我们都错了。你明白吗？胜利者总是有理。我有一次听到过一条绝妙的小格言：‘上帝站在强大的军队这一边。’这便是富者和强者、多疑与盲从的人都接受的哲理。政客们笃信它，所谓‘严肃的报刊’鼓吹它。其实真相是：统治者们是站在强大的军队这一边，因为强大的军队首先是他们建立、武装起来的。那些千千万万向来轻信报刊杂志信口雌黄的读者们从未费神想过：上帝，假如冥冥之中确有上帝的话，也许是和真理、正义、怜悯站在一道，而不是和丧尽天良、残酷无情的武力同流合污；真理和正义也许在弱者这一边。然而即使那样，又有啥用？强大的军队总是要取胜的，‘正义的舆论’总是要表示赞同的，而被食者们总是会深信无疑的。”
“你是个叛逆者，猫儿。”朱莉娅喃喃地说。
“当然。我向来如此。不，不是向来如此，而是自从我亲手在塞浦路斯埋葬了六个战友之后。就打那时起，我开始怀疑起领袖们的智慧与正直了。”
“你既然要去杀人，也就可能被杀，说不定啥时候就会死于哪次荒唐的战争之中。”
“是的。当然我也可以像一只恋窝的家雀似地留在某座荒唐的城市里生活下去，过着荒唐的生活，缴着荒唐的租税，从而使荒唐的政客和领袖们能把金钱花费在选举能为他们服务的统治者身上。我可以坐在一个荒唐的办公室里工作，挣上一份荒唐的工资，早晚间坐着火车荒唐地奔波于办公室和家园之间，直到荒唐地退休。但是，我更愿意以我的方式行事，我的方式生活，我的方式去死。”
“你曾想到过死吗？”她又问。
“那还用说，常事。你难道不是吗？”
“是的。可我不想死，我也不愿意你去死。”
“死并不太坏。当你多次亲身经历过死亡而又活下来之后，你就会对死处之泰然了。我给你讲件事儿。有一天我在清理这套住所时发现了一张垫抽屉的报纸，是一年前的。上面有条新闻，我浏览了一遍，写的是发生在去年冬天的一件事。有这么一个老人，孤苦伶什地住在一间地下室内，听清了吗？一天，人们发现他已停止了呼吸，是在他死去一周左右后才发现的。人们告诉验尸官说，从未有人来看望过他，他自己已无法常常出来转转了。病理学家说营养不良至少已有一年了。你能猜出人们在他喉咙里发现了些什么？硬纸板的碎屑！他死前一直在一口口地啃着一只食品包装箱，以填饥腹。喂，小东西，我是不会这样离开人世的，我有我的方式。我情愿胸膛上挨了颗子弹，口里含着鲜血，手中握着枪，满怀着挑战的心情，高呼‘给我一块五尺之地吧’！我情愿那样去死，而不是窝窝囊囊地躺在一间潮湿的地下室里，嘴里塞满硬纸板，咽下最后一口气。好了，现在快睡吧，我的小宝贝，天都快亮啦。”
十一
星期一下午1 点刚过，香农抵达卢森堡。他从机场要了辆出租汽车，来到卢森堡信贷银行。他取出护照证明自己便是基思·布朗后，询问起此刻应正等待他来取的那笔5000英镑汇款。
银行职员花了几分钟检查了一下电传室，发现了这笔汇款是刚从苏黎世汇来的。香农没把它全部兑成现金提走，只换了相当于1000英镑的卢森堡法郎，然后签了张表格，把余下的4000英镑存在银行里，由银行给他开了一张数值相同的保付支票。
在前往乌格大街的兰一斯坦恩财会公司赴约之前，他抽空吃了顿快餐。
卢森堡与比利时、列支敦士登一样，在银行业和企业交易上为投资者们提供了一套高度隐蔽甚至秘密的服务制度、任何外国警方要想在此摸清某桩交易的来龙去脉，简直比登天还难。大体说来，除非确能表明一家在卢森堡登记的公司业已违犯了卢森堡大公陛下的法律，或者能证据确凿地说明该公司已卷入一项极其耸人听闻的国际丑闻之中，否则无论哪国警方前来调查该公司的情况，都将完全置之不理。这儿正是香农施展身手的理想场所。
他是三天前用电话和埃米尔·斯坦恩先生——这家名声显赫的公司合伙人之———谈妥这次来访的。为了使自己与这种场合相适应，香农特地穿上一套新近订做的深灰色西装，内穿一件雪白的衬衫，打着一条气度不凡的领带。他手拎一只提箱，胳膊下夹着份《泰晤士报》。出于一种莫名其妙的原因，欧洲人似乎普遍以为身带这种报纸的定是个体面的英国绅士。
“在未来的几个月里，”香农对眼前这位灰白头发的卢森堡人说，“几位英国商界同人，鄙人也是其中之一，希望在地中海地区做点生意，也许是在西班牙，或是法国、意大利。为此目的，我们愿意在贵国创立一家控股公司。如您所料，我们这些住在英国境内的大不列颠公民，要在几个欧洲国家不同的金融法律下从事商业活动，将是一种非常复杂的事务。因此，即使仅从税收的角度出发，把这家控股公司建立在贵国境内，也是可取的。”
斯坦恩先生点点头，这种情况并不陌生，许许多多类似的控股公司都是在他这小小的国度里登记注册的，他的公司每天都要收到不少与此类似的申请。
“布朗先生，这不应该有任何问题。”他对来者说。“当然，您也明白，公司开张前必须办理完卢森堡大公国所有的法律手续。这些手续一旦就绪，您的控股公司便可掌握一批在别国登记注册的其他公司的多数股票了，但却完全免受任何外国政府的税务调查。”
“多谢您了。也许阁下愿意向我扼要介绍一下在贵国开设一家这样的公司所需要的基本程序？”香农问道。
这位财会专家便井井有条地讲清了有关程序。
“与英国不同，在卢森堡境内设立的任何有限股份公司都必须至少有七个股东，三个董事。然而，常见的做法是：由受人委托代为成立控股公司的卢森堡财会人员出面担任公司董事长，加上他自己的两个小合资人一起组成这家公司的董事会，再由他手下的三名职员担任公司股东，每人仅持有一份微不足道纯粹是凑数的股票。这样，想开设公司的投资人只是这家公司的第七个普普通通的股东。不过，由于他掌握了公司绝大多数股票，所以公司的实际命运是控制在他手中的。
“一般说来，股票总数和股东姓名都将登记在册，但按规定。持有多数股票的股东无须登记自己的身份。因此，各人身边的股票就成了决定性的东西，谁掌握了多数股票，谁就能控制这家公司。万一原先那位持有大多数股票的股东不小心遗失或是被窃，那么得到这些股票的人也就自动成了这家公司的主人，而不必证明这些股票是如何到他手中的。您能听懂吧，布朗先生？”
香农点点头。其实这种安排正是他求之不得的。这样，塞姆勒买船时，便可利用一家谁也无法摸清底细的公司作身份掩护了。
“控股公司，”斯坦恩先生继续说，“正如其名称所示，可以不做任何形式的买卖，而只是控制其他公司的证券。您的同仁是否已握有能控制住其他公司的股票并打算将那些股票转到卢森堡来呢？”
“没有，目前还没有。”香农答道。“我们希望能买下选择好的地区内某些现有企业的股票，或者是创立另外一些企业，然后为了妥善保管起见，将其大部分股票转到卢森堡来。”
一小时后，双方达成协议。香农向斯坦思先生出示了他身上的那张4000英镑的银行支票，以证明他确有偿付能力，并且缴给斯坦恩先生300 英镑现款作为押金。
斯坦恩先生同意立即着手筹措，建立一个控股公司。两人先翻阅了一遍厚厚的“现有企业一览表”，在确定没有重名后，把他们即将成立的这家公司起名为“蒂龙有限控股公司”。公司全部资本将为40000 英镑，但暂时只发行1000股股票，每股价值1 英镑。斯坦恩先生收下1 股，担任公司董事长；他的合伙人兰和另一位小合资人将各拿1 股，董事会就由他们三人组成。兰一斯坦恩财会公司的三名职员——事后得知是公司的三个秘书——每人拿1 股，余下的994 股全归布朗先生所有。这样，实际上是他在操纵这家控股公司，而董事会只不过是他的代言人而已。
公司筹资成立大会初步定于12天后或者打那以后的任何时间里召开，只要布朗先生事先能来信说明他何时将来卢森堡出席会议。等这一点谈妥后，香农离开了财会公司。
他赶在银行关门前回到那儿，归还了那张支票，再将这笔4000英镑转汇到他在布鲁日银行的账户上。然后他找好旅馆，当晚就在卢森堡过夜。虽说他已预订好明晨飞往汉堡的机票，但他还是请旅馆的职员再打电话到机场证实了一下。他的下一个目的地是汉堡，是去寻找武器的。
军火交易是当今世界上除毒品买卖外利润最大的生意。因此毫不稀奇，世界各国政府都深深卷入其中。自从1945年以来，是否拥有本国自己的军火工业，几乎已成了一个国家的威望所在。这一行业空前繁荣兴旺，产品到70年代初便已多到这样的程度：据估计，住在我们这个星球上的所有男女老少，每人平均都能分到一件武器。除了爆发战争，平时制造出的大量军火根本无法消耗。所以，合乎逻辑的解决办法不是将多余的武装弹药推销出口就是发动战争，或者两者同时并行。可是，由于世上几乎没有哪国政府愿意使本国步人战火，但为了以防万一又不愿坐看自己的军火工业衰败下去，于是多年以来各国军火工业的重点一直放在出口上。为达此目的，列强们各自都豢养了大批薪金优厚的武器推销员，在世界各地到处奔波。他们巧舌如簧，想方设法地劝说所有那些担心自己的军火不够充足的当权者们前来购买他们国家生产的武器，或者挖空心思，诱惑那些忧虑手中的武器不够先进的统治者们尽快更新装备。
不过，列强们却从未关心过，他们售出的百分之九十五的军火，那些买主们用来镇压本国人民以维持他们的独裁统治，而不是用来抵御外国侵略。合乎逻辑的是，军火交易的兴起正是西方国家相互激烈竞争、抢夺利润的产物，随着俄国开始大量制造武器，军火出口自然也就变成扩张霸权的重要手段。
渴望攫取更多的利润与妄图扩大政治影响二者相互作用着，交织成了一张错综复杂的计算网，世界各大强国都在日以继夜地对此加以精心盘算。假如一个列强向A 国出口武器，但拒绝卖给B 国，那么它的竞争对手将会立即迫不及待地将军火售予B ，而不给A。这就叫做维持力量平衡，和平也就因此而得以维持。在军火生意中，赚取利润是始终如一的目标，这是条永恒的原则，惟一能与之分庭抗礼的是政治上的需要。出于扩大势力范围的需要，列强们往往不得不忍痛割爱，放弃利润。因此赚钱的本能和政治上的野心相互牵扯着，把世界各国的国防部和外交部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任何一个国家，假如仅仅打算建立起自己的初级军火工业，其实并不困难。制造步枪、自动武器及两者使用的弹药和手榴弹、手枪，相对来说都不复杂，对技术水平、工业基础及各种原料的要求并不高。但是小国由于自身的需求量甚少，不值得为此建立一套相应的工业设施，所以通常是从大国那里购买武器成品。此外，他们也明白，本国落后的工艺水平使得他们实在无法在军火出口市场上与他人抗衡。
虽然如此，在过去的20年里，相当数量的越来越多的二流强国大力发展并建立起本国的基础军火工业。一般说来，生产的武器越复杂，困难也就越多，能够制造的国家也就越少。制造小型武器很容易；生产大炮、装甲车、坦克却并非易事；要想建立一整套造船工业体系，生产现代化的战舰，更是难上加难，制造先进的喷气式战斗机和轰炸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