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周恩来对尼赫鲁所作的保证，可以得出一个自然的推论，但看来周恩来没有把这点讲清楚。中国虽然准备接受麦克马洪线的走向，但中国不愿简单确认麦克马洪线。北京在这方面的态度是前后一贯的。只要存在着边界条约，中国都是遵守这个条约的。但如需要进一步举行谈判以便划定走向和解决争端时，中国就会坚持必须缔结新约。新条约一般会肯定旧的边界走向；但是在中国看来，新条约既是两个平等的国家之间协商的结果，那就消除了旧的“不平等条约”的污点。中国对中苏边界条约的态度就是这样。但是，中国认为麦克马洪线并没有条约依据；因此，划定边界只能是以现状为基础。从实际的和政治的考虑出发，即使批准一条象麦克马洪线这样大家都知道的——虽然不是明确划定了的——边界，也需要经过谈判协商。周恩来可能认为这是不言自明之理。因为他当时是联系到中缅谈判的问题讲了上面那番话，而且他接着还讲到，他相信印度将和中国一样，都不会认可旧时的帝国主义的条约。此外，前不久他还向尼赫鲁保证过，中国不会利用谈判来试图变更边界。
但下面的问题仍没有解决：为什么周恩来这时候没有提出中印边界西段的问题呢？当时尼赫鲁似乎还没有察觉：印度自一九五四年以来在地图上对阿克赛钦这块地方所提出的要求，正是中国认为属于自己并作为自己的领土而加以使用的地区。但是中国政府必定了解不久以前印度地图上曾明确地对阿克赛钦提出了要求。中国当时正在毗邻的中段地区处理边界争端，因此可以假定有人会向周恩来汇报西段地区也有可能发生争执。如上所述，尼赫鲁和他的顾问们认为，如果让中国方面根据它自己的地图对被印度占领的领土（麦克马洪线南面的地区）提出要求，对印度最为有利；也许中国对于印度对阿克赛钦（中国认为是中国领土）在地图上提出的领土要求，也采取了同样的对策。
周恩来一九五六年和尼赫鲁讨论东段边界时没有提出西段边界问题，不管这样作的理由是什么，这件事带来了深远影响和不良后果。当时周恩来肯定认为中国方面在麦克马洪线问题上是作出了让步，而尼赫鲁大概也同意这种看法。在那种情况下，如果周恩来当时进而指出印度地图在西段标出的边界线是错误的，很可能这场中印边界争执就可以避免了。当时印中兄弟友谊正处于极盛时代，尼赫鲁肯定会把对印度地图作微小的修改（使其符合地面的现实情况），看作是为了继续中印友好而付出的微不足道的代价。的确，他也许会欢迎有这样一个机会，使他能够作出一些姿态，来与周恩来对麦克马洪线所采取的实用主义态度相媲美。不过这个机会一下子错过了。两年后局势完全改观。彬彬有礼地指出你方的地图与实际情况不符是一回事；发现了你的邻国（连一个招呼都不打）已经修筑了一条公路通过你的地图标明是你国的领土，这又是另一回事。客观现实也许是同样的，但是感觉却不一样，而在这件事情上感觉就是一切。
一九五八年十月十八日印度政府交给北京一份备忘录，就印度发现中国修筑阿克赛钦公路作出反应。这份备忘录声称：这条公路所通过的领土“若干世纪以来就是印度拉达克地区的一部分”，还说，“中国政府没有首先获得印度政府的准许，甚至没有通知印度政府，就通过无可争辩的印度领土建筑一条公路，这是令人惊讶和遗憾的事。”备忘录并询问中国政府是否收到关于那个失踪的巡逻队的消息。中国在复照中进行了不礼貌的反指责。复照说，印度的武装人员非法越境，进入中国领土，因而已被扣留。“本中印友好的精神”，这批印度武装人员已被递解出境， ＇ 注：就是说，把他们放在高达一万八千英尺的喀喇昆仑山口外边。印度军队当时在附近并无哨所，但这一小队印军总算幸运，终于被发现并脱险。 ＇ 但是北京形容他们的入侵是与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不相符合的，并要求保证今后不再发生类似事件。经过这一次外交交涉，围绕阿克赛钦的领土要求的冲突终于公开化了。印度政府复照说，这一地区究竟是在印度还是在中国境内，是“一个争执中的问题”。这是印度唯一的一次承认了存在着争执，而在几个星期之后，印度就推翻了这一立场。
印度政府一方面等待巡逻队的报告，以便弄清阿克赛钦公路的位置，另一方面正式地提出了中国地图的问题，在给北京的一份备忘录中说，在一份最新出版的中国杂志中有一张简图，把印度认为是印度领土的几块地方标成中国领土。在东段，中国地图继续不理睬麦克马洪线，而沿着山麓标出中印边界走向。尼赫鲁在一九五O年曾经暗示了这一点，当时他说：“过去三十年来，中国的所有地图都把现在属于印度的东北边境的一部分领土，标成不属于印度”。在西段，中国的地图把边界线标为从喀喇昆仑山口向东南方走，直到羌臣摩河谷。如上所述，这种标法和十九世纪英国当局对边界的观点正相吻合，只是后来英国对于俄国势力向印度的挺进感到震惊，才开始对他们的边界想法作出相应的修改。 ＇ 注：见历史引言 ＇ 上述标法把整个阿克赛钦地区划入中国境内。
印度的备忘录追溯道，一九五四年尼赫鲁曾经向周恩来提出过地图的问题，并说周恩来的答复是这样的：现行出版的中国地图是以老地图为根据的，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还没有来得及改正这些地图。印度建议说，现在正是作出改正的时候了。中国的答复又一次使印度感到仓惶失措。复文证实了周恩来在一九五四年曾说过，现在发行的中国地图是以解放前出版的老地图为根据画的，但又说周恩来曾解释过这是因为中国政府“对中国的边界还没有进行勘察，也还没有同有关各国商量”。到适当时候，通过这些协商将产生对中国边界的新画法，与此同时，中国将不会自行修改边界。这份备忘录在中国指责印度巡逻队的同一天递交给印方。它透露了中印双方不仅在领土主张上有冲突，在对待整个边界问题的态度上也存在根本的分歧。至少从一九五O年开始，印度的政策一直是说北部边境不容谈判。这项政策在最初主要是指麦克马洪线，但在一九五四年，却扩大到中印边境全线。现在很明显，北京对这个问题的方针是完全相反的，中国期望先讨论边界走向，然后再加以确认。
客观上看，中国的态度听起来合情合理。但是新德里却认为中国的态度含有令人震惊的意图，说明中国要在它所选定的时刻提出领土要求。“巴依、巴依”的气氛已烟消云散，说到底它不过是印度的和亚洲的民族主义的漂亮词藻和表情而已。也许印度对中国的感情在骨子里总是带有几分不信任。当中国对边界问题的态度变得更加清楚的时候，这种不信任就发展成为公然的猜疑，随即又变成愤懑的敌意。
尼赫鲁在一九五八年十二月给周恩来写了一封信，开始了两国总理间的信件来往。这种信件来往成为贯串这场整个外交争论的一根连结线。尼赫鲁来信语调友好，一开始先赞扬中国的进步，然后转入边界问题。尼赫鲁回顾了一九五六年他同周恩来讨论麦克马洪线的情况，他说当时周恩来曾经告诉他中国将承认麦克马洪线，印度的“印象是在我们两国之间不存在边界争端”，因此，中国政府最近的声明，提到有必要进行勘测和谈判的说法，使他迷惑不解。尼赫鲁接着声明了印度的立场，从此以后他就坚持这一立场，寸步不让：“印度的这些大片土地＇中国地图标明是属于中国的＇只能是属于印度的，这是毫无疑问的，而且对这些土地不存在争端”。
周恩来的复信也同样是热诚的。他感谢尼赫鲁来信中对中国建设成就的赞誉，他也向尼赫鲁致敬，并且感谢印度政府为“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地位所作的努力。”在谈到边界问题时，周恩来声明了中国的基本立场，对此立场，中国此后也不肯退让。他写道：“首先，我想指出，中印边界是从未经过正式划定的。在历史上，中国中央政府和印度政府之间从未订立过有关中印边界的任何条约或协定。”所以，印度和中国出版的地图就有了出入，而且中印之间存在着边界争端。中国地图对边界的画法是几十年来（如果不是更久的话）中国地图的一贯画法，虽则“我们并不认为这种画法的每一部分都有充分的根据”，但是没有进行实地勘察，也没有同有关邻国商量就加以更改，也是不适当的。为了使已经发生过的此类细小的边界事件得以避免，周恩来建议“作为一种临时性的措施，双方暂时保持边界的现状”。
中国的立场是：中印边界从未划定过，中印双方存在争端，只有通过共同协商和联合勘察，才能解决争端。周恩来说“边界问题的存在，绝对不应该影响中印友好关系的发展”。经过适当的准备之后，这一历史上遗留下来的问题一定可以通过友好商谈，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得到合理的解决。
谈到具体的争执问题时，周恩来对阿克赛钦的态度斩钉截铁。正如同尼赫鲁对整个边界所采取的态度一样。周恩来说，位于新疆南部的这片地区“长期属于中国管辖”。中国边防部队一直在这个地区进行巡逻，新藏公路也通过这个地区。周恩来对于东段边界却不那么肯定，他相当详细地说明了中国政府的立场：
如你所知，“麦克马洪线”是英国对中国西藏地方执行侵略政策的产物，曾经引起过中国人民的很大愤慨。从法律上讲，它也不能认为是合法的。我曾经告诉过你，它从未为中国中央政府承认。当时中国西藏地方当局的代表虽然在有关文件上签了字，但是西藏地方当局对这条片面划定的界线实际上是不满的，他们的这种不满，我也正式地告诉过你。当然，也不能不看到另外一些令人鼓舞的重大变化：这条线所关系到的印度、缅甸已经相继独立，成为同中国友好相处的国家。由于以上种种复杂原因，中国政府一方面感到有必要对“麦克马洪线”采取比较现实的态度，另一方面也不能不审慎从事，并且需要一定的时间来处理这个问题，这都是我几次向你说过了的。但是我们相信，基于中印友好关系，对这段边界总可以找到友好解决的办法。
这一段话在以后关于边界问题的外交文件来往中又多次重复过，它是很关键的。印度方面把这一段话理解为中国拐弯抹角地拒绝了麦克马洪线。后来，中国把阿克赛钦的那片有争议的地区和麦克马洪线南面的那片地区相提并论，印度认为这就证实了他们的上述理解。但是，这一段话想表达的意思果真如此吗？
尼赫鲁提醒周恩来，说他在一九五六年曾经讲过，他将承认麦克马洪线是中国同印度之间的边界，周恩来的答复是针对这个问题而发的。他也许有意用“这都是我几次向你说过了的”这句话，示意他仍然坚持原来的立场。他把产生麦克马洪线的协定的合法性（他否定了这个协定有任何合法性）和这条线本身区别开来。对这条线本身，他说，考虑到中国同印度存在着同缅甸一样的友好关系，“中国政府……有必要……采取比较现实的态度”。从上下文来看，下面的假定是站得住脚的：周恩来是在暗示，中国和印度一旦坐下来解决中印边界问题，中国会接受麦克马洪线的走向作为那一段的边界线。把产生这条线的协定的合法性同这条线本身区别开来的作法，也是可以理解的：改变自从一九一四年以来历届中国政府的立场，承认英藏协定的合法性，就等于承认西藏当时是个主权国家，从而也等于是承认一九五O年中国军队进入西藏是侵略行动，而不是重新树立一度丧失的中央政府的权力。达赖喇嘛逃到印度以后，自己也从反面说出这个论点：他曾对新德里的听众说，“如果你否认西藏享有主权国家地位，你就否认了西姆拉条约的有效，因而也就否认了麦克马洪线的有效”。
如果说中国准备接受麦克马洪所画的线作为边界线，为什么周恩来又没有明明白白地这样说出来呢？中国政府当时期望同印度就边界的全线举行谈判，无疑是打算把中国暗示接受麦克马洪线作为“有取有予”的交易中“予”的一项。鉴于印度对重要的新藏公路所通过的地区提出了断然的要求，因此边界争论显然必须经过一番艰苦的讨价还价。在这种情况下，在谈判开始前——事实上，在对方还根本没有同意谈判的时候——绝不可能指望任何政府正式表示接受麦克马洪线，从而放弃一个主要的讨价还价的筹码。周恩来在两年前已对此问题在口头上作出了十分明确的保证，这次再度以书面形式向尼赫鲁作出保证，他所能做的也不能超过这个地步了。
周恩来肯定中国政府愿意把麦克马洪线作为东段边界线，这种理解可以从北京后来处理整个中印边界争端的作法中得到证实。那末，为什么尼赫鲁和他的顾问们却不作这样的理解呢？首先，也许是因为印度过去对中国的那种潜在的不信任，这时已变为猜疑。印度怀疑中国为了领土扩张或者仅仅是为了造成对印度的压倒优势，要攫取或要求那些被印度认为是属于它的领土。更加现实的是，中缅谈判这时恰好陷于某种僵局，而缅甸似乎告诉过印度，说中国人不讲理、不妥协。如果这是一个因素，那么，当两年之后，中国同缅甸签订了边界协定，接受了麦克马洪线，并在进行了一些较小的修改后，也接受了缅甸所主张的其他地方的走向， ＇ 注：见第二章注 ＇ 这时候上述这种因素就应该消除了；但是，在一九五九年，印度还是难以从周恩来的信件的字里行间看出有什么保证的含意。最后，也许是最重要的，中国当时要求印度政府改变它一贯遵循的边界政策的中心前提（即麦克马洪线不容重新谈判）。为什么印度政府把重新谈判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