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九年夏季，中印两国的外交交涉反映了并加剧了由于西藏叛乱而引起的两国邦交的恶化，同时，双方沿着中印边界调兵遣将，使得两国走向迎面对撞的局面。在东段，康巴族叛乱分子在西藏南部雅鲁藏布江和麦克马洪线之间进行集结，使得中国也在这个地区派驻重兵，把军队开到边界上，防止叛乱分子越境进入印度寻求庇护，并切断西藏难民的外流。在边界的另一面，印度军队把他们的前沿哨所推进到麦克马洪线，在有些地方甚至越过了麦克马洪线。
当然，麦克马洪线从来没有标定过（一九一四年英国同西藏当局互换照会是否就算得上在法律上划定界线，印度和中国对此有争执；但是，双方都一致认为：麦克马洪线从来没有标定过，就是说，没有在地面上标界）。麦克马洪线大部分走向是沿着一条明白无误的，不易攀登的顶峰线，但其余部分却是按照模糊不清的地形特征来画的。在这种地方要确定边界线的位置，唯一的办法是把麦克马洪的原图上的经纬度在地面上标出来。按照这套工作程序，时常会造成一条不方便的或荒谬的边界线。而且由于麦克马洪的原图的比例是一英寸等于八英里，那末画在原图上的那条粗线就相当于四分之一英里那末宽，因而这条线移到地面上来也不能产生一条精确的界线。但中印双方既未联合标界，就没有别的办法能把麦克马洪线在地面上确定下来。
麦克马洪画的线在几个地点偏离了他原图所标出的最高山脊，其中有一处是靠近一个名叫马及墩（Migyitun）的村庄，它位于西藏人所重视的一条香客朝圣的道路上。为了把马及墩留在西藏境内，这条线拐了一个约二十英里的弯，这一段没有沿着什么地形特征，然后又同主要的山脊会合。 ＇ 注：麦克马洪当初画他的线的原始地图复印在印度政府的《一九六O年印度北部边境地图集》（1960 Atlas of the Northern Frontiers of India）、《中印边界问题》（The Sino…Indian Boundary Question，增订版，北京一九六三年出版）以及多萝西·伍德曼的《喜马拉雅边疆》各书中。马及墩角是在东经93°15’到93°30’之间。 ＇ 当一九五九年印度在这个地带踏勘时，他们发现根据当地地形，把边界线划在紧靠马及墩的南侧，要比地图上所画的距该地以南约两英里的那条线，更为切实可行，于是印度就在该处建立了哨所。印度没有讲清楚它为什么要在这里把边界线进行调整，但看来印度可能是认为贴着马及墩南面的由西流向东的察里河（Tsari River）可以作为边界的特征。印度把边界推进到察里河边，就把距离马及墩不远的山谷对面的一个叫朗久的小村庄划入印度境内，从而为印度的边境哨所提供了一个更加实用的位置。
这种推理是无可非议的。当把地图线标定到地面时，总是需要对边界线做某些细微的调整。但是标定边界必须由双方联合进行，而印度在这一场合却是单方面行动，事先没有征得中国政府的同意，甚至没有把自己的意图告诉中国，就在印度地图上标明是中国领土的地点设置了哨所。后来印度对此也不讳言。一九五九年九月尼赫鲁对人民院 ＇ 注：人民院是印度议会的下议院，上议院是联邦院。 ＇ 说：虽然麦克马洪线大体上是固定的，但“在某些地区，在苏班西里河地区， ＇ 注：马及墩是与东北边境特区苏班西里分区毗邻的。 ＇ 或者在那一带地方，我们认为这条线划得并不好，随后我们，也就是印度政府，就把它作了变动”。尼赫鲁在同年九月致周恩来的信中拒绝了中国的指责——中国指出印度已越过了麦克马洪线；但是与此同时，尼赫鲁也承认，印度在马及墩地区所标的“中印边界同条约附图稍有不同”。他辩解说，印度的修改“只不过是根据确实的地形来体现这个地区的条约附图”。他还争辩说，这样做是符合既定的国际惯例的。如果印度同中国商量过，这样做本来会是符合国际惯例的。
虽然印度政府拒绝把整个麦克马洪线提交谈判，但它这时却建议讨论这条线在某些具体地点（包括朗久在内）的确切走向。尼赫鲁甚至宣称他愿意把这类问题提交仲裁；但是印度这些建议都是在它坚持下述立场的情况下提出来的：即中国不仅应该首先正式承认麦克马洪线，而且也应该承认印度所主张的西段边界。后来，中国也同意对有争执的一些特定地点进行临时性会谈，但中国要求把这种会谈作为就边界问题进行全面谈判的第一步。就边界走向的细小问题举行临时性会谈的道路，也这样被两头堵塞了。
印度在马及墩调整麦克马洪线以合乎他们的需要的同时，在其他地点也同样越出地图上标明的界线：一处是位于马及墩以东的塔马顿（Tamaden）；特别是在该线最西端的兼则马尼，该地三年后成为中印边境战争的导火线。但当前爆发的是朗久问题。北京抗议印度的这些向前推进的行动，接着指责印度武装部队于八月二十五日侵入马及墩南侧地带并向中国边防部队开火，中国边防部队给予了还击。次日，印度提出抗议，声称是中国军队侵犯印度领土并开火射击，迫使印度部队撤出朗久。印方照会指责中国“蓄意侵略”，企图使用武力来实现其领土要求；并警告说，印度边境哨所已奉命“在必要时对侵越者使用武力”。实际上这种威胁只不过是虚声恫吓——印度部队不久之后就接到命令，在未遭到对方射击前不得开火——但是看起来象是要同中国在朗久问题上摊牌。北京指出：由于中印两国政府对于边界线的确切位置存在分歧，印度就可能把驻扎在中国认为是本国领土上的中国人员视为越境者，并随意开枪射击。
在这种情形下，印度威胁说要使用武力，这在国际法上并没有充分理由。正如一位国际法权威所说，虽然各国都有守卫边境不受侵犯和维护本国领土完整的固有权利，但是，“如果对某国所要维护的那块土地的主权有争议时——在边界争端中情况肯定是这样的——自卫权就失去它所依据的基础了。”这里的问题是：怎样才算边界争端，怎样就不算边界争端？虚构或伪造的边界领土要求往往是侵略的借口；印度以为他们在麦克马洪线所面临的、以及后来在西段所面临的，正是这种局面。但否认真正的边界争端的存在，同样可以成为不肯让步的借口，而中国这时就开始感到他们正面临着这样的局面。
关于朗久事件，中国的说法同印度的说法完全相反。中国否认曾对印度军队所进行的无端挑衅发动反攻，坚持说中国边防部队只不过对印军进行了还击，印度军队是自行从朗久撤走的。究竟谁的说法更加接近事实真相，现在无法判断，很可能中印两国政府有一方误信其边防部队的报告。对于印度越过麦克马洪线在兼则马尼和塔马顿设置的哨所，中国军队并没有发动进攻，这个事实使印度关于中国蓄意进攻挑起朗久事件的指责失去依据（而且印度军队在朗久事件发生后不久就撤出了塔马顿哨所，承认该哨所是在中国领土以内）。最稳当的解释是：朗久事件是一次偶然的冲突。当双方对峙的武装部队逼近一条尚未标定的边界时，可以预料到会发生这一类的冲突。
然而，印度国内却毫不怀疑朗久事件起因于中国的侵略。《印度时报》揣测中国“边界攻势”的动机是旨在“降低印度边境居民的士气，并挑衅性地炫耀它显然占优势的军事实力，以便在锡金、不丹、尼泊尔和缅甸等国更为广泛地造成印度确实无法保护它们的印象”。印度人民社会党的决议谴责中国的“扩张主义”和“它对友谊、容忍、共处等崇高概念采取了满不在乎的蔑视态度”。该党的决议最后说：“印度人民面临着新的危险和新的挑战——但是一个国家只有正视这种危险和迎接这种挑战，才能发扬它的尚武精神和民族个性”。一位报纸专栏作家还认为中国军队是在试探印度在东北边境特区的防御能力。
一九五九年八月二十五日，中印边界争端第一次在麦克马洪线上演变为真枪实弹的射击（印方说印军死一人伤一人），与此同时，西段的局势也是一触即发。那年夏季，印度政府决定在列城东北的三个地点设置哨所，这些哨所距离中国地图标出的边界线还很远。虽然如此，印度后勤供应当时还达不到这些地方。同时，印度政府决定派遣巡逻队循羌臣摩河谷而上，前往拉那克山口，并在这个山口建立一个哨所。印度认为这个山口是边界的标志。这支由约七十名特种边境警察 ＇ 注：一种类似阿萨姆步枪队的准军事部队。 ＇ 组成的巡逻队，在建立了其他哨所以后，沿着羌臣摩河谷而上，到达空喀山口时，遇上了中国军队——中国认为空喀山口是边界的标志，他们已先行到达了这个山口，并在那里建立了哨所。十月二十日，印度的一个三人侦察组为中国军队扣留；第二天，经过激烈交火，印军有九名被打死，七名被俘。中国方面也有伤亡，但大概只有一人死亡。双方对空喀山口事件的说法，又是相反的。印度人报告说，他们遭到据守在山顶的中国军队的伏击；中国方面说，印度军队遇到了一支中国巡逻小队，企图把他们抓走，接着就开枪，但被打退。被俘的印度士兵和巡逻队长所作的声明，证实了中国的说法。但是印度被俘官兵被释放以后，又翻了案，说这些声明是长时间的讯问逼出来的。这次又同朗久事件一样，没有确切证据足以说明哪一方的说法更接近事实真相。
但印度国内自然没有人表示怀疑。在印度认为中国对朗久发动了无端的蓄意进攻之后，紧接着又发生了印度报纸称之为“对印度警察部队野蛮屠杀”的事件，这就使印度政界对中国的态度由猜疑转化为公开的敌对。
印度的边境政策，是由尼赫鲁同外交部的官员们讨论形成的；是通过在西段的高山荒原和麦克马洪线南面的丛林里调动巡逻队和武装部队来执行的；是在同北京交涉中争论过的；又是在印度议会里阐述、辩论和肯定过的。这出在边境演出而以印度受到毁灭性打击告终的武戏，和在外交上演出而以亚洲两个最大的国家互相仇视而收场的文戏，统统在印度议会，特别是在人民院里，通过舌战反映出来。在一九五九年秋季朗久和空喀山口冲突事件发生以后的三年中，印度议会在同中国争端的问题上化费了不下几百个小时。在印度议会中演出了另一场更加微妙的戏剧。在这场戏中，尼赫鲁压倒一切的威望逐渐下降，最后随着印度陆军的惨败而彻底崩溃。与此同时，立法机构也开始控制了行政机构。
一九五九年在第二次和第三次大选之间，在人民院的五百议席中，国大党拥有百分之七十四的席位。在巨大的拱顶议会大厦里，下议院的会场呈半圆形，光滑的柱廊是英帝国建筑艺术的杰作。议员座位排成扇形，好象半块圆蛋糕切成一片片那样。国大党占去了绝大部分，只剩下最后两片留给了反对党。用术语来讲，印度议会中并没有反对党（根据人民院的章程，至少要有五十名议席才取得政党的地位），只有一些党派的小组。当时，其中最大的是印度共产党，有三十一席；其次是人民社会党（Praja Socialist Party），有十九席，它是从国大党分裂出来的主要派系，几年以前一些社会主义者脱离了国大党，后来又四分五裂。其他的政党都不足十席。尽管有几个拼凑起来的小组织，那是为了便于争取发言的时间和其他议会权利。新近成立的自由党（Swatantra Party），被认为代表不信教的民主派右翼，可能取代国大党的地位。人民同盟（Jan Sangh）反映印度教的正统和反动势力的意见；社会党（Socialist Party）是从左翼分裂出来的一个派系。共和党人（Republicans）代表“不可接触的人”。以上这些党派和一些更小的党派，加上许多独立人士（Independents），填满了反对党的其余议席。反对党的议员人数虽少，但他们同人多势众的国大党唇枪舌战，相当倔强。人民院里最好的辩论家大多数出在反对党方面。其中有阿恰里雅·克里帕拉尼（Acharya Kripalani），他是前任国大党主席，现在是人民社会党的领袖。他往往从前排座位上站起来抨击政府，特别是把目标集中在国防部长克里希纳·梅农（Krishna Menon）身上；他的顽强态度和他的灰色长发使人想起“古舟子” ＇ 译者注：“古舟子”（the Ancient Mariner）是英国诗人柯立兹（Samuel Taylor Coleridge，1772…1834）的诗篇中的主人翁，这里用来描述这个议员象古舟子一样白发苍苍和讲话娓娓动听。 ＇ 的模样。阿索卡·梅达（Asoka Mehta）当时也在人民社会党里，他是一个道道地地的反共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兰加（Ranga）教授是南方的安德拉邦（Andhra Pradesh）人，是自由党的重要代表；还有米努·马萨尼（Minoo Masani），从前是个社会党人后来转变为右翼分子，表现了变节者所通常具有的那种狂热；希伦·穆克吉（Hiren Mukerjee）教授是个议会里共产党人的典型，讲话文雅、准确有力，他警觉地捍卫共产党的民权自由和议会权利。在独立人士中，法兰克·安东尼（Frank Anthony）是有英国血统的印度人团体的领袖和指定议员，也很杰出。他的发言恳切有力，有时象毛玻璃那样既锐利又闪光。他总是穿着一身整洁无瑕的西服，又能言善辩，因而显得突出。这个时期，印度议会办公和辩论绝大部分是用英语进行的，偶而也用印地语，那只是由于某个议员英语不行，或者更罕见地是由于他把讲印地语看成一个原则问题。
人民院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反对党派的头头们差不多都曾一度是国大党党员。他们和议会会场对面的政敌本来就是战友。在印度独立运动时期，大家都能摆脱政争，至少当时彼此在政见上的分野不是那么清楚。往日情同手足的联想有时使议会内的交锋增添了几分怨恨，但也烘托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