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从一九六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零时” ＇ 译者注：北京时间应为二十二日零时。 ＇ 起，中国边防部队在中印边界全线停火。
2。从一九六二年十二月一日起，中国边防部队将从一九五九年十一月七日存在于中印双方之间的实际控制线，后撤二十公里。
这已经是够清楚的了。然而声明又一丝不苟地写明：
在东段，中国边防部队虽然至今是在传统习惯线 ＇ 注：这是沿着山麓的那条线，即麦克马洪线出现以前的边界线。 ＇ 以北的中国领土上进行自卫反击，但仍准备从目前的驻地撤回到实际控制线、即非法的麦克马洪线以北，并且从这条线再后撤二十公里。
在中段和西段，中国边防部队将从实际控制线后撤二十公里。
中国希望印度武装部队同样从实际控制线后撤二十公里，如果印度政府不那样做，“中国保留进行自卫还击的权利”。双方政府可以在实际控制线本侧设立民警检查站。北京建议双方官员在边境会晤，商谈有关设立检查站的地点，实现共同后撤和归还被俘人员的事宜。然后，两国总理就可以重新举行会谈，谋求友好解决。中国欢迎尼赫鲁前来北京，如果尼赫鲁有所不便，周恩来愿意再次前往德里。中国期待印度“作出积极的响应”。“即使印度政府不能及时作出这种响应”，中国也将执行上述措施。
这个建议是周恩来早在一九五九年十一月七日给尼赫鲁的信中第一次提出过的（从而暗示以那个日子为准来规定“实际控制线”），克节朗河战役后又重申过这个建议。在争论的过程中，中国三番五次地劝告印度，说这是消除边境冲突危险，为解决边界问题扫清道路的唯一可行的办法。然而，印度却始终加以拒绝。印度在中国开始进攻后，在二十四日，尤为粗暴地拒绝了上述建议。现在，打了胜仗的中国并没有在硝烟未散之时，把胜利者的条件强加于对方，中国坚持的仍旧是它一直建议过的东西。不同的是它现在已不再是建议了，中国决意将它付诸实施，并且警告印度，如果它不采取相应的行动，把部队从实际控制线后撤二十公里，则将引起严重的后果。可是，与中国下面的一个警告相比，这个警告也就算不了什么：如果印度试图在西段恢复前进政策，或者派军队重新进入塔格拉三角地带，“中国则保留还击的权利”。这是北京的表明意图的声明中真正带威胁性的条文。
过后，中国说明了它的计划。它把部队开到麦克马洪线以南是“为了彻底击退印度反动派的武装进攻，打破印度反动派用武力改变边界现状的计划。……为通过谈判解决边界问题创造条件”。中国说，这些措施是没有什么不可理解的，印度“懂事了一些，中印边境局势才基本上和缓了下来”，这都证明了上述措施产生了作用。只是由于人们过去广泛地接受了印度对于事态发展的说法，所以才对中国的行动感到出乎意外。甚至那些并不相信中国发动对印度侵略的人们，也认为“中国全面占领它所要求的全部领土以后，再从这样的实力地位出发进行谈判，这乃是中国进军的逻辑”。但如果中国真的这么干，不仅会破坏中国对一切边界问题的立场，而且会使中印边界成为难以愈合的创伤。如果中国部队留驻东北边境特区，那么，当印军一旦恢复过来之后，必然要开始从平原地带试探北进，那时，北京将无法摆脱这场没有止境的战争。英国前外交部常务次官卡西亚勋爵（Lord Caccia）一九六六年回顾这场边境战争时说，据他所知，“中国在战场上取得胜利之后撤回原线；一个大国不利用军事胜利索取更多的东西，有史以来这还是第一次”。中国所追求的不是领土，而是边界的解决，军事行动正是为了达到这一目标。撤退是这种想法的组成部分，为了使考虑周详的军事上和政治上的策略赢得全胜，就需要走出这最后的一步。
打到了边境又突然收兵的军事行动，并不足以迫使印度政府同意谈判。因此，中国的军事行动不一定能达到正式划定中印边界的基本目的，但正如北京一九六O年向印度所建议的那样，这是可以等待的。中国军队的行动已确保在等待期间——至少在几年之内——边界现状将不受干扰，印度方面将不致再蓄意侵犯或出击挑衅。
至于印度陆军对停火必须作出怎样的反应，这已是不成问题的了。新任的陆军参谋长乔杜里将军报告说，他的部队除了对等地响应中国的停火行动外，别无他途可循。他命令部队在午夜以后，如不再遭到射击，即不得开枪。至于那些政客的看法，照例是大不相同的。那天早晨，在议会的休息室里，在有圆柱的宽敞走廊上——记者们在会前都聚集在那里——激动的谈论中最经常听到的是“耻辱”这两个字。中国单方面的停火虽然使军人们感到如释重负，可是那些文职人员却感到好象是在他们的伤口上擦盐一样。他们几乎一致主张应该马上拒绝北京的“提议”。有几名阿萨姆邦的国大党议员主张接受中国建议，但立即被其他大喊大叫的声音压下去了。一方面是难以挽回的军事败局，另一方面是慷慨激昂的政界舆论，尼赫鲁又一次穷于应付，就采取了拖延时间的做法。尼赫鲁首先把新任的国防部长恰范介绍给议会，然后简单地说，他至今还没有接到北京关于停火的官方通知，在接到通知前，他对北京的建议不拟发表意见。至于说到谈判，“我们的立场……仍然是……必须恢复一九六二年九月八日以前存在的位置”。印度政府对中国前一次外交行动是立即予以断然拒绝，而目前这番表态却是字斟句酌，小心谨慎，两者形成鲜明的对照。这似乎是美国驻印大使加尔布雷思竭力劝阻的结果。加尔布雷思担心如果立即明确地拒绝中国的建议，印度的处境会变得更加糟糕，所以他力促印度政府采取不置可否的态度。 ＇ 注：到那时候，美国大使加尔布雷思，实际上已成为印度政府的枢密顾问，他对担任这样一个角色很卖力，干得也很老练。他所著《大使纪事》（Ambassador's Journal，伦敦Hamish Hamilton出版，一九六九年）一书中对这些事情讲了不少。 ＇
尼赫鲁刚一坐下，反对派议员就马上跳起来，对法兰克·安东尼称之为“典型的、盘算好的中国诡计”进行谴责，要求政府保证不要理睬停火并继续拒绝谈判。另一名议员大声叫嚷，“为了体面，为了尊严，为了自尊，只有把那些野蛮人赶出去之后，我们才能谈判。”阿索卡·梅达说，中国的做法是“欺诈”，另外一些人则认为它是最后通牒。同往常一样，国大党的普通议员说话比较克制，但他们也一致认为必须拒绝中国的建议。就在当天的晚些时候，除了印共以外的所有反对党发表了联合声明，声明说：“中国提出单方面停火的建议只是他们搞的另一个臭名昭著的诡计，其目的是要借此在我们全国阵线中制造混乱和分裂，赢得时间，以巩固其地位并调集兵力，对我们再一次发动可耻的进攻，阻止我们动员内外资源，并在世界民主国家的朋友中制造思想混乱。”声明要求印度总理切勿陷进圈套，要求政府向全国保证：政府将坚持坚决抵抗和不谈判的政策。
印度政府于当晚宣布，已经收到中国声明的文本，但政府发言人只讲了一句“让我们等着瞧吧”，此外不加任何评论。在当时或是以后，官员们都不肯证实业已命令军队遵守停火。如果说已下令停火，人们一定会认为这等于承认印度已经投降。相反地，政府努力给人们造成一种印象，似乎印度才刚刚开始进行战斗。尼赫鲁这个人非常喜欢年轻人，停火实施的那一天，在一个小学生的集会上，他再一次讲到，“印度同中国的战争将是长期的战争，也许要拖得很久，可能要拖到你们中有些人已长大成人能参加这场战争的时候。”
印度政府在同北京的外交交涉中，也再次使用了它惯用的假装不理解的手法，以拖延时间。新德里在获悉北京的停火声明的当天，印度外交部就召见了一名中国使馆人员，要求他澄清一些问题：“实际控制线”的确切意思是什么？中国所说的九月八日以前的位置的精确含意是指什么？两天以后，中国代办又被叫了去，并向他提出了更多的问题：中国建议中所说的从实际控制线后撤二十公里，是否仅仅适用于西段？如果中国部队从麦克马洪线后撤二十公里，“那究竟是什么地方？”中国是否要在麦克马洪线以南设立检查站？北京认为提出这些问题是横生枝节，无理取闹。每一项问题都可以从北京原来的停火声明中找到答案。驻新德里的中国外交官把问题的答案重复申述了一遍，可是印度政府仍然责怪北京的澄清是含糊的。印度政府在得到进一步的说明后才能对“中国的停火建议充分考虑”。
中国的打算显然不能满足印度政府的愿望。印度在初期失败后所提出的要求是：中国方面必须先撤退到九月八日、也就是在中国包围多拉哨所的那天以前的位置，印度才同意讨论问题。按照这样的撤退，中国方面就要从塔格拉山脊后撤，在西段，中国方面要撤出它所占领的所有印度哨所（这些哨所是印度在前进政策下建立起来而在战争中被摧毁的）。印度则将恢复他们在西段中国主张线以内曾经占领过的阵地以及在塔格拉地区地图上标明的麦克马洪线以北曾经占领过的阵地。北京的停火声明已经指出，中国部队从一九五九年实际控制线全线后撤二十公里，事实上将远远撤至一九六二年九月八日的位置的后面。但新德里认为，中国仅仅撤退部队还不够，还要所有的中国人员统统撤走；印度要尾随中国的撤退重返他们在推行前进政策时所占领的阵地。
停火一个星期后，周恩来再度致函尼赫鲁，呼吁印度对中国的行动采取相应的措施。周恩来讲到中国政府的决定已“充分地照顾了双方的体面、尊严和自尊”，并说，实现这些措施，双方都不会发生一方占便宜，另一方吃亏的问题。但是他警告说，仅仅中国一方面自行后撤并不能保证防止双方冲突。如果印度拒绝合作，停火还会遭到破坏。如果中国曾经指望通过军事行动这样的外科手术来改变印度的争吵不休的态度，那么尼赫鲁的复信必然使中国人明白过来。尼赫鲁在复信中重弹了印度的老调，并暗示印度的论点已为中国所肯定和接受。他还假定周恩来也接受了印度关于战争起因的说法。“如你所知，以往之所以发生小冲突，是因为你们的军队攻击了防止……对印度领土的侵略性的偷偷入侵的那些小的印度巡逻队或哨所”等等。他反复地讲，对中国这个“相当混乱和复杂”的建议需要得到“积极的澄清”，并再次敦促中国接受“明确的、直率的＇印度＇建议”以恢复九月八日以前的位置。
十二月八日中国发出了一份措词强烈的照会，指责印度“故意纠缠，逃避对实质问题的答复”。北京提出三个尖锐的问题：“印度政府究竟同意不同意停火？……印度政府究竟同意不同意双方武装部队脱离接触，并且从一九五九年十一月七日实际控制线各自后撤二十公里？……印度政府究竟同意不同意双方官员会晤……？”印度在当时的处境下，对这些问题的公开回答，只能是“唯唯否否”。考虑到国内外的影响，尼赫鲁和他的同僚们说，印度同中国的斗争将继续下去，对包藏祸心的中国建议必须予以拒绝，对中国不准印度把军队开到麦克马洪线去的警告应置之不顾。事实上，下达给印度军队的命令却是遵守停火，避免对中国军队进行任何挑衅。印度不再打算把军队开到麦克马洪线前沿去，尼赫鲁甚至把他在这个问题上的间接的秘密保证通过锡兰总理班达拉奈克夫人转达给周恩来。前进政策已寿终正寝，两三千名印度士兵的阵亡就是它的殉葬品。然而，边境战争的失败更坚定了印度政府的根本立场。拒绝谈判仍然是印度的基本立场。如果印度要改变它的基本立场，那只有在战败的余痛和耻辱被忘却以后很久，在尼赫鲁及其同僚下台后，才有可能。但是象开头那样顽固不化地拒绝谈判的立场，必须加以伪装；阻挠解决争端的责任，一定要推给中国。
象往常一样，印度要办到这点并不难，因为当时印度爱好和平的声誉还是那么高，而当时人们对中国的一般评价又是那么低。各方面几乎一致报道说，边境战争是中国对印度的无端入侵，所以它也就进一步加强了人们的一般印象，即北京是奉行不顾一切的、沙文主义的、好战的外交政策。人们又从中印关系之外，去寻找中国单方面停火和后撤的原因。有人猜测，这可能是俄国的最后通牒的结果。也有人说，中国之所以停止对印度的侵略，是因为当时美国已从古巴危机中脱身，可能进行干涉帮助印度。许多人很容易接受印度宣扬的那种说法：中国的交通线拉得太长，很难抵挡印度的反攻，因此中国不得不停火和后撤。如印度某一议员所说的，事实上中国后撤“根本是出于恐惧”。到后来人们几乎相信尼赫鲁所讲的“中国不敢面对觉醒了的印度人民的意想不到的愤慨”，于是就拔脚逃跑了。
在东北边境特区前线，十一月二十一日午夜 ＇ 译者注：北京时间二十二日零时起。 ＇ 停火的实施只不过是一种形式而已。早在四十八小时前，当第四十八旅的残部最后在查库瓦解时，有组织的战斗实际上就已经结束了。自那以后，双方在东段的一切地方都停止了接触。中国军队没有追击从瓦弄向洛希特河谷方面撤退的印军，也没有追击从查库逃奔平原的印军。虽然中国军队在前进时绕过数以千计的印军并把他们抛在后面，而没有企图围歼他们，但停火后零星的战斗在东北边境特区仍然持续了一个星期。有些印度部队在转移到平原的途中遭到伏击，有时在这些战斗中遭受重大伤亡。大部分后撤的印军并不知道停火的消息，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