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是在现代的意义上承认这种融合也不过是些“教士伦理的子孙”的话，至少在我看来也是诸多“不肖子孙”中“稍好”的一个。
全部原因就在于无论是相对于个人还是人类，都发生过一些无可挽回的“灾变”；也无论是相对于所曾有过或只存在于头脑中的自然的或超验的“秩序”而言，过去的也就都无可挽回的过去了。
这使我又想到了麦克太尔的另一个与此有关的“假设”：
假设出现了这么一场政治运动：公众把一系列周围环境的灾祸归咎于科学家，于是在当局的授意和支持下，普遍的骚乱发生了，实验室被焚毁，自然科学家被处私刑，书籍和仪器被焚毁，废除了各类学校和大学中的科学教育。若干年后，开始“平反”，科学重新得到了“复兴”，但人们已在很大程度上忘记了科学本来是什么样子，只好根据一些残存的片断争论相对论、进化论和元素说的优劣，儿童们继续背诵着元素周期表和欧几里德的几何学，“但没有人或几乎无人认识到，他们正在从事的并非是本来意义上的自然科学。因为那合乎具有稳固性与连贯性的一定准则的言行和那些使他们的言行具有意义的必要的背景条件都已丧失，而且无可挽回地失去了。”麦金太尔称之为“大灾变”。在这样的“大灾变”后，尽管“中微子”、“质量”、“比重”、“原子量”这些词汇还可能重新启用，但“作为使用这些词汇的前提的许多信念已经丧失”。也许就自然科学的发展史而言，这确实只是一个“假设”，但就“一个足以把道德的语言和实践抛入严重的无序状态的灾变”而言，它又确是“我们历史中的重要事实之一”。比如相对于“轴心文明”、“中华元典”而言，发生在今天的各种学院派的有关传统与现代的争论或转型，都只能理解为某种“灾变”后的“复兴”，而且它恰恰表明“我们正处在一种几乎无人认识，或者说，可能根本就没有人能充分认识的状态之中”。（《德行之后》第一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
在一个民族漫长的历史中，这样那样的“灾变”总是难免的。我也依旧记得在文化大革命中，大学是否要办的问题真成了一个问题，直到毛主席他老人家出来说理工科大学不妨试办几个才算暂时平息了一个谁也说不清楚的争论。回头去看，在当时的“背景条件”下，哪怕就是理工科大学又能办成怎样其实是可想而知的。当然这都是些题外的话，但又会使我们猛然意识到也许今天有关那些完全是从西方引进的自由、民主、共和、人权的争论，对我们来说也发生在一个“背景条件”完全不同、作为使用这些词汇的前提的许多信念从未有过的地方。
但在这里我要赶快申明一下：我是完全不同意麦金太尔企图从他那耐人寻味的“假设”中所要引申出的结论的；不仅不同意，而且很有些反感。就是我们全都浑然不觉地生活在这样那样的“灾变”之后，我也不想听到一个貌似“先知”的人物出来告诉我们“过去”曾是什么样子或多么美好，特别不想听那些与共同体利益结合在一起的类似于“修养”的美德教诲——这也许和自己中“教士伦理”的毒太甚有关，但我们考虑问题总不能不生活在现实之中。而且无论怎么说，奴隶解放和男女平等都是任何一个可想象的“人类美好生活”的必要前提。
尼采也是一位貌似“先知”的人物。他与麦金太尔在一点上是一致的，即都赞美古代希腊的贵族等级制度。（海德格尔大约也如此）但尼采骨子里是个不安分的人，如果生活在古代希腊，他恐怕是另一个苏格拉底。所以他事实上享受到了苏格拉底所未曾享受到的权利，尽管按照他对社会状况的衡量标准来说，他是一个与所有的民主理想完全对立的人物。（西美尔：《尼采与康德》）在对一种“国家秩序的基础”的选择上，我宁肯选择“权利”而不是“美德”。这是另外一个更大的话题，尽管就那种怅然的、甚至可以理解为一种感伤主义的情绪性感受而言，我面对麦金太尔的“假设”也无所应答。
如果以一种感伤主义的心态去面对当前的各种争论，难免会走向一种“寂静主义”的文化哲学。这种“寂静主义”的文化哲学是对“哲学本质上是政治的”这一无可奈何的命运的无可奈何地反抗。而就我个人的哲学努力而言，无非是想试探一下在一个充满政治的现实生活中是否存在着一种“非政治的”个人生活的可能性。
还是我过去的一篇文章的题目：一种消极而又微弱的声音。
当然这要看你怎么理解“消极”。就对各种喧嚣着的“批判哲学”，特别是自以为自己是国家医生，要引导人民甚至要给国家、民族治病的“建构学说”的抵抗而言，“寂静主义”的文化哲学同样体现着一种“高贵”，即“自求解脱一种疑难”，“是为了自己个人的生命”，为了个人思想的生存性需要。前面说过，这种“高贵”在现实生活中更多表现为神经质地愤世嫉俗。“詹姆斯·乔伊斯有一次对朋友说：‘我反抗英国的成规积习，不管是文学成规还是其它成规，都反抗，这是我才能的主要源泉。’”（伊格尔顿：《历史中的政治、哲学、爱欲》中译本第209页，中国社科出版社1999年版）不管尼采怎样区分“微言”与“大义”，也不管他在“隐瞒”与“谎言”上下了多大功夫，他的力量同样来自对一切（首先是德国哲学的）成规积习的反抗。这一点，就是再没有“稀罕的思想”的人也能从尼采的书中看出。
当然，就我们生活的现实而言，这种反抗也包括着对那种“人的金属品质贵贱论”的反抗；如果它曾是一种“自然秩序”的话，这种“秩序”的“自然性”（其实也就是一种合理性）不但永远地消失了，而且还会不断地以各种形式的“血统论”或“阶级分析法”的面目出现。这种反抗可能与自己的“非贵族血统”有关，于是无形中把“小人的道德”作为衡量事物的标准。在现实生活中，许多人事实上已经生活在类似于贵族等级制的存在秩序之中。尽管对人的自由（哈耶克）、权利（诺齐克）、公正（罗尔斯）的强调多少也带有某种理想性，而且这种理想要成为现实是祸是福也真说不定，但对于现存秩序直接表示不满，这恐怕是尼采的文章之所以不需要解释就可以直接变成知识文化人的大众话语的根本原因。在这一意义上，尼采是不死的。
就现实的感受性而言，其实最关紧要的也就只那么几句话，甚或只是几个词，说穿了也无非是些“大白话”、“大白词”，然而却就是说不穿，哪怕在一个言论完全自由的环境里也一样。尼采说他沉思到真理但不能明说，因为这真理即“无真理”——世界的本质是混乱（根本虚无）。不管这话是否在绕圈子，从哲学与人民的关系这一角度来看，尼采确实是位现实感极强的高超哲人。这种高超的本领在学问之外。也许通过小枫的解读，我们更体会到尼采的“难言之隐”，这种“难言之隐”越成为一种“富于哲学意味的情绪”，也就越使尼采成为了一位真正的哲学家。想到这里，觉得那些“大白话”、“大白词”之所以说不穿，就在于这种“难言之隐”一旦成为了哲学问题，也就势必在学问上是绕圈子的，是自相矛盾、自我抵牾的。西美尔曾说过，如果有人想避免似非而是地解释尼采，那他就一定远离了尼采。
小枫在《金钱、性别、生活感觉》（《开放时代》2000年5月号）中说，“现代性问题的关键是，人们对于事物的微妙差别和独特性质不再能够做出感受同样细微的反应，而是用平凡一律的方式去感受一切。”这我是完全同意的，所以才在尼采的基础上如福柯那样强调人的身体性（生命的本原现象）存在，因为它真正涉及到一个“如何恢复对事物有差异的魅力的细腻感受”。这也是我所理解的哲学本来意义上的“高贵”。
艺术的辉煌——读残雪《辉煌的日子》
艺术的辉煌
——读残雪《辉煌的日子》
？ 唐 俟
一 老 友
《辉煌的日子》描述的是作为艺术家的人、人的精神的光天化日。
人的精神，就是人在“自我”之内建立起研究者与被研究者的区别——这种区别归根到底是没有区别，而人之为人就是要创造出区别——并在区别（两极）之间保持联系：这就等于去寻找和结识那模糊而没有定准的、如隔着烟幕的朋友。而这正是我自己的（弄不明白的）老友。老友作为一个纯粹的人，并不是靠性别来辨认的，勿宁说他是似男似女、不男不女的；然而他所遭遇过的一些不幸，却大抵是些男女感情纠葛。他给我的“来信”使我感到了秘密联系的魅力，当然这种秘密内容绝不能随随便便向众人公布，那太可怕了。是他，使我身不由己地奔赴那没有信用的“约会”，我等待他来，或找上门去，总是一而再地乘兴而去失望而归，终于搞得自己在失去自由的情况下，像一只疯狗一样在任性的道路上狂奔乱窜起来了。我深深感到，若没有这位谜一般的老友，我决不会遭遇如此可怕的不幸和灾难，根本不可能有什么精神。
事实上，一种从原本不通邮的地方捎来的（可寄可不寄的）信件，才是真正有价值有趣味、能促使我振奋精神行动起来的：它由众人长期不定时地一笔一笔凑合写成，由一些智者热心人定稿，由老友在极端危险的情况下肆无忌惮地寄给我，也不知是怎样寄到的。我在收到这些信的期间还只是安于现状，酷爱虚荣，间或搞些小偷小摸（如剽窃），而一旦深入研读过这些信件、又加入了和老友和教授一起出场的演讲之后，我的思想才完全开放（比如想到首先要杀掉老婆），层次自然而然提高了。只是因为缺乏激情和爆发力，加之老婆比我更深刻——她早就通晓我的阴谋并知道我怯懦无能——结果屠刀反而操在她手中，我倒成为“待宰的猪”了。
最初的辉煌就是这样：就是在这种现成背景上去关怀最主要的事情，从寂寞和伤感中挣扎起来，避开日常骚扰，挺身而出到大会上去演说，讲那些毁灭地球的大地震啦、人类末日的预兆啦、“精神危机”或“人文低谷”啦，等等，或讲些个“阳光大地”、和“麦苗儿青稻谷黄”之类。像这样浑水摸鱼乱中谋利抓紧捞一把，人们就说我在搞研究，让我获得哲学家的崇高荣誉。
当然，哲学家也不是容易当的。比如在演讲中当我被痞子殴打得鼻青脸肿忍不住有所抱怨时，老友就凶神恶煞地用棍子重重打击我的背脊骨，通过再次痛打将我打醒，使我懂得，痞子们的实践精神比我的研究有价值得多。这使我又想起那用棍子狠狠抽打笔者（《思想汇报》里的主角）的食客；食客是笔者的引路人，也是芸芸众生的指路明灯。
我之终于走上哲学道路，是因为只有我在老友的诱惑下，在轻浮急躁中搭错了车，惊慌地想跳下车又不敢。只有我还在犹犹豫豫，似懂非懂，而人们都镇定自若比我彻底。比如，所有的人都知道我实际上是在卖桔子，只有我是唯一连卖桔子这名目和哲学的必然联系都搞不清的人。再比如，我总以为诈骗演讲算一回事，又以为自己说出“杀人啦！”就会引起惊讶，唠唠叨叨，纠缠不休，但人们根本不理睬我的幼稚劲，“连眉毛都没动一下”。从前有人以为，“一到说破他们的隐情，就满脸都变成青色了”（鲁迅《狂人日记》），现在才明白那所谓“满脸青色”是想象出来的：人们并没有什么隐情。如果我懵里懵懂谈论隐情，将老友的信公开出来给大家看，人们就会显出毫不相干的模样，或者就宽容和同情我（如送给我10元钱等等）。而如果我硬坚持说些大家听不懂的废话，人们就会干脆说我外出并不是卖桔子而是干着贩买妇女的勾当了。人们生怕我因特殊或偶然奥妙而先发制人占上风，担心我中状元似地当上第一个，我若再争，所有的人一致认为我脾气不好，都避免和我谈话。
其实这样一来，我倒真有希望成为哲学家。
我的哲学的宗旨，就是探讨哲学和卖桔子、爱面子、和发脾气使性子的有机联系，找出哲学造成肆无忌惮、趁火打劫、虚张声势和贼喊捉贼、我是穷光蛋又是吸血鬼这种局面的内在契机，论证乱中谋利的必然性，解开人人装聋作哑的千古之谜，回答哲学依靠的为什么就是念念不忘谈女孩子、为什么哲学就等于是暗道的问题：找出哲学终于使我成长为一个虔诚的大滑头和忠贞不二、永远纯洁的老贼的根由。
二 现 实
丁老太太——这由守门人（由老友晋升而成的传达老头）似乎于不经意之间介绍与我见面，偶然露一下脸又消失了的“人物”，象征着隐蔽的事情本身，即现实。先看看现实的标准形象：
……正在慢吞吞地洗脸。老太太很胖，行动很困难，每动一下都不停地喘气，她的头发全掉光了，又不戴帽子，看上去很怪的。她只有一个小房间……
现实的特色是长时间沉睡。她的醒来起床不过是为了进食，吃点东西马上又要睡的，“雷也打不醒”。若不是有传达老头引见，我是不可能认识她的。而这似乎不与任何人和事来往的孤寂的瞎老太，实际上正是法力无边的上级领导，人人都受她控制，摆脱不开，人人都不知不觉地按照她的意图发展自己，冥冥中是她具体规划部署了每个人的命运。当我（一名哲学家）由传达老头引领，以学生身份去谒见她时，老头子毕恭毕敬地向她介绍还将我推到她面前，她才含糊说了句：
“来了就好，不要走了。”
这分明是亲切的规劝和勉励，也是最高指示和命令。事实上，既已面见了这位看守着神圣的科学院大门的老太（传达老头是她的接班人），我还能走到哪里去？这场接见和简短谈话，不但使我懂得了背叛或犯上的绝无可能，而且懂得了，只有在见到老太太的一刻，即成了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