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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心里七上八下的，很希望她会加以说明。但她只顾吃面包喝牛奶，任凭我尴尬地站在她面前。最后，当我实在等得不耐烦的时候，她的头一垂，伏在桌上入睡了。
她一入睡就不闻不问不理我们了。这让我懂得了：我的过失就在于没有耐性。我总是“如梦初醒”似的，惶惶不安，总是不相信每次的“新地址”就是上次的老地方。然而她“作为一面镜子”，到底是怎么回事？到底怎样才能理解现实？
沉睡而似乎影踪不定的现实，它的主要特色或存在的基本款式，就是人人都见不到，都说没有这个现实。例如，人人都住在黄泥街上全都说没有这么一条街，人人都不愿承认战无不胜的食客已经来到我们中间掌握着大家的病情，人人都不肯去拜见在暗室里操纵着生死命运的白脸人，人人都装作没看见X女士的表演，都正常板着脸，坚决不相信脱光表演的真理……现实之所以看不见摸不着还幽灵式地深不可测，其根据就在于人们自身的神秘：人们什么都知道，就是不说，就是找不到词汇说话，况且也不想找。
我只有面对老友，陷入尴尬而幼稚的困惑绝境，只有依靠阳奉阴违的传达老头，借助于这位于现实之上（住在丁老太太楼上）的看门人的指引，我才能认识现实。而一旦我离开超越的老头，擅自去敲丁老太的门想重新看见现实的时候，现实就隐匿了：不再有什么老太太而只有男青年；而一旦我不甘心老太化为青年、青年就是瞎老太、硬要追根问底，就必然会惹出现实的脾气发作，不但硬邦邦地向我宣布“没有这个人！”（没有什么现实！），还要将我看成恶棍和抢犯了。
正是脾气，是心态的发作，使现实变形得再也认不出，而整栋大楼空虚平静，所有的窗户都紧紧关闭着，所有的房门都一式一样。当我偶然间在马路边碰见柱着拐棍摇晃前行的瞎老太时，她对我谈到“寂寞”，谈到“你能理解老年人的心境吗？”和“你能理解老年人的痛苦吗？”显然，她最大的心病就是再没人能理解她，她已经老怪、铸炼得炉火纯青，她没法不严厉。传达老头指出，这栋大楼（即科学院，或精神园地）实际上是一座大坟墓。
我作为职业哲学家虽然见过现实，还是感到事情永不可能水落石出。虽说“老友”和“传达老头”（这种自身区别）让我学到了一些无底洞里的知识，但是，要我紧跟和念念不忘这区别，硬要拒绝正常的“自我”而坚持欲望挂帅感觉领先，执着于自身的反常态度（如毫无理由的激动、一再去Z城寻访老友、以至最后孤注一掷连假都不请抛弃了家庭和职业爬上了火车等等），是我做不到的，做起来是非常危险的。
三 滑 头
我的最高觉悟，就是觉悟到传达老头——这整个对象意识——和我同样是个骗子手和老贼。只是他比我更根柢深厚而训练有素，每天夜里（在我不知道的时候）他都频频作案，飞墙走壁。他深沉，老到，忠于现实，不像我被人抢白几句就脸上红一阵白一阵。他跟丁老太比我跟得紧。由于他是正宗的保密能手和老滑头，才被瞎老太委托担任光荣的科学院看门人的。这奸滑的老头确实是我永远学习的榜样，所谓“在游泳中学习游泳”吧，我总是被他引导，随他牵着鼻子跑，而更上一层楼。
老人一再再三地指出我也是个“滑头”，当然并不是指我的虚荣心大歹心和小偷小摸等等，也不是指我演讲谋利飘飘然等等（如前所述，这些正是我的哲学的本体源泉），而是指，我明明是在混乱中被形势所逼，敷衍自欺地当了一回哲学家，我明明只不过历史的匆匆过客和被偶然利用的道具，而瞎老太就是根据我去科学院的想法和决心，根据我想与院长面晤的迫切心情，和连我自己回顾都要大吃一惊的迫切中的思想等等，即根据我的具体工作表现，来规定我的级别待遇（授权传达老头给我每月发生活费两百元）的，而我当了哲学家之后，却一再企图直接进入科学院立刻和院长面晤，即想结束无尽期的等待，终止正在养活我的流动不安和自言自语的日常工作，解决本要到死的那天才能解决的事情；这等于要此刻与“头发雪白的老者”的自己见面（与命运谋面），等于要在科学内容生成之前目睹科学内容，其实就是想摆脱自己赖以为生的现实（丁老太）的控制，使自己变得一身轻：这出自本能的一劳永逸的思想不折不扣正是滑头。
老头一再唆使我去见院长，鼓励我去和院长谈话，而我始终幼稚地相信进入科学院和院长谈话的可能；他有意无意地骗得我兴冲冲急煎煎地，同时就把我每次的等待、烦忙、焦虑、骚动不安和最后的沮丧失望等等，统称之为“已经和院长见过面”，“已经谈过话了”，并且把我在迫切心情中产生的和院长面对面谈话的想法（惯性的滑头思维）称之为“古怪逻辑”、“无药可救”，指出我是永存非份之想的利欲熏心的可怜人，从而给他的哲学工作“留下了污点”。
当然，对于自己所从事的这误入迷途的弄巧成拙的哲学工作，我内心也是十分矛盾的。因为，虽然我依靠传达老头并接受了瞎老太的领导而有了真正的自由（爱干什么就干什么），但我这穷困潦倒、不留余地、没有退路的紧张生活和狼狈境界，可并不是我先前所能想象的。此外，我总是希望有人和我一起看见我所见到的东西从而理解我，从而将我当哲学家这件毫无意义的事显示出意义，或扩大其影响，因此我总是喜欢讲，喜欢吹，唠唠叨叨，逢人便告。我如愿以偿地当上了独一无二的哲学家却又耐不住寂寞：这恐怕是我的哲学的死症了。
我常想，我所看见的东西很有可能将永远无人看见（比如，倘若我看见有驼鸟图案的那堵墙在没人看见之前倒塌），偌大一个世界就只有我一个这模样的哲学家，我的心病无人知晓，我将在无声无臭中默默消失，死一般平静的黑夜，永远不知道我这黑暗心地里曾经有一线光……我在矜夸之中就不免有种伤感。我无法克服这模糊的伤感。这种由于见过瞎老太、到过科学院的传达室而产生的野蛮性质的、贼头贼脑的伤感，这是非常之滑头的。
作为一面镜子，残雪确实是一个大滑头。这位公开表演的保密能手，邪恶欲望和肮脏虚荣心的化身，将事情进行到底的老贼，正是千锤百炼的、光荣而严谨的科学院看门人。从前在她卖桔子时期，还被人们议论纷纷，一哄而上地将她誉为现代派、先锋派、未来派等等，一时间让她声名大噪，她本人也得意洋洋。而现在，人们终究还是无法相信卖桔子和哲学的联系，又绝不相信一个人能够依靠无中生有专打哑谜的老头老太，从空的坟墓里挖出好东西，所以人们除了说她能说会道、别出心裁和花样翻新，除了说她是“怪才”、“英雄”、“越来越滑头”，除了对她竖起大拇指表扬之外，对她的哲学工作是不闻不问，提都不提了，就仿佛任何事故都没发生，一切都可有可无，仿佛她和大家一样什么地方也没去过似的。
致《书屋》编辑部的信
？ 钟叔河《书屋》编辑部：《书屋》越办越有看头了，证明就是我拿到手已经不能放下，总是一口气看到底，而且还不止浏览，硬是得比较细，当然这也就难免发现一二处“问题”，比如这一期（2000。11）第四十八页评郭沫若《凤凰涅槃》引卜辞作：其自西来风，其自东来风，其自南来风，其自北来风。
便应该是：其自西来雨，其自东来雨，其自北来雨，其自南来雨。
碰巧我手边有甲文原件影印本，便复印一件呈览。
又P。77第一栏倒七行，说葛金（火良）“曾任刑部主事、湖广司主稿及户部郎中等职，是个四品衔的小京官”。这也不大对。主事虽为正六品，各部院郎中却是正五品，相当于光禄寺少卿、各直隶州知州，已经不怎么小。至于四品，乃是道府一级，可以穿蟒着貂，算是当时的高干了。（清制，国子监祭酒即大学校长和内阁侍读学士都是从四品，状元授翰林院修撰不过从六品，知县只正七品。）当时的京官，各部尚书为从一品，侍郎为正二品，以上叫堂官，等于现在的部级；给事中、郎中为正五品，员外郎为从五品，主事为正六品，以上叫司官，等于现在的司局级；七品（县处级）以下的才称“小京官”，“四品小京官”则闻所未闻。
这里说的全凭印象，没有查书（亦无书可查），也许不会准确，但大体上不会错。给你们说说，是因为我不愿见《书屋》有此类纰漏，虽然未必会有人注意到这些。
评汪国真，快人快语，极为中肯。诗有汪国真，文有余秋雨，宇宙间自有此一种文字，亦少他不得；但居然风靡一时，群奉为圭臬，则读者水平可以想见，可为太息也。
窃意文当思想见解为主，文笔实为馀事。言而无文，行之不远，但这须先有值得“行”又能够“行”的思想见解，而出以含蓄有味的文字，则相得益彰。若徒以摭拾古人洋人文事为能，纵使“做”得出汪国真、余秋雨式的“作文”，似亦不足道。《书屋》既敢发出人所不敢道的文评，则千万不要另一面又为此类文字提供园地，贵其所贱啊！
匆此即颂著祺
《长恨歌》三题
？ 周泽雄
一、那一件旗袍
在烟灰色的笔墨意境中，上海的弄堂——那种沉垒了无数理想、幻灭、躁动和怨望的居住型态——在我们眼前依次展开。作者的语言仿佛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电影，以平实的取景、家常的口吻、不时出现的具有默片风格的话外音，将一座半个世纪前的迷幻都市缓缓摇出。我们感知的官能被启动了，昨日的箱底被打开了，怀旧的情感被追溯了，而我作为读者个人的那一丁点独特性（我的童年恰巧在作者倾情描述的那些老式弄堂里撒野），也使我的阅读另有便利之处。作者的回忆与一介读者的回忆，由于有着相近的生活底本，遂像多年重逢的老友，可以不断通过对细节的描述、补充来验证友谊的金贵和持久，我仿佛重新听到了凌晨倒马桶车阿姨高亢的吆喝声，重新看到了过街楼上那条寓意复杂的朝阳格花纹的窗帘。当作者引领我们追随流言的生成轨迹时，我的嘴边几乎已能咂摸出雪里蕻咸菜那样强烈的弄堂气味，又如同“老虎脚爪”点心那般扭曲和真实。
与新现实主义电影不同的是，王安忆并不一味拒绝俯瞰的视角，从“老虎天窗”外不经意飞过的那几羽鸽子，作为这座城市的同谋和告密者，被作家别有用心地借用了，我们正借此看到了语言飞翔的翅膀：像少女王琦瑶的体态一般轻盈偃伏、收拢乖觉，像少女王琦瑶的幻想一样高飞在天，迟迟不愿回家。与新现实主义电影另一大区别是，作者也不刻意拒绝特写。她随心所欲地拉动着镜头，像“风拨弄一片叶子”（雨果语）般拨弄着读者的视线，嘈嘈切切之声与攀援植物“爬壁虎”吸附一切的静态造型，都市细致入微的声色之欲与鸽子远离嚣尘的旷世姿态，在我们眼前交替掠过，时而清晰，时而淡远。这不，伴随着高跟鞋清脆的足音，我们走进了沪上名媛王琦瑶的世界，眼角里尽闪动着少女的旗袍，一件件带有岁月樟脑般陈香的旗袍。
王琦瑶属于那种典型的都市小家碧玉，如作者所言，她是我们“日常的图景，是我们眼熟心熟的画面”，一位真正的“三小姐”。她的美不事张扬，缺乏攻击性，皇后的凤冠注定与她无缘；她的美不是为了让人大呼小叫的，不是用来闭月羞花的，也不是用来出入宫廷、装饰客厅的；她的美无意于招摇，却似乎更经得起挑剔和凝视，席终人散之后更能吸引某位成熟男子视线的钩连，沧桑已非后也更耐得住岁月的打磨，因为她的美与日常生计有一种感人的互渗关系。这样的美即使陡然来到一座寻常的江南水乡（如邬桥），也照样能在小镇子弟眼里唤起月牙般暧昧的诗意。王琦瑶当然是一位红颜，红颜薄命的宿构当然也没在她身上成为例外。一九四八年与国民政府要员李主任的一段露水姻缘，除了使她至死存有那几根活命丸般的金条外，不可能在一九四九年之后给她的生活添光加彩，既然她仍然生活在上海的屋檐下。何况，她似乎又是那种别处罕见而上海滩独多的女人，即那种对革命患有先天性过敏症的女人，她宁愿在家当一位专替人打针的护士，也不愿像别的小姐妹那样去轰鸣的纺纱车间吃一口流行的公私合营饭。革命的成功与心上人的永久离去，于是便给她带来永远抹不去的阴影，因为她的世界与革命无缘，她的人生立场和生存趣味，注定只能呆在以制服为外在表征的体制之外，像一张被旧时代挂失的金圆券，无法在新时期的金融体系中兑换出相等的金额。现在她成了不祥的女人，她天生的淑女风范使她周围永远有男人尾随，而由于这种风范相当长时期内一直遭到主流社会的贬抑和排斥，这些尾随者地位、身份之卑微，也就可以想见了。在那个年代，这些靠吸食失落的海上旧梦维持精神口粮的家伙，不仅不可能提升王琦瑶的实际地位，甚至无法与王琦瑶把关系保存得稍稍长久些。阳光周而复始地在院墙上摇曳，随无花果叶一起摇落的，还有王琦瑶的青春韶华，她的生命正如压在樟木箱底的旗袍，美艳，却只能呆在箱底。
应该为这个新奇的艺术形象炮制点意义出来吗？这个水做的生命，可从来不曾对人生作过任何意义的探询呀！她穿着得体，举止高雅；她谙熟女性世界的一切，包括事关服饰钮扣的全部美学，荤腥菜蔬搭配的所有比例关系；她读报绝不看第一版，一条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