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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是最人性、最自然、最个异、最朴素的闲言碎语。
闲言碎语是小说最靠得住的材料，没有什么语言像小说那样关注一棵树，一缕阳光，一个人的叹息和欢笑，某个人在小说中抗争和灭亡，某件事物在小说中出现或消失。小说是个人命运的场所，小说不是公共语言，不是哲学，不是政论，不是道德评判，小说是一大堆津津有味的闲言碎语，小说所求的就是津津有味，有趣味和有意味有人性味。小说之外的荣辱与小说无关。诸如政治、哲学、道德、历史给小说的披红戴绿，并不改变小说的质地。
小说是最人性的，它从体味人性出发，到体味人性终了。它以心灵和肉体感知世界万事万物，以人性的语言表达。说痛说恨说爱说煎熬说人的尊严，小说之说尽小处说，小处即是痛痒处。痛痒处最是人性亦最是小说。
小说是最个异的，每部小说都是小说林中不同的一片绿叶，它在技术时代遭受的命运正是模式化对它的迫害。小说批评更多地已不是削足适履这句汉语成语，而是剁足，造假肢，酷刑之后的非人道的捏造式批评。
小说的质地最自然，得天造化，得人心灵滋生，心灵与小说互为生长，互相拯救。小说得以生存，得流传。或浩荡，或潜流，总有心灵之水徐徐相伴相依。小说应是作风正派，品相朴素，不装腔作势，即便行江湖侠义，也不入江湖黑道，对人性忠实，忠贞，让人可亲近，给人以信任，得人所信任，别人花钱买小说、花时间读小说，不要如买了假货，别人自然是上回当学回乖，然后弃之而去。
小说有好的质地，好的品性，才能同许多海了去的专家学者大师拿捏过的美学沾得上边，美学玄而又玄，讲清楚点无非是爱是想是欣赏，可远观可玩味，心炼之美而物在之美，小说如是也。
王尔德说人生模仿艺术，莫如说人生便是艺术，诗者画者歌者，莫不取之人生水火。小说艺术，借主义说，是最人本主义的，哪能尽由文字符号架空。又怎是主义主义了得？人生有多么个异，艺术也就有多么个异，不模式化，不谁像谁，不能复制才是艺术和技术的区别，不被克隆才是艺术与科学的区别。艺术也不是学问，不能问到底。有人说艺术家与一般意义的知识分子不同，我深以为然。
没有主义，没有方法之前，有好的批评，有高山流水的知音，有《文心雕龙》。有了方法，方法则成为招式，花拳绣腿。有了主义，就失去对艺术的品味与感悟，就有了大批的唾沫，唾沫贩子以及拾唾沫的。有了主义、有了方法，给活着的作家烙上火印，贴上商标，包装成各种花色，名为卖作家，实则卖批评的唾沫，死去的作家也如是处理，主义可主义到李杜，可主义到诗经楚辞。主义、流派对文学进行分割，这中间隐含了话语权分割，文坛利益分割，意识形态割锯，有人难免广集主义以称霸，有霸气而无霸才。中国文学的气韵和气脉，被穿插，被割裂，时断时续，由历史及现状。大诗人大学者闻一多对强权、对洋鬼子的霸道曾拍案而起，他也曾对文学史拍过案，著过文，讲过话，要重写文学史。要以诗和精神解散文学史，闻一多像不忍山河破碎一样不忍文学艺术的被割裂。闻一多被一粒子弹射杀，那良心、那诗心自不会被射杀。
工业化成为一种强势文化的进攻，联袂而来的是实验室产生的主义种种，主义是什么？主义是以实验去解释宇宙万物的幻想。工业化使东方世界置于死地而后生，死去的是亚细亚的劳作方法乃至社会制度，而不该牺牲的是东方文化精神。中国的小说家，批评家，教人者和受教育的人，无一例外是中国精神文化的族群，我们的欣赏趣味是与生俱来的，让我们的心灵为之一动也让人动心的，是我们独有的艺术气韵，我们的底气，我们的气数，是我们源远流长的文化气脉。道可道，非常道的雄辩，鲲鹏展翅的气度，神游万里的遐思，形成我们文学艺术语言宏观气韵，相形之下，那些小的技术手段、捡来的辩辞显得猥琐。弄来主义，流派割裂我们的文学艺术，不只是一种艺术道义上的不忍，更是对我们文学艺术语言的伤害。
我们承认小说的个异，也当然认可族群的差异。西方族人的物我分离，实证主义，产生了他们的艺术。我们的天一合一，求其精神，产生于我们的艺术。把西画做成国画，把国画做成西画，是绝不可能的。吴冠中试着中式西画或西式国画，虽老骥伏枥志在千里，也是怎么做怎么不像。
回头说话，讲时下小说批评，尽是借西方主义、流派、方法，招式，不免与中国小说现实之隔。出了一部小说，在读者中有一定反响，批评就上来，说它像什么什么小说，说它是什么什么主义，流派，这样一说，仿佛是抬举了小说，抬举了小说家。说张木匠李木匠就是鲁班还不够抬举你吗？说你的粥都熬成了西式色拉你还不甘心吗？你的锣鼓都敲打成了西式交响乐你能不受宠若惊吗？时下小说批评实在是让小说费解的一件事。
我们都相信批评家是学富五车才高八斗的人士。天下有才学一石，与君一斗，余一斗天下人共分之。学富五车尽主义，才高八斗尽方法。皓首穷经的，夸父追日的，慧眼识珠的，都成了神鬼，没得空管天下文章事了。
小说的好，好在它的原创性，好在它对生存关其痛痒，好在它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态度。拾来盗版的《国画》来读，有人说它主义，有人说它不主义。不靠它主义与流派，《国画》是一部真正的中国小说，难怪它叫《国画》。
好小说还是不主义的好。
你不得不通情达理——我编《民间书信集》
你不得不通情达理
——我编《民间书信集》
？ 徐 晓
一次阅读带来的契机和动力
一九九二年，杨健为撰写《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下文学》一书，通过朋友找到我，希望我能提供一些当年读书沙龙和地下诗坛的资料。为此，我将自己多年来珍藏的一些书信和手抄的诗文找了出来。
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赵一凡的遗物。一凡生前曾经致力于民间诗文的搜集和整理，一九八八年去世时大量资料都散失了，只有很少一部分保存在我手里。还有一些是我当年被捕后被公安局抄走，释放时又归还的。粗心的办案人员将信件清单也一并给了我，清单上有一栏记录着邮检的日期，我从中得知对我的侦察在我被捕的半年前就开始了。那时的通讯手段除了信几乎就没有别的，当时我们一边似乎很有经验地意识到信件可能已经被拆看过，一边又不得已地在信里互相提醒，好像我们真的有什么阴谋似的。公安局据此断定我们是反革命集团也未可知。出狱后家里人向我讲述抄家时的情景，除了柜子、抽屉、被子、床垫以外，连厕所的水箱和厨房的烟道都搜遍了，据说还带了专门的照明设备，说不定按他们的预想能在我家搜出电台或者武器。时间是深夜，在同一个时间我在另一个地方被捕。那时的荒唐是一般人的想像力难以企及的，使得像《红岩》等小说里描写的地下党的故事都黯然失色。正因为如此，多年来，不管房子多小，我一直带着它们。这些文字跟着我辗转了一处又一处住所，它们像是我的压仓之物，使我成为一个有历史的人。
没想到，事隔多年，重新翻拣那些已经发黄的笔记本和发毛的纸片，我仍然能一页一页地读下去，直到深夜，直到黎明……
这次阅读，促使我重新考虑一凡多年努力的意义。它们的价值何在？生命力何在？作为一凡最信任的朋友，我没有尽到应尽的责任，除了内疚和惋惜，还能做点什么来弥补这遗憾和损失？这成为我不久后开始搜集并编辑文革书信的契机和动力。
真正付诸行动，还是因为认识了罗亚旗。他以出版社的名义正式向我组稿并且签定了约稿合同。那是一九九三年初，我正被家庭的重负所困扰，回想起来，在那种情况下决定做这样一件沉重而繁琐的事情，实在是有点不可思议。我的朋友王捷和罗亚旗参与了最初的征集行动。他们俩人都是爱睡懒觉的人，尤其王捷，完全是黑白颠倒，一年中他大概没有几天能在中午十二点钟以前起床。我们相约九点钟在万寿路地铁站集合，他俩没有迟到简直可以说是奇迹。那天是去陕北知青王克明家，他们夫妇保存了插队时的所有往返信件。我们读了一整天，选了二十多封信到街上去复印。至今还记得那天的感觉，就像一个淘气的小女孩旷课，和两个大男孩跑出来玩。
难得的，未必是美好的
本书辑录的信件，涉及到文革初期的派性和武斗，知青上山下乡和返城，五七干校、牛棚、监狱等方方面面；涉及到的书籍，从古典文学名著、马列经典到现代哲学、黄皮书、灰皮书、手抄本和《圣经》；涉及到的人物，有老红卫兵领袖李冬民、《红卫兵战歌》的词作者阎恒、在缅共战场牺牲的张育海等精英，有朦胧诗人北岛等边缘人，还有在文革中落难的作家严文井、画家廖冰兄等。有些描述了生命中的重要时刻，比如，《野火春风斗古城》的作者李英儒（1975）的四封家信，详细地记录了他释放前盼望与亲人团聚那分分秒秒的迫切，与亲人团聚后婆婆妈妈的体贴。有些记录了精神求索的轨迹，比如，戎雪兰（1968）、何维凌（1970）等人致潘婧的信，潘婧的长篇附录《心路历程——文革中的四封信》，对于年轻时精神启蒙和发育的过程进行了极为冷静的梳理。赵振开（北岛）致金波（1972）的信中所表达的怀疑精神，已经可以看出与此后的著名诗篇《回答》一脉相承的思考。有些是一段刻骨铭心的情感关系，比如，一九七二年及一九七六年张华与刘小布的通信，其背景是，经历了革命时期的爱情并终于成为相濡以沫的夫妻；邢晓南致杨健的信（1975），特别是杨健的长篇附录《怀念阿南》，追述了与亡友在特定历史时期的友谊，以及影响其一生的深刻的精神关连。还有一些是对社会政治问题的严肃思考，比如，卢叔宁致丁东（1973）、于首三致赵一凡（1972）、路谊致孙海（1972），对于社会政治问题的讨论不管是否足以深刻，起码显示出一代人的赤子之心。
遇到过一封特别意味深长的信。写信人在文革中被当作“5。16”分子关押了七年，女儿生下后两个月，直至上小学都没见过面。在最绝望的时候，她想到过死。经我多次说服，她将当年藏在墙缝里保存下来的遗书复印后给了我。遗憾的是，像蚂蚁一样小的字迹完全无法辨认。我请求她“翻译〃，在我的反复劝说下，她也反复地考虑，最终还是收回了允诺。那是一块伤疤，我又怎么忍心去揭！
著名儿童文学作家严文井夫妇，从五七干校写给在内蒙插队的女儿的信，看起来极其平淡，细读却意味深长。一家人天各一方，为了能在国庆节时团聚悉心筹划，两代人从南到北从北到南，除去路途上的时间，重合的时间只有一天，而且前提是得确保女儿请两天假能够得到批准。我不知道他们的计划是否实行了，如果实行了，他们怎样将一年或者几年的离别之情浓缩在于一天的宝贵时光？这种让人欲哭无泪的悲哀，在许多信里都有反映。
曾经用一年时间写作《野火春风斗古城》的军队作家李英儒，用八年时间在北京著名的秦城监狱反思改写了的人生。他在得到释放几小时后，给妻子和儿女发出八年来的第一封信，信的结尾特意用括号注明“我已经戴上手表了！”“再过三个小时我就可以坐上火车了！”。六十一岁的中医大夫由于不堪忍受在三伏天反复被批斗而自杀，他在遗书上详细地交待了自己的遗物：图书送给医院图书馆；三件破旧衣服、几把扇子、一个水烘炉交岳父收用；还有互助福利金二元、菜饭票二元、现金六角一分。这些细节读后使人颤栗。
我在征集信中描述了自己阅读老书信的感受后，写了如下的话：“我的同样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朋友们，如果你也有这样一个夜晚，该会和我一样沉浸在回忆中，仿佛自己仍然年轻而幼稚天真而美好，当你轻手轻脚走过你们已经熟睡了的儿子或女儿的床前，他们的成长向你提示着时间的恩惠或无情，你会用成熟、理性的眼光审视自己走过的道路，你会有伤感，也会有欣慰和满足……你不觉得这种经验很难得很美好吗？”
然而，随着搜集到的信件的增加，我越发觉得这段话的空洞和肤浅。事实上，那个年代的私人信件，对谁来说保存下来都是难得的，但回味起来却未必是美好的。
但愿不是历史的局限
编选这本书的原则是尽量在平民百姓中搜集信件，试图从中挖掘出所谓民间思想。在大约两年的时间里，共搜集了三百多封信，入选的有一百多封。像近年来其他一些研究文革的文章、图书一样，其中有鲜为人知的事件，有催人泪下的故事，也有超前的思想和反叛的勇气。但遗憾的是，具有反叛意味的言论，大多都在政治的社会的层面上，少有在思想的文化的层面上的展开。例如：将中国的社会制度与苏联的社会制度进行比较（于首三致赵一凡1972）；对社会主义制度产生怀疑，但依据却是修正主义（李南致陈彬彬1975）。
这只能说明，在一个专制的环境里，百姓往往只能在主流意识形态的框架里思维，所谓民间思想常常只是对主流思想的回应，并不能等同于独立思想，虽然其中一些反主流的因素，由于不具备公开的语境，也会相对萎缩，很难具有鲜明和系统的个性。
高压之下，勇气是罕见的，如同荒漠里的绿草是罕见的，因而是特别值得赞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