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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压之下，勇气是罕见的，如同荒漠里的绿草是罕见的，因而是特别值得赞赏的。在颠倒事实、无视常识的社会，如果只有一个张志新能够面对真相，如果只有一个遇罗克能够道出常识，他们当然是当然的英雄。但是民众如果不能意识到这是我们民族的悲哀，便没有资格因他们而感到自豪。简单或者极端地说，假如中国有更多的张志新、遇罗克，也许就不会有十年的浩劫；我们的民族失去两个英勇的战士，却会减少成千上万个冤魂。我们赞美荒漠中的绿草，但是不得不承认，荒漠里长不出大树。如果衣着、发型与众不同都能成为批判斗争对象，在亲朋好友中对时局有所置疑、对某位大人物稍有不恭都能成为反革命，哪里还有思想的空间和思想的勇气？当年被当作反革命集团重犯的我和我的同案们，不过就是议论和传播了一些小道消息，既没有严谨的学理也没有深刻的思想，甚至谈不上足够的勇气。我们的被关押只能证明专制的荒唐。
本书中不乏思考之士、有识之士，但是毕竟太缺少思想的营养和必要的资讯。全书一百多封信中所涉及到的书也就几十本。萨特成名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五十年代其存在主义哲学已经风靡整个西方社会，成为一代青年崇尚的人生哲学。但是到了七十年代，在中国由知识分子子弟组成的读书圈子里，知道萨特其人和学说的也只是凤毛鳞角，其中只有一个人提到了《厌恶及其他》并且说：“我仍然不觉得自己了解了萨特的东西。”
从开始搜集、编辑到终于出版，我的遗憾在不断地加剧。制度的变革可以靠机制和突发事变来实现，我相信这只是时间问题；而观念的革命却需要思想的力量，并伴之以文化的建设。这显然更本质因而更致命。但愿这遗憾只是编者的局限而不是历史的局限，毕竟还有更多的人在做更有价值的挖掘，历史的边际也不是随手就可以触摸到的。
所以，我希望读者不要期待这本书能辑录多少深刻的思想，应该看重的是它的实录性质。我相信，不管多么悠久而宏大的历史，总是靠点点滴滴琐琐碎碎的个人记忆和记录来完成的。每一个人的每一封信都可以考证出独特的个人化情境，但汇集在一起时，信件与其他文字形式相比，其绝对意义上的原创性可能展现出真实而丰富的社会状况和生活场景。为未来的学者提供比较和判断的依据，为未来的思想者提供自由思想的材料，是这种搜集和整理工作的意义所在。
奈何得了谁
几天前，清理这本书的原稿，儿子在一旁问：“好像我上幼儿园时你们就在编这本书，怎么我都小学毕业了才出版？”我和李南相视而笑却无言以对。的确，本书从编辑到出版历时八年，那时他才四岁。绝非本人具有足够的韧性，也不意味着这件事不值得用八年时间去做。事实上选编工作只用了两年时间，惭愧的是，由于其间几易出版者，使我自己对于最终能否出版产生了动摇。我需要检讨的是，如果在以后的六年继续搜集，今天献给读者的该是一本内容更加厚重的书。对于保存了多年的信件，每个当事人都很在乎，有些人不愿意提供，能够提供的又几乎都不愿意出借原件。经王捷介绍，我到住在建国门附近的张爱萍家取信，那时她是光明日报记者，她将十几封信都重新打字并且写了非常详细的附录；何志云的信是抄在笔记本里的，好几千字也是自己打字腾清的；牟敦白的情书都很长，几乎像是一篇篇文学作品，我们是写了收条复印后马上还给他的。不管是同意还是不同意出版，不管信的内容是什么，作为生活的见证，每个人都很慎重。所以，我没有继续做不是怕自己白费时间精力，而是怕不能出版无法向支持者交待。
与我签了约稿合同的出版社不明不白地退了稿，不是因为不够出版标准，也不是因为稿件没有做到齐清定。对此，我没有试图与任何人理论，也没有试图索要白纸黑字写得清清楚楚的退稿费。像许多作者一样，我们不得不习惯于接受现实。当年罗亚旗向我约稿时，我只是他的一个作者，结稿时我已经成为与我签定合同的这家出版社的一名编辑。以编辑的身份，如果我约的书稿和当年罗亚旗约我的书稿一样遭到这样的下场，我的作者来和我讨论除了战争、自然灾害这些国际社会公认的理由，该如何解释“因不可抗因素不能出版”这种条款，并以此索要退稿费的话，我一定会认为这个作者不通情达理。也就是说，接受是惟一的选择，编辑要接受，作者也要接受。当然，我的通情达理并不是由于身临其境，即使我仍然仅仅是一个作者，又奈何得了谁？
当年的《文革书信集》改名为《民间书信集》终于出版后，有朋友感慨说：这几年此类史料性的书出版了许多，如果是五年以前出版效果一定会更好。我想从市场和社会效应来说这一定是事实。但是，从历史的角度看，什么时候出版都不能算晚。八年只是一瞬，文革至今三十多年，也不能算长。这话由我自己来说有点阿Q，但我不知道如果不这样说，怎样说才能使自己更像一个成人，一个成熟的人，才能使自己活得比较心平气和。
二 王
？ 黄永厚 文 画
画王献之对羊叔子的评价：“故不如铜雀台上妓”，我有点犯难。铜雀台湮没了，台上妓是什么东西？不好懂，忍不住先逮个现存的二王庙看看台、庙物业业主们的人生价值示范。
“书圣”王羲之、献之并称的“二王”由中国书画家顺口念出从不打吞，胆子大的言其神圣，添盐佐醋都如数家珍，本来嘛，老子“右将军”，小儿子“大令”，官也不算小，我说句你别歇气的话，凭他父子这点本钱离“王爷”档次还欠八竿子打不着，铜雀台肯定建不了。
今日教授尝自比部长，感觉着有随意启动国库的意思，有好心人帮他向行政待遇靠了一下，实不过副处级，去见分房副科长准没脾气。会写会画两笔的人平时最不爱听“枪杆子出政权”的话，可见着“大帅”一号人物，偏往其怀里钻去，“咕咚咕咚吃个够，谁拉掩也不起来”，坚决得很呐！自费盖个庙宇吧，终归掩藏不住逼仄的心胸和奴性的蠢动，所幸他老王家的子弟身前都来不及做了。
都江堰上的《二王庙》庙主不姓王，谁都知道那是供奉李冰父子的。当年李冰被秦昭王派去蜀郡才是专员一级的郡守，称王是绝不允许的。这父子知趣，便去治水。庙呢，是冲着治水成效盖的，始建于南北朝，初名“崇德祠”很有针对性，距大堰建成少说也五百年，称得上超长验收时间纪录，“二王”是宋以后封的，而增其旧制，有我们眼前的规模已是大清的产物了。如此历朝历代层层加码、不断升级的崇敬，你能不佩服中国人的好记性？
两千多年不舍昼夜，滚滚而来，沃野千里自然灌溉出一个川西平原的“天府之国”，碧波之上不飘一片桔子皮，一个塑料袋，洁身自好若此，在白色垃圾肆虐的世界里，本身就是奇观。
草鞋娃娃
草 鞋 娃 娃
？ 田 原 文 画
解放初，我在《苏南日报》社。当时宣传《土改法》、《婚姻法》。面对广大群众，宣传要通俗化、形象化。上海有大批画连环画人材，将“二法”逐条画成图解，在《解放日报》连载。我报在无锡，无此条件，制版也差。组长苍石，想了个办法命我到《解放日报》社去借用过的锌版。去找谁？找美术组。一到，见一大个儿，叨着咽斗。见我像招呼熟人：“喂，小鬼，找谁？”（那时我才二十来岁。）我上前说明来由，他就满口答应。（喔，他能作主。）接着，拍了我一下肩膀：“小鬼，跟我去吃饭！”我以为到食堂，谁知他走出报社，东拐西绕，竟来到城隍庙后门。这一带太熟悉了，因我出生就在这里。没进后门，就在“小世界”转弯角上，进了“老正兴菜馆”。上楼、木梯摇摇欲堕。落座、堂倌前来，大个儿要了几样菜，其中印象最深的，叫“酒糟缽头”。还要了一壶绍兴酒。我不会喝，以白开水相陪。餐毕，回报社取锌版。到了无锡，向苍石交差。我也说不出大个儿名字。苍石听了，捅了我一拳，哈哈大笑起来：“你这人，有眼不识泰山，他就是大名鼎鼎的漫画家——米谷！”
米谷就是这样认识的。以后不断去取锌版，越来越熟悉。过后，也认识了张乐平，他同米谷一组。后来米谷调北京，上海最好的朋友便是乐平了。去他那里次数最多，是我在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搞《熊猫百货商店》期间。同时在厂的有韩美林，他在搞《狐狸打猎人》。后来还有张仃搞的《哪吒闹海》。后来我搞《这是一首歌》，有韩羽在搞《三个和尚》。阿达导演，作曲金复载。
乐平住五原路，离厂不远，走过静安寺，再走一点路，也就到了。每次见面，乐平总是抱住我，拍拍我的背：“田原啊，侬为啥勿来看我？”我说：“不是又来了吗？”假使到的人多，乐平就拿出好多瓶酒来，给各人樽上，然而举杯说：“领导不在（指他夫人），今朝大家庆祝我戒酒，干杯！”
每次去，乐平总是懊恼地说：“我有只日本货，好白相，一定要送拨侬！”他说着就开橱柜、翻抽屉，东寻西找，就是找不到。
在美影厂工作快要结束了，得向乐平告别。去了，乐平这次很高兴，原来那只日本货找到了。给我一看，是只小草鞋，似火柴盒大，里面睡了个木头小娃娃，可爱极了！谁知这次会见，却是永别，不久我的老大哥乐平仙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