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岩先生这样教训杨牧：“你在发表那些以极不负责和极端轻蔑态度侮辱、中伤那些前辈诗人和已故诗人的文字时；你想过他们的这些诗曾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么？知道这些诗人和他们的诗教育了几代人健康成长么？能想到直到今日他们在人民群众感情中的分量么？”我就想；她说的是“这些诗”是哪些诗？《天上的街市》《老马》《给乌兰诺娃》等抒情小诗；似不足以担此重任、享此盛誉；那么是《桂林山水歌》这种粉饰太平；和《十年颂歌》这种讴歌土高炉、鼓噪浮夸风、咒骂彭德怀的大作么？不知杨牧先生如何；坦白地说；浅陋如我者；还真不知道“这些诗”在历史上曾经起了什么作用？没有它；中国的历史就不前进了？中国人民就精神危机了？这些诗；在这几十年历史上的作用；即便不是“负值”；大不了；也就像公社食堂的“瓜菜代”；虽或聊胜于无；但是否曾让“几代人健康成长”；那真是天晓得！鬼晓得！柯岩先生沉醉于昔日的美妙幻觉也太深太久了：“能想到直到今日他们在人民群众感情中的分量么？”她说的这“人民群众”是谁？难道那么多公开表示不喜欢；公开表示厌恶；甚至“以极不负责和极端轻蔑态度侮辱、中伤”的人们；包括广大中学师生；都不是“人民群众”吗？难道只有胡笳、诸葛师申、沙无藓、金绍任诸公；以及那位年届八旬还伏枥恋栈的《华夏诗报》的野曼先生；才是“人民群众”吗？
柯岩先生训斥杨牧：“众所周知的是：现在如果谁手里有一分刊物的话；谁就拥有了组织作者并进行各种正当与不正当交换的资本；既可以进行正确的舆论导向；也可以进行错误的舆论导向。前述你们的所谓讨论；不就是一个明证吗？”愿主编《星星》的杨牧先生与总编《华夏诗报》的野曼先生共勉。这也许还是柯岩先生的经验之谈；她也曾主事《诗刊》有年；“不正当交换”和“错误的舆论导向”怕也不是莫须有的事。
柯岩先生还保留着文革年间流行的抓辫子的习惯；拙文标题借用了刘禹锡的一句诗“请君莫奏前朝曲”；她就气势汹汹地“顺便请教一下；难道《星星》诗刊和毛翰先生真的以为我们现在已经改朝换代了吗？不是刚刚才庆祝过我们建国五十周年吗？”我想；以柯岩先生的文学常识；应该明白；这条辫子是不大容易抓得住的。首先；所谓“前朝”；只是文学修辞意义上的一个借用；一个比喻；并非实指。文革左祸结束；改革开放伊始；中国人民不是欢呼“第二次解放”吗？如果这欢呼没有错；将“第二次解放”之前的那一段历史比喻为“前朝”；又有多大错误呢？其次；柯岩先生认为“现在已经改朝换代”的说法不对；那柯岩先生是认为“现在没有改朝换代”吗？如果柯岩先生认为现在没有改朝换代；那么请教一下：我们现在是什么朝；什么代？你柯岩先生该不会认为我们社会主义新中国是五十年一贯制的封建朝代吧？
我与诸公素无私怨；自忖也并非好事之徒；实在是目睹“陈年皇历”年复一年地误人子弟；于心不忍。拙文《陈年皇历看不得》唐突了诸公；尤其是唐突了贺、柯二位；我心有不安。我本来也可以举郭小川的诗为例；但郭小川先生已辞世多年；我更不愿说出任何不敬的话来唐突逝者。虽然他的许多诗的时代局限也是毋庸讳言的。我过去编诗歌选本；有人问我；为什么不选郭小川的名作《团泊洼的秋天》？我说；你自己读读吧：“……这里没有刀光剑影的火阵；但日夜都在攻打厮杀；/谁的大小动脉里——没有炽热的鲜血流响哗哗！//……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在战士的心头放射光华。/反对修正主义的浪潮；正惊退贼头贼脑的鱼虾……//在明朗的阳光下；随时都有对修正主义的口诛笔伐……”曾经广为传诵的名篇；如今竟是如此难听！
我们可以谅解诗人；其时代局限不应该完全由他们自己负责。反胡风、反右、反右倾接踵而来；诗坛凋零殆尽；“偌大一个中国；只剩下两位诗人：郭小川和贺敬之；也还是勉强跟上形势；适应着六十年代初‘大跃进’余威的气氛的。”（《公木诗学经典》第465页）但谅解并不意味着要继续奉之为经典。当年适应着大跃进反右倾余威的梦呓般的东西；今天又怎能适应这个改革开放的新时代？我们为什么不能给下一代提供更好的精神食粮；替换诸公那些过时之作呢？诸公为什么那么自恋；那么敝帚自珍呢？诸公真的以为自己当年那几首“步步紧跟”的东西；足以流芳千秋、哺育万代吗？
柯岩先生教训杨牧：“不要在堂皇的口号下卷入错误思潮；也不要怕被人讥讽为不时髦；要明白时髦从来是一种肤浅。更不要追风；风是那样的无定向；不但会使你疲于奔命；有时还会被它吹向深渊呢！”真是谆谆教诲；语重心长；没有亲身体会；痛切感受；这番话是说不出来的；这其中想必融会了柯岩先生大半生的经验教训。我相信；她这里不仅是在训斥别人；也是在反省自己。譬如；她会不会反思：五十年代的新诗创作；一窝蜂地向民歌学习；这在当时是最时髦的；郭沫若、周扬主编的《红旗歌谣》作为大跃进民歌选；当时谁能怀疑它的革命性、先进性？可是其中充满了浮夸之辞；连毛泽东看了；也说《红旗歌谣》水分太多；民歌还是旧的好。既然大跃进民歌早已难逃大跃进殉葬品的厄运；当年那些向民歌学习的产物；时髦如《三门峡——梳妆台》《桂林山水歌》者；是否也水分不少；气数有限呢？
柯岩先生教导我们：“时代进步了；教材的改变与改革是应该的；也是必需的；关键是怎么改？是坚持教育的正确方向还是彻底否定革命传统；大搞历史虚无主义？”看来；柯岩先生与我们还是有可能沟通的：她也承认“时代进步了”；既然承认时代进步了；应该就是承认自己落伍了；因为作为诗人；他们在新时期并无新作；并没有随着时代进步而进步；作为惯唱颂歌的诗人；他们并没有为中国新时期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唱一曲新的颂歌。（是歌喉嘶哑了？还是心有抵触？我们就不得而知了。）承认时代进步了；自己落伍了；可见她并不是惟我独尊；不会以为只有坚持《桂林山水歌》才是“坚持教育的正确方向”；只要否定《周总理；你在哪里》就是“彻底否定革命传统”。这很让我们感到高兴。我们当然要尊重历史；当然不能搞历史虚无主义；否则；我们盖那么多历史博物馆干什么？正是历史博物馆；而不是语文教材；适于存放一些该进博物馆的东西。
至于我草拟的中学语文新诗推荐篇目；作为一己拙见；并不完善；但与“陈年皇历”不可同年而语；却是无疑的。我非常希望柯岩先生能放下前辈盟主的架子；心平气和地将二者作一比较。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也许；从此以后；您会心悦诚服；知今是而昨非；可怜天下莘莘学子；不再计较个人得失；为“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而欣慰。
“兰亭论辨”是怎样的“笔墨官司”
？ 纪 红
一九六五年，中国书法界发生过一场很有影响的“兰亭论辨”。一九五七年“反右运动”后，学术界一切政治挂帅，此时毛泽东一言：“笔墨官司，有比无好”，使这场论辨传达出这样一个信息：这是学术争鸣，可以讨论，哪怕没有什么结果，活跃活跃气氛，也是“有比无好”。所以，从那时到现在，一直都有人认为它是一次难得的“百家争鸣”。在《高二适研究·序一》（《东南文化增刊》，1997年）中，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冯其庸就说：“现在回顾起来，使人感到我们的学术界，就是权威如郭沫若先生那样的人说了偏颇的意见，也仍有人起来反驳的，反驳的文章也仍可以得到堂皇的发表的，这是一个多么光明磊落的时代啊！”
好像并没有人给“笔墨官司”下一定义。既称“官司”，亦应当有“官司”的基本特点：论辨双方地位平等，都可以依据事实为自己的论点作充分自由的辩护，胜负则由读者来裁决。而且“笔墨官司”还不同于真正的法律官司，双方尽可以坚持自己观点，并不存在由于“终审裁决”带来的“强制执行”。这样的“笔墨官司”正是中国知识分子梦寐以求的局面：在争鸣中尽享自由思想、增进学术的乐趣。
“兰亭论辨”的对象简单明了，是对千年以前一件书法作品真伪作出判断。在一些人看来，这个题目在政治上相当保险。高二适反对郭沫若的文章中，甚至对当时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康生的看法提出异议，不仅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而且《文物》杂志还将其手稿影印发表。这种待遇，怎让人不相信“兰亭论辨”的学术公平呢？
三十五年后的今天，让我们再来探寻一下历史现象背后的故事，或许能引发人们更深入地思考这场论辨的真相。
一 郭沫若文章发表后，“四面八方都骚动”
郭沫若的《由王谢墓志的出土论到兰亭序的真伪》（《文物》1965年第6期）从文章和书迹两个方面否定《兰亭序》是王羲之所作。郭称：“《兰亭序》是在《临河序》的基础上加以删改、移易、扩大而成的。”他同意清代学者李文田的见解：“文尚难信，何有于字？”在书迹方面，他的结论是：“在南朝的晋宋时代，无论在中央或极僻远的地方，文字结构和北朝的碑刻完全是一个体段，对于两汉的隶书都是一脉相承的。”因此，尚处于“隶书时代”的王羲之，不可能写出那么柔美的行书，《兰亭序帖》是伪托之作。
这篇文章引起了广泛的反响，最早发表争鸣文章是在香港。七月初，《大公报》载东方雨文章《〈兰亭〉趣味》。接着内地有高二适的《〈兰亭序〉的真伪驳议》、唐风的《关于〈兰亭序〉的真伪问题》、严北溟《从东晋书法艺术的发展看〈兰亭序〉真伪》、商承祚《论东晋的书法风格并及〈兰亭序〉》等见诸报端杂志，表示不同意郭的意见。
郭沫若为此又写了《〈兰亭序〉与老庄思想》、《〈驳议〉的商讨》、《〈兰亭序〉并非铁案》、《东吴已有“暮”字》（后两篇署名“于硕”）等文章，进一步重申了自己的观点。一些人关注着，但是没有公开写文章，他们并不理解郭沫若为何要写《由王谢墓志的出土论到兰亭序的真伪》。陈叔通曾写信给书法家沈尹默、邵裴子，鼓励他们参加兰亭论辨，沈回信云：“郭文自相矛盾之处颇多。”“公谓南京出土之王谢墓志，自别是一事，与兰亭无涉，的是如此。郭公对此忽尔兴发，写此弘文，实不可解也。”（1）
不过多数人还是把它当作一场学术讨论。以高二适为例，他的文章，先投寄报社，被当作退稿处理。他不服气，又通过章士钊希望毛泽东出面帮忙：“鄙稿倘邀我主席毛公评鉴，得以公表，亦当今至要之图也（个人报国之忱在此）。”七月十六日，章士钊致函毛泽东：“乃者郭沫若同志主帖学革命，该生翼翼著文驳之。钊两度细核，觉论据都有来历，非同随言涂抹。郭公扛此大旗，想乐得天下劲敌而周旋之。（此论学也，百花齐放，知者皆应有言，郭公雅怀，定会体会国家政策。）文中亦涉及康生同志，惺惺相惜，此于章草内为同道。该生来书，欲得我公评鉴，得以公表，自承报国之具在此，其望虽奢，求却非妄。鄙意此人民政权文治昌明之效，钊乃敢冒严威，遽行推荐。”数日后，章士钊对《光明日报》记者说：《兰亭序》的真伪问题，是一个大问题，大家会关注的。但是这一件事与政治无关，纯粹是学术问题，可以让大家写文章进行研究和探讨。昨天见到郭老，他还说，欢迎大家讨论。（2）
八月十三日，北京大学教授宗白华写信给郭沫若，也称：“因兄一文，引动了异论和争鸣，使《兰亭》这段公案又提上了日程，对批判地接受遗产祗有好处。北大考古学教授阎文儒兄对此问题写了一篇《王羲之在中国书法史上的地位》长文，欲就正于吾兄，嘱弟介绍，想兄亦感兴趣。吾人为‘求是’而争，真相愈辩愈明，使文化遗产更好地为当今服务，固我等之素愿也。”（3）
文字学家、书法家商承祚是主动参与论辨的。一九九八年十二月十七日，他的儿子、现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商志到北京时，笔者曾问其父亲为何公开批评老友郭沫若。他说：“抗战时期，我父亲跟郭沫若比较熟。在重庆沙坪坝，他们经常在一起搞一些学术活动，写写字，探讨考古上的一些问题。郭老当时的看法，和后来写的‘兰亭’文章有很大的不同。我父亲也跟我谈起过：‘为什么他突然改变自己的观点？’因此，他觉得应该把自己的观点和多年的研究体会写出来。”
从现有材料看来，郭沫若对自己写“兰亭”文章的动机也是看得相当单纯的。一九六五年八月二十三日，郭沫若致信他在六十年代“无话不谈的小友”、诗人陈明远时说：“《兰亭序》之辩论，已不仅是王羲之文章、书法真伪问题，更涉及文化史上一个重要的原则，即时代风尚与艺术潮流的问题。历史是发展的，人类文化的审美观点是逐步积累的，也是不断变化的。当然，同一时代的人们，由于历史地位、生活环境和个人经历的种种影响，会产生出不同的风格；但是，历史的比较研究表明：从大的方面看来，共同时代总会形成若干共同的特点。商周青铜器是如此，汉唐石雕是如此，历代诗词、绘画、书法等等，更何尝不是如此。必须有严格科学的方法和刻苦的钻研，经过认真反复的讨论，才能作出新的成果来。只有在许多细致深入的分析基础上，才可以对我国历代文化的系统演变，进行综合、总结。这恐怕需要经过几代人的持续不断的努力。我只能做一块铺路石罢了。”（4）
不过，真的看到一下子有那么多的文章反对自己，郭沫若并没有“乐得天下劲敌而周旋之”。郭沫若对光明日报记者说：“我只是否定《兰亭序》是王羲之写的，并不想什么书法革命，也不否定王羲之的地位，想不到文章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