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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士钊并没有指出传说的来源，但来头应该不小，否则他怎么会一下子感到了“卷入了政治漩涡”呢？“兰亭”虽说还是“兰亭”，可是他发现争辨的对手已经是比郭沫若更大的人物了。
二 康生与兰亭论辨
中共高级领导人中，毛泽东、康生、郭沫若是公认的书法家，除却政治以外，书法是他们共同感兴趣的话题。毛泽东称康生为“康老”，称郭沫若为“郭老”，康生和郭沫若互称“郭老”和“康老”，彼此相当尊重。
六十年代，毛泽东发表诗词，郭沫若为每首诗词都写了赏析文章，注释里说：有些文章是经过康生看过的。一九九八年十二月九日笔者采访陈明远时，他说：“郭沫若与康生，还有陈伯达的关系非常好，他们很有交情，比如郭老关于《再生缘》的研究，到海南岛访海瑞墓等都就与康生交换过意见。郭沫若知道毛泽东对康生十分器重，因此对康生也十分尊重，比对胡乔木尊重得多。除了政治上的原因外，他们关系密切也缘于对文物有相同的爱好。兰亭论辨康生起了很大的作用，这是没有疑问的。”学者、书法家黄苗子在致笔者函中说得更为明确：“《兰亭》论辩，据我所闻，是康生幕后指使郭老主演的一幕胎死腹中的怪剧，但只是一鳞半爪的小道消息。如能找到江苏高二适的后人，或者有些线索。但以《兰亭》真伪如何能扯入政治问题，我也百思不得其解。”（1998年12月6日）
他们的说法，有许多事实来支持：
一，郭沫若的《由王谢墓志的出土论到兰亭序的真伪》主要观点来自康生。他在文中直接引用了康生“非常犀利”的见解：“王羲之的字迹，具体地说来，应当没有脱离隶书的笔意。康生还为郭沫若提供了五项证据：
（一）“羲之少朗拔，为叔父廙所赏，善草隶”（见《世说新语·言语篇》“谢太傅语王右军”条下刘注。）
（二）“羲之书在始未有奇，殊不胜与庾翼、郄愔、迨其末年，乃造其极。尝以章草答庾亮，亮以示翼。翼叹服，因与羲之书云：‘吾昔有伯英章草书十纸，过江亡失，常痛妙迹永绝。忽见足下答家兄书，焕若神明，顿还旧观’。”（见梁代虞和《论书表》，亦见《晋书·王羲之传》）
（三）“及长，辩瞻，以骨鲠称，尤善隶书，为古今之冠。”（见《晋书·王羲之传》）
（四）“有七子，知名者五人。玄之早卒。次凝之，亦工草隶。”（见《晋书·王羲之传》）
（五）“献之……工草隶，善丹青。……时议者以为羲之草隶，江左中朝，莫有及者。献之骨力远不及其父，而颇有媚趣。”（见《晋书·王羲之传》）
二，康生亲自组织文章，支持郭沫若。据上海博物馆副馆长汪庆正回忆：“高二适的《驳议》一出，康生即授意组织写文章，支持郭老。北京虽然写了几篇，都不满意，特别是对赵万里的文章有意见，说他只写了巴掌大的文章。于是又派人来上海，请徐森玉写文章。此时的徐森玉为国务院古籍整理三人领导小组成员，上海博物馆馆长，古文物鉴定大权威。当时徐森玉、谢稚柳和汪正庆三人在一个办公室办公，三人讨论认为支持郭老容易，驳倒高二适难。最后由汪正庆为徐森玉代笔写了一篇绕圈子的文章，既支持郭老又避开和高二适的辩论。汪正庆说：‘写这种文章何其难也，才一夜白了少年头。’”（6）黄苗子也透露了一个内幕，他说道：“关于兰亭案，当时的历史博物馆副馆长龙××（名字忘了）十分起劲，写的文章发表在当时的报上，杀气腾腾，后来听阿英先生说：这是代表康生的论调。”（1998年12月15日致笔者函）这里的“龙××”即是撰写《揭开〈兰亭序帖〉迷信的外衣》的龙潜。龙潜正是《陈寅恪最后的二十年》中所提到的中山大学党委书记。除了论述有关“隶书的笔意”外，龙潜写道：“唐太宗提倡王字，是别有一番用意的。……他是把《兰亭序帖》，作为一种治世的工具，用来粉饰太平的。”又说：“有人把《神龙本》捧上了天。其实，只要细细揣摩，对结构、笔意，稍加分析，不难看出某些笔意，正是韩愈所说的‘俗书’，不是书法绝美，而是姿态偏媚。最能继承他的是变节分子赵孟睢⒌刂鞫癜远洳热恕！�
三，康生自信稳操这场“官司”之胜券。康生看完郭沫若的《〈驳议〉的商讨》清样，写信给郭沫若：“大作《〈驳议〉的商讨》，已读过多遍，写得很好，文章的风格很高，论据充足，很有说服力。这种文章初看似乎是‘心平气和’而实际上是反驳对方最有力的。”两天后，即八月十七日，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一次会议代表时，向康生问起兰亭“官司”。当天康生给郭沫若写信通报说：“今天在接见部队干部时，主席问我：‘郭老的《兰亭序》官司怎么样了，能不能打赢？’看来主席对此问题颇有兴趣。我回答说：‘可以打赢。’当然这些头脑顽固的人要改变他们的宗教迷信是难的。然后我又将您的两篇文章的大意简要的告诉他，又将找到的孙星衍的材料也告诉了他。他说如果确实，倒是有用的。最后我说等郭老文章改好，可以送给主席看看。看样子他是愿意看的。”（7）
四，“一场误会”——高二适手迹的发表。在兰亭论辨中，高二适的手稿在《文物》杂志上发表，十分引人注目。章士钊猜测道：“郭老在讨论中充分显示了他的度量，把高二适的文章在《文物》上影印出版，看来也是郭老的主意吧，这种做法就很好。”八月二日，郭沫若对光明日报记者说：“高二适的文稿，《光明日报》不加修改，《文物》影印发表，是‘示众’，可是读者未必了解，高二适他们也许以为太看重他们的书法哩。”8原来，他只是让人“示众”出丑。可事实上，这点的“雅量”郭沫若也是没有的。当时国家文物局副局长、书法家李长路与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书法家王玉池过从甚密，王玉池是当今为数不多的依然支持郭沫若“兰亭”意见的学者。一九九九年一月九日，笔者在采访王玉池时，王说：“当时康生不在北京，由《红旗》杂志总编辑陈伯达代管文化部的工作。陈伯达看到毛泽东给郭沫若的信后，就指示发表高二适的手迹。康生回到北京后，对陈伯达的做法很不满意。陈伯达说：‘今后不再管文化部的事情了。’这是李长路亲口跟我说的。”
三 启功被“拉壮丁”
史学家、书法家启功的《〈兰亭〉的迷信应该破除》被编入《兰亭论辨》的“上编”，成为“与郭沫若观点一致”的文章。它给人们一个印象，启功写了一篇“违心之作”，附和了郭沫若。今天看来，附和郭沫若当然不是什么光彩的事。
如今备受尊敬的启功对三十五年前的论辨怎么看呢？
在采访启功之前，翻译家杨宪益劝告我说：“启功有旗人的特点，跟老舍一样是怕事的人。性格上就是怕事。据说前不久在北京潘家园旧货市场发现了启功划右派挨批判时他写的检讨。他听说以后十分不安。所以让启功今天对‘兰亭论辨’再表态，很不容易。即使是江泽民下令讨论，他也一定是中间派。他不像高二适那么倔，脾气完全不同。他绝不会承认他是投机的。就是钱钟书、巴金也不喜欢别人把自己的旧事拎出来说道。一个人有一个人的脾气，启功功成名就，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所以我认为你去找他会碰钉子的。”（1998年12月4日，北京友谊宾馆杨宪益寓所）
黄苗子也以为：“《兰亭》旧案，启老或不甚知内容，即使知道点，亦可能不欲谈。据知他连配角也不是。”（1998年12月6日致函笔者）
“配角”所“配”，当然是与主角“相配”。但是，仔细阅读，我发现，启功并不是合格的“配角”。
且先看他在文中是如何委婉措辞的：“在《文物》、《光明日报》上连续读到郭沫若同志论《兰亭》的文章，从书法风格，佛家或道家思想两方面来证明《兰亭》不出于王羲之之手，证据分明，这里无须重述，给我启发是很大的。”“我体会郭沫若同志所谈，是说东晋时期书法必定带有隶书笔意。又说《丧乱帖》和《宝子》《杨阳》等碑有一脉相通之处，使我的理解活泼多了。”“一千多年间，许多文人和书家把它（指《兰亭序帖》）说的越来越神秘，使人感觉非常可厌。郭沫若同志给它当头一棒，确实是一件痛快淋漓的事，我是非常拥护的！”
启功在谈及常识时，比如“要破除迷信”，“考据贵在证据的充足”等，都赞同郭沫若。他还提供了两个有利于郭沫若的论据，但没有表明自己的看法。而在谈及郭沫若的具体观点时，启功则称自己“在理解上还是一个窒碍，正在进一步地研求”。
一九五七年，启功被打成了“右派”，被打入社会的底层。韬光隐晦方是立身之道，他怎么会去当什么“配角”呢？
一九九八年十二月十三日下午，笔者在北京师范大学启功寓所采访了启功，谈及当年的情形，原来他是被郭沫若“拉了壮丁”。启功谈话如下（根据录音）：
“原来，郭老提出《兰亭》是假的，那会儿我住在鼓楼前锣鼓巷，跟阿英先生隔几个胡同。他告诉我：‘郭老叫你写一篇文，响应郭老的观点。’我原来写过关于《兰亭》从前的辩论和有关《兰亭》的本子的文章。郭老看过这些文章，就叫阿英告诉我再写一回。我还是我的旧观点，写了一篇，观点还不够明确地说《兰亭》是假的。后来阿英先生说：‘你必须得落实啊，游移的不行啊。’我就按郭老的意思写，说《兰亭》是假的。我的观点已经习惯了，所以这篇文里还有游离的词句。不过，郭老也同意了，就给发表了，就这么回事儿。
“‘兰亭’这件事呀，国家文物局原先有一位老太太说：‘《兰亭》自古也没真的。’她这话说得最概括了。因为真的《兰亭》被唐太宗埋坟里了。所有的本子，就是拓本定武本、唐摹本都是假的。她的话最透彻啊。可是她说这话的时候，我的文已经写完了。后来我想回起来，这位说得实在有道理。后来编了一本《兰亭论辨》，不同意郭老意见的只有三篇，最不同意的，是高二适先生。高二适先生的文章就是那么说，是古文家的笔法，也没有具体地说明《兰亭》为什么是真的，没有说到很直接的证据。这个本来也没法儿有直接证据。那篇文章《文物》杂志连原稿都登出来了，论辨尽管是论辨，既是论辨，他总得有点理由啊，他那篇文章的理由是《兰亭》文学价值很高，可是他科学论证的地方并不太多。也不能因为有了他的这篇文章就完全相信、就足以证明《兰亭》是真的。”
笔者问启功：“这篇文章后来没有收进《启功丛稿》，是不是因为您的观点后来有所改变呢？”
启功答道：“倒不是。我觉得当时就是那么随手写的，阿英同志叫我写，我就写了，我吃完晚饭，从我那个胡同出来，走一小段吧，到他家，他就叫人当晚给郭老送去了。那天假定是礼拜五，郭老礼拜六看了就交《光明日报》，礼拜天就见报了。我是很仓促写的。论点也不够，插图也不够。从前有科举考试，可是谁也不会把考试的卷子刻在集子里呀。我在那篇文里怎么说的，我也都忘了。那位朋友说：《兰亭》从来也没有真的。这话是最概括、最通达，不可能有真的了。”
“这件事情（兰亭论辨）我也不知道怎么就发起的。写字的人都临《兰亭》。临《兰亭》面目也多得很，《兰亭》究竟是什么样子，谁也不知道，后来比较摹的近情理的，只有几个了。刻的并不那么完全像手写的定武《兰亭》，为什么宋朝人对定武本那么重视呢？我想一种理由，就是说，唐摹本都没了，勾摹本比那个刷纸拓一回难多了，很难买呀。拓本印刷起来非常方便。宋朝人都买了这个。赵子固（赵子昂的堂兄）买了一个，五千两，半万呀。从霅溪出来掉到河里了，船翻了，他手举着说：‘《兰亭》在这儿！’别的丢了都不在乎，可见其珍贵。现在看起来，那究竟是拓本呀，半万哪！这东西就很难说了。可见宋朝人对拓片也有真的假的区分。”
启功被郭沫若拉差，也有旁证。黄苗子在给笔者的信中说，回忆道：“找启老写文事，当时阿英先生曾一再同我说起过。当时我不知内幕，弄不清郭老的意思。记得有一次见面曾向他提起：日本人大谷光瑞在新疆弄到的东晋人李柏所写的信札（即《李柏文书》），是行书，和王羲之风格相近。郭第二天即派秘书（王？）到我家查大谷光瑞那本《图录》（具体书名忘了），我告诉他社科院图书馆有，他就去借了。以后情况不清楚，我现在想起，这种对他观点不利的材料，他不会引用的。”（1998年12月15日）
在时代的大潮下，小人物的命运总是贴着大的漩涡。启功曾这样总结自己：“我这一生经历坎坷，哪一步也没走到点儿上，到现在也就什么都无所谓了。项羽打天下，杀人放火，一味浑干。干到最后，眼见不成，一刀把自己干了，倒也干脆。韩信、彭越这些人，给刘邦抬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