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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想把汪曾祺式的“文人性灵”与杨朔式的“战士豪情”作为对立的双方，且不论两者的内涵，各自存在的历史背景就有着太大的差异，但我认为汪曾祺《蒲桥集》及后来一批散文的出现，真正打破了“杨朔模式”为主潮的格局。而贾平凹也在逐渐摆脱“杨朔模式”的潜在影响后，进入了真正属于他自己的境界。他的成名作如《丑石》《地平线》等都能看到这种影响的痕迹。“打破”或“摆脱”是艺术上文化精神上的一次真正超越。在超越之中，传递了新时期散文艺术嬗变的信息：政治文化氛围的淡化，散文艺术传统的复活，审美理想的多样，个人话语权的获得等等。
现在需要回答的是，汪曾祺他们的超越和“闲适文化”的兴起有怎样的联系。
我并不否认“闲适文化”在八九十年代勃兴这一事实。正像有学者所分析的那样，“闲适文化”“并不是90年代文化的独特产物，而是贯穿于五四以来中国文化的一种话语，它当然也指涉着一个‘现代性’尚未浸染的安宁的‘乐土’，指涉着中国文明传统的一个侧面。‘闲适’是对一种超越古典境界的向往，是安静平和、追求优雅趣味的‘文人’精神的表现，是边缘的和独立的、隐士式的境界的体验。它浪漫而又不狂热，有诗意而无激情，充满体验、品位又对人生保持一定的距离。‘闲适’不仅仅是一种文学潮流，而首先是一种人生态度。它是一整套话语，隐约地标明了一种独特的‘风格’的标记”③。在八九十年代，“闲适文化”的内涵与二三十年代是既有联系而又有区别的。
1987年，岳麓书社出版周作人的早期散文集《自己的园地》《雨天的书》《泽泻集》《苦茶随笔》《苦竹杂记》《风雨谈》《谈龙集》和《谈虎集》，在“出版说明”中有一段文字说，“周作人依附日本人的行为不得原谅，但他的著述仍自有其文化史研究的价值”。周作人以及林语堂、梁实秋、张爱玲直至苏青，其著作的重新出版与读者的接受，在最初都源于对其文化史研究价值的肯定，它与在学术上重新评价20世纪中国文学史联系在一起。在这一过程中，人们（出版者、学者、读者）开始学会了从文化视野而不是从单一的意识形态视野审视文学评价作家，明确了多元化审美格局建立的重要性，意识到了艺术传统的滋润对当代文学的必要。
对“边缘”性作家的重视，意味着对政治功利“疏离”。以主体性为特征的“个人话语”，其精神的深度与人性的自由，对有着文人情怀的读者充满了魅力。
即使在最初，人们在接纳了“闲适”、“冲淡”中的“深度意义”时，并不排斥“闲适”的趣味与情调，就像朱自清在30年代所说的那样：“悠闲也是人生的一面，其必要正和不悠闲一样。”政治功利主义隐退，粉墨登场的是经济功利主义，文化不可避免地成了一种消费。“闲适”中的“意义”被剥离与排斥，作为趣味与情调的“闲适”成了大众的消费品。周作人、林语堂、梁实秋等人的著作以各种名义被重新编排出版，成为大众文化消费中的“盘中餐”。从有意无意的“误导”到有意无意的“误读”，商业动机暴露无遗。
在这样的背景中，人们很容易把汪曾祺、贾平凹的散文归入到已经成了消费的闲适文化潮之列，他们两人尤其是贾平凹著作的大量出版和《废都》的“爆炒”，更加深了这一印象，我以为这是一种“误读”。当然，人们可以从不同角度来理解接受作家作品，但这并不能取消作品内涵的规定性，汪曾祺或贾平凹作为当代的“士大夫”或“名士”或“隐士”，其意义并不在提供消费意义上的闲适。就汪曾祺而言，“士大夫”人格的文化意义是对文人性灵的缅怀、情趣的守护和在边缘外审美人生。而贾平凹，尽管在人们的印象中，可能是“一个智慧而又淡泊的隐士，一个对功名利禄都早已看穿的优雅的旧式文人”，但他从来没有远离传统／现代、文明／愚昧的冲突；在近几年的创作中，他发现了知识分子进退维谷的尴尬与异化，并因此有了《废都》。他由审美而审丑，人生的苦涩代替了甜美。汪曾祺和贾平凹的这些重要特征，使我们所议论的“士大夫”人格不完全是传统意义上的了，它具有了一种“当代性”。
在议论汪曾祺时，我一直谨慎地使用“疏离”这一词，以避免牵强附会。汪曾祺对自己作品的“淡”曾发表过感想：“有一个文学批评用语我始终不懂是什么意思，叫做‘淡化’。淡化主题、淡化人物、淡化情节，当然，最终是淡化政治。‘淡化’总是不好的。我是被有些人划入淡化一类了的。我所不懂的是：本来是浓的，不淡的，或应该是不淡的，硬把它化得淡了。我的作品确实是比较淡的，但它本来就是那样，并没有经过一个‘化’的过程，我想了想，说我淡化，无非是说没有写重大题材没有写性格复杂的英雄人物，没有写强烈的、富于戏剧性的矛盾冲突。但这是我的生活经历，我的文化素养，我的气质所决定的。我没有经历过太多的波澜壮阔的生活，没有见过叱咤风云的人物，你叫我怎么写？我写作，强调真实，大都有过亲身感受，我不能靠材料写作。我只能写我熟悉的平平常常的人和事，或者如姜白石所说‘世间小儿女’。我只能用平平常常的思想感情去了解他们，用平平常常的方法表现他们。这结果就是淡。”④因此，我觉得用“冲淡”来评价汪曾祺的作品更加准确。
除了“本色”，“本来就是那样”，有没有“疏离”的成分呢？汪曾祺在解释“随遇而安”的心态时说，“这种心态的产生，有历史的原因（如受老庄思想的影响），本人气质原因（我就不是具有抗争性格的人），但是更重要的是客观，是遇，是环境的，生活的，尤其是政治环境的原因。中国的知识分子是善良的。曾被打成右派的那一代人，除了已经死掉的，大多数都还在努力地工作。他们工作的动力，一是要实证自己的价值。人活着，总得做一点事。二是对生我养我的故国未免有情。但是要恢复对在上者的信任，甚至轻信，恢复年轻时的天真的热情，恐怕是很难了。他们对世事看淡了，看透了，对现实多多少少是疏离的”⑤。
再回到“平淡”上来。汪曾祺说，“我是希望把散文写得平淡一点，‘家常’一点的”。又说“不能一味地平淡。一味平淡，就会流于枯瘦”。这一朴实的想法，说的正是闲适中的不闲适。
这些年来，汪曾祺的散文愈写愈多，集子也出了不少，但我逐渐地少了阅读《蒲桥集》的感受，这一方面可能是因为我的定式和迟钝，另一方面，当汪曾祺把“传统”、“文人”、“闲适”的魅力带给我们时，局限也随之而来了。汪曾祺所选择的方式在《蒲桥集》中达到了极致，再下去不能不为才气和性灵所累。我觉得我尊敬的汪曾祺先生老了。他真正地成了“最后一个中国古典抒情诗人”———在这篇旧作刊出之时，汪曾祺先生已经辞世，我谨以此文寄托哀思。汪先生，您好吗？
注释：
①参见汪曾祺：《随遇而安》，《汪曾祺文集》散文卷。
②汪曾祺：《认识到的和没有认识的自己》，《北京文学》1989年第1期。
③张颐武：《闲适文化潮流批判》，《文艺争鸣》1993年第5期。
④汪曾祺：《七十书怀》，《汪曾祺文集》散文卷。
⑤参见汪曾祺：《随遇而安》，《汪曾祺文集》散文卷。
《批评的操练》第二辑“沧桑看云”时的李辉（一）
在策划与炒作已经能够充分运行的当下，学界对李辉“沧桑看云”系列的相对沉默颇令我惊讶。这不仅让我进一步意识到了李辉的探索在散文化的时代中所具有的特别意义，而且使我再次感到当我们为这个即将逝去的世纪送行时“灵魂”是怎样的不能“缺席”———我知道，怀有相同感受者当不在少数。李辉“沧桑看云”系列的陆续发表引发了我对一次谈话的回想，我曾在一篇短文中记述过这次谈话：“1994年初夏在宜兴，我曾经和我所尊重的蓝翎老师畅谈了几乎一夜。也就是在这一夜，我更深切地体会到什么叫对‘历史负责'，甚至一下子觉得自己在历史面前的浅薄。这一感觉我没有对蓝翎老师说。当时拙著《中国当代散文史》正在出版之中，我写到了蓝翎老师的杂文。后来我曾经想把拙著寄蓝翎老师请指教，但想到那一夜的谈话，我终于没有寄出。在谈到历史事件和过程时，我说，某人成为某一历史事件中的某一‘环节'其实有很大的偶然性，没有‘某人'或许还有‘别人'。蓝翎老师说，这个‘偶然性'一旦落到某个人身上，这个人也就承担了历史的不幸。我当时想到了‘沧桑'二字。在谈话中我们都说到了李辉。蓝翎老师对他这位同事倍加赞赏。我不把这看成情意而视为两代人面对历史时的相知。”现在看来，我当时的判断并不草率。
大致说来，李辉“沧桑看云”系列是关于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叙述和分析，是中国知识界的故事。类似于这样的叙述以及关于中国知识分子文化精神来龙去脉的追问，是近几年来文坛、学术界的重要景象，这是否意味着我们有可能重新获得对百年中国知识分子命运以及中国现当代文化、思想的整体性认识？或者说中国当代知识分子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意识到这种新的整体性认识的重要性与迫切性？李辉是以他的《文坛悲歌》《恩怨沧桑》挑起这一话题的最早者之一，但李辉在此后的写作路径已经不再是用“纪实”两个字可以概括得了的，一些所谓的“纪实文学”对“历史”的轻佻和放肆，使我在阅读李辉时不得不谨慎地使用“纪实”，至于李辉“沧桑看云”系列在文体上的意义我在后面还要提到。就李辉自己写作过程看，如他《风景已远去》所说：“我渐渐觉得我们也许不必过多地着眼于个人间的纠葛，而是从中跳出来，尽量去感受去设想历史人物不同时期的心情，去把握历史演进过程中不同性格的形成与发展。与一味地陷于历史纠葛的梳理与解说相比，对于后人，这似乎更为重要更有意义。”李辉关于文人的叙事与分析与那些“苦旅”式“琐话”式写作的差异也显而易见。我一直对由“典籍”进入“文人”心灵空间所能达到的深广度心存疑虑，一些作家由“典籍”来寻找中国古代文人艰辛跋涉的足迹虽然洋溢着书卷气并且充满智慧，但我觉得这样由于摈弃了“日常生活”而使得历史场景还原的真实程度受到削弱。一些缅怀文人性灵之作虽然富有意味地表现出文化之至美已然和正在消逝的悲哀，但透过性灵的把玩，我时常遗憾地发现一些原本蕴藉其中的深刻的历史内涵被美丽地剥离。因此在我看来，现实的基础和思想的前提是追问历史的必要条件。我非常看重李辉在这方面的与众不同，他在独特的路径中遭遇历史、时代，遭遇不仅在他而且在整个思想文化界都有着重要意义（其意义将会随着时间的流逝更显重要）的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心灵世界。在诠释李辉这些文章的“路径”时，我想起马尔科姆•；考利（Mal Cowley）在《流放者的归来》中为自己写作的“定位”：“我所要写的主要是思想的叙述而不是事件的记录。但是这些思想是属于某种类型的；不是人们认为他们在当时所具有的思想，或是他们有意识地在作品中或书评中所表达的思想，而是半无意识地指导他们的行动的那些思想，他们所赖以生活和写作的那些思想。换句话说，我试图写的是比文学史更广阔的东西。这种性质的思想或目的总是和某种形势相联系的，先与总的社会、经济形势相联系，然后才成为文学思想。形势产生思想，而思想又对形势起反作用，这些思想互相冲突，最后这些思想对许多人的生活发生影响。”“在变动的时代中作家比其他行业的人更敏感，更起着晴雨表的作用。因此关于迷惘的一代及其流放者归来的故事将具有另外的意义；它将使人们联想到美国知识界的故事，其中的一些人在繁荣的日子里想些什么以及他们是怎样达到这一时代的终点的。”我想，李辉试图要做的也许就是：以追寻历史的方式拷问变动时代中的现代知识分子的心灵状态并叙述他们是如何与世纪同行的。
我赞同李辉在超出做学问的范畴上对自己写作意义的估价。他在《人生扫描》的“后记”中说：“我并非历史学家，但我总觉得现实中的每一个人，实际上都在无意之中履行着一个历史学家的部分责任。因为，谁也无法摆脱历史的影子，谁也不可能剪断历史与现实的纽带。我们每日感慨现实，评说现实，其实便走进了历史范畴。于是，在凝望现实并拥抱现实的时候，对许许多多往事的追寻，与一个个世纪老人的交往，便成了我生活的一部分，他们早已超出了做学问的范围。我愿意借不断的追寻，人生复杂的历史，体味历史场景中一个个人物的内心，从而使自己的生命更加丰富起来。”
《批评的操练》第二辑“沧桑看云”时的李辉（二）
李辉以他体味到的历史情境和精神来开始他的追问。他带着孤独、尴尬、怅惘、困惑去追问，这样的状态是一个学者以知识分子的写作试图深入历史时的真实境况。当李辉以“沧桑”表述他对历史的总体感受时也同样表述了他自身置于历史之中的精神沧桑。在矛盾状态中穿透充满矛盾的心灵，由此，我们终于发现郭沫若、周扬、冯雪峰、老舍、邓拓、吴晗、梁思成、赵树理等“一个个心灵上打着无数个无形的结”。李辉所要揭示的文人的命运悲剧正在这里。这些结不仅把时间捆住也把历史捆住，时间是流动的但在这里是停滞的，历史是循环的但在这里是凝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