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这里。这些结不仅把时间捆住也把历史捆住，时间是流动的但在这里是停滞的，历史是循环的但在这里是凝固的。这个结牵引着百年的沧桑与血脉，她所蕴藉的不仅是丰富的痛苦，也是单纯的痛苦；不仅是矛盾的痛苦，也是一致的痛苦；不仅是理想的痛苦，也是绝望的痛苦。李辉在体验它、穿透它、描述它，并因此复活和阐释了他笔下的现代知识分子的悲剧命运和人生要义。这是李辉带给我们的精神震荡。我在阅读时常常觉得，所谓历史之沧桑有时正是在这种种灵魂的折腾之中形成的，一波波心灵的涟漪最终交汇而成云与海。
但我觉得李辉的深刻性、历史感并不止于此，他始终试图解开“一个个心灵上打着无数个无形的结”的理念与冲动，是“沧桑看云”系列在学术与思想上的又一动人之处。这样的理念与冲动，在“解构”学说不时兴起的文化境遇中，从一个维度标示了我们这一代青年知识分子的思想高度，以及整合历史的角度。应当说，李辉于此是谨慎的。他始终对自己是否能把握住历史的真实既抱有自信但同时也小心翼翼。正像他所意识到的那样：一个人只能描述他所观看到的历史一隅，而全貌则可能永远掩映在迷雾中。它可以诱惑人们注视它，试图解说它、梳理它，但实际上，永远可望而不可即。唯其如此，李辉的努力也就更显“悲壮”。他带着询问的目光向人在历史中的“极限”挑战。在阅读中，你会觉得李辉始终带着询问的目光，而这目光又是那样紧盯着历史、紧贴着人物，于是你感到无法回避，于是你也一样开始询问。李辉在询问着。面对田汉“至死也疑惑不解的目光”我们会想到什么？“理想和信仰，风起云涌的时代，塑造了一代忠诚、热情、杰出的人物，却又为何任由扭曲的政治将他们吞噬？承受悲剧的究竟是田汉他们，还是历史本身？”梁思成以他的方式寻找着永恒，但又注定伴随着永远无法摆脱的困惑，他选择了梁启超为他设计的文化之路，但并不能避开政治；邓拓最终是以死的方式将文人傲骨与政治家的责任感、名誉感结合在一起；夏衍和他同时代的一些左翼作家又处于怎样的境地呢？他们“未必不愿意用创作配合现实政治———以往曾这样努力地做过，也未必不把资产阶级的观念视为与革命格格不入的东西。但是他们走过的路，他们长期生存的环境，他们因此而形成的所有修养、艺术观念，却又必然地与教条主义、简单化、片面化相排斥。他们投身于‘阶级斗争'，但此起彼伏的运动，令他们不能不感到困惑，感到疲倦。而当无休止的批判降临于自己身上时，他们会发现自己已经渐渐为现实政治所冷落、所排斥，他们于是越来越陷于一种不能自持的境地”。正是在类似于这样的探询中，李辉有分寸地把握住了已经逐渐成为过去的“历史场景”中的基本冲突：政治与文化。由这一冲突形成的各种命题及其内涵是摆在我们面前无法回避的问题，对它的关注不仅需要学养而且需要学术勇气。在对这一冲突的体验、理解和描述中，李辉又由对“特殊性”的关注上升到对“普遍性”的把握，从而在比较广泛的意义上揭示出20世纪中国文人和文化的历史命运。如果用最简单的语言来表达这一命运的话，我想，就是李辉在《困惑》中所说的：“面对这样一个不平凡的世纪，我们可以自豪，可以为能够亲自感应这个世纪的脉搏跳动而荣幸。但是我们却又不能不面对这个世纪文化的尴尬和困惑中成为大师的文化人。这个世纪的历史环境，造就出思想家、政治家、军事家，同样也造就文化大师。可是，出现文化大师的过程，却是文化不断被轻视、不断被消解的过程。是他们衬托出了历史的尴尬，还是历史的尴尬把他们造就？”和许多人不同的是，李辉不是把这一冲突作为预设的框架去容纳活生生的心灵，也不是把它当作先验的理论来解剖复杂的历史现象，他是在对特定的历史场景的还原中，通过对个案的追寻来把握变动时代的人与变动时代的关系。对郭沫若、瞿秋白、邓拓等人的追寻堪称“典范”。这是李辉的文化分析拨开空泛浮云进而穿透历史深层的原因。除了方法上的意义外，这对李辉本人来说未尝不是一次超越。李辉是以现代文学学者的身份进入他现在执著耕耘的领域的，他有着较为完备的现代文学与文化的历史知识学理，作为一种优势，李辉在他的写作中，通常能够娴熟地进入角色，并且恰当地处理知性与感性的关系，这都使他和一般意义的“作家”相区别；但这些“知识”与“学理”常常又是李辉追问历史的障碍，那些在特定条件下形成的“知识”与“学理”有不少正是历史之误区。因此李辉对历史的追问，几乎首先是对自我的某些“知识”和“学理”的否定，在否定之中发现了为“知识”和“学理”所遮蔽的领域。这就是说李辉既坚持又扬弃了他的优势，他写作的意义也就并不止于对现代文学的启发，并且使“学术”有可能成为“思想”。譬如他对郭沫若与领袖关系的探析、对瞿秋白及其《多余的话》的解剖、对丁玲与周扬之关系、对赵树理与浩然的比较，对30年代田汉们的自我否定与50年代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之间明显差异的发现，对留日与留欧学生选择生活方式生活态度不同原因的询问等等，便改写了文学史的一些结论或提出了新的需要深思的问题。对梁思成、吴晗以及红卫兵等的研究，其意义也超出了文学的范畴。其中的一些由解剖文坛的历史现象阐发的思想，带来的启发是多方面的，譬如他对左翼文化界宗派斗争的揭示是那样的警醒：“一直困扰左翼文化界的宗派斗争，不管与之有关的人们是否承认，它始终客观存在着。”“公开的光明正大的派别之争消失了，与权力相结合的宗派斗争，却以不同方式不同面貌有声有色地进行着。我所熟悉的文化界，正是如此。权力闪耀着美丽的光环，但一旦与无法明说的宗派情绪嫁接，便长成一棵歪歪曲曲的怪树。树上没有鲜花，却结下了苦果，涩果。”正像李辉所意识到的那样，研究20世纪的中国文人，研究这个世纪的文化现象，都无法回避“宗派斗争”这一课题，因此我愿意不厌其详地援引李辉关于宗派斗争这样一个“黑洞”的描述文字：“这是一个巨大的漩涡，我所熟悉的或陌生的，我所敬重的或者厌恶的，许多人都在这一漩涡里被动地或主动地滚动着。它还是一个巨大的迷宫，一旦走进，人们便在无休止的曲折小径上行走，陷入一个似乎永远走不出的窘境。拐来拐去，忽东忽西，如此循环反复，如此起伏跌宕。有的人渐渐失去人格的方向，有的人渐渐不能确定自己的位置与动机，一种巨大而无形的力量，驱动着人们不断做出自己也无法解释的选择，走向不可知的彼岸和终点。或者说根本没有彼岸，没有终点。”顺着李辉的追问，发现了为我们的经验、观念、情感、理性和体制所遮蔽的部分历史，正是在这些发现中李辉完成了他对20世纪中国思想文化史的重新叙述。尽管我还不想过早地说李辉已经完成了他自己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叙事人的塑造，但是他确实已具备了作为知识分子历史学家的优秀素质。在这样的过程中，李辉使“学术”成为“思想”，并创造了一种融“人生美文”、“思想札记”、“学术随笔”于一体的文本。
用年轻的心拥抱苍老的往事，这在今天看来是生命承受之重。当一个人用方块汉字垒起他承受历史的基础时，这自然包含了他参与历史进程的责任感，也映耀着他自己的人格力量和人道主义情怀。我愿意如此理解李辉对历史的投入。在“沧桑看云”系列的写作中，李辉实际上已经把这样的写作看成了自己思想、精神与人格的存在方式。所以我曾经说过，李辉是在用自己的灵魂读灵魂。他对历史场景的还原，对人文性格的解析，对心灵世界的烛照，都带着自己生命的体温与血脉，在体察与交流中提升自己的生命质量，在对文化精灵的守护中捍卫着自己的理想。他在对人物心灵瞬间的把握中，调动着自己生命的积累。因此，我在读“沧桑看云”时，时常觉得李辉未尝不是在写他自己。于是我把对历史的追问也视为一个当代知识分子自我的倾诉。
“古道凄清埋诗冢，高山流水休再听，广陵散绝，无复当年韵！”这是《邓拓诗集》所收《战地歌四拍》中被删节的诗句。李辉在对历史的追问与倾诉中是否留存了一曲现代文人的《广陵散》呢？
《批评的操练》第二辑隔岸妄论余光中（一）
我们有理由认为，20世纪下半叶的中国文学如果减去余光中显然要有所逊色。相对于余光中的创作而言，两岸三地关于余氏的批评文字虽然为数不少且有真知灼见，但多少显得单调与局促。这不仅因为批评者（包括我自己）缺少与之对应的文化背景，而且还在于对余光中诗文所作的过多的技术分析拆碎了余氏诗文中的人气才情。因此在每次阅读余光中之后，我既有言说的欲望，但又颇为踌躇。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杰出作家他不可能不给批评者带来困扰，批评写作的空间几乎就建立在对困扰的排除之上。
余光中文学意义的凸现，是与两岸分离所形成的地理与人文障碍联系在一起的。在这种有障碍的格局中，余光中的教育背景和成长背景对他的创作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在近几年的文学研究特别是知识分子研究中，我越来越觉得教育背景对一个人文知识分子的重要，教育背景的差异对中国现当代作家所造成的影响，在某种意义上并不亚于我们通常所说的生活经验。我们来看余光中：1928年生于南京，中学时代在重庆度过，抗战胜利后返南京；1947年考入金陵大学外文系，次年转入厦门大学，再随父母迁居香港；1949年5月插入台大外文系三年级，1952年大学毕业；1958年赴美进修获艺术硕士学位；返台后在大学任教；1974年应邀赴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系任教，返台后任教于中山大学外文系。这样的教育背景和成长背景，使得余光中和类似于余光中的作家们在接受中国传统文化哺育滋润的同时，又接通了通往西方文化的途径，他们因此获得了涵养于其中的广博而丰厚的文化空间。我们不能不重视这样一个事实，因为在中西文化交汇中发展是五四新文学的最重要特征之一。余光中诗文中扑面而来的书卷气与豪气，显示了他在文化与学养上的优势，他的诗歌、散文和文学批评中有众多令人目眩让人隔膜之处，常常就是文化和学养在起作用。当我们在90年代突出地强调思想文化资源的重要时，余光中早已完成了他所必需的思想文化资源的积累与发挥，这和大陆的许多作家形成了一个明显的“时间差”，正是由于这个“时间差”存在，使得我们在最初接触余光中的作品时露出惊羡的眼神，并随着“时间差”的缩小，而渐渐淡化这种眼神。无论如何，尽管我们在许多方面有不同的价值取向，但余光中的出现无疑是20世纪下半叶中国文学的收获。当我们对20世纪中国文学作“整体”观时，还要确认这样的收获：余光中从一个侧面接通了闻一多、梁实秋、钱钟书他们这批作家的血脉。在这里，我还要提到一样出身西南联大的汪曾祺与穆旦。以散文论，汪氏不在余氏之下；以诗论，穆旦也不在余氏之下；但是，当余光中的创作渐趋成熟而走向高峰时，汪曾祺在创作“样板戏”，穆旦则处于陈思和所说的“潜在写作”状态。西南联大在汪曾祺和穆旦的创作中作为教育背景是不能忽略的。文化断裂给大陆部分作家造成的消极影响究竟有多大几乎是难以估计的。
两岸分离造成的错位与障碍给海峡两岸作家的文化心理与感情方式打上了深刻的烙印。我不知道这样的表述是否准确：如果说大陆作家对彼岸有着拯救与统一的欲望，那么像余光中这样的台湾作家更多的是倾诉刻骨铭心的漂泊与归依感，这样一种情感，在余光中笔下被概括为“中国结”或“中国情结”。几乎可以这样说，“中国结”不仅是余光中也是20世纪下半叶中国文学中的感情“内核”之一。1990年余光中在一本诗集的后记中写道：“我的中国情结仍然是若解未解，反而在海峡形势渐趋和缓之际，似乎愈结愈绸缪了，以致同题的《中国结》先后竟有两首。中国情结更甚于台北情结，并不是回大陆就解得了的。”①他在1986年3月的《中国结》中苦吟道：“你问我会打中国结吗？我的回答是苦笑／你的年纪太小了，太小／你的红丝线不够长／怎能把我的童年／遥远的童年啊缭绕／也太细了，太细／那样深厚的记忆／你怎能缚得牢？／／你问我会打中国结吗？我的回答是摇头／说不出是什么东西／梗在喉头跟在心头／这结啊已经够紧的了／我要的只是放松／却也不知该怎么下手/线太多，太乱了／该怎么去寻找线头。”诗中所说的“梗在喉头跟在心头”的感觉是余光中乡愁诗文中最基本的感情状态。在阅读余光中的诗文时我们常常会惊羡他奇崛的意象、非常的想象与绚烂的语言，但是，应当注意到，余光中那些倾诉“中国结”的诗文，常常是看似平淡浅出，这种绚烂之后的平淡深入之后的浅出，突出了“中国结”的朴素与真实。我觉得，这样一种方式，是倾诉“中国结”的唯一真实的方式，放弃了这种方式，只能走向伪饰。这是我或者更多的读者在读到《当我死时》这样的诗作时不得不动容的原因。“当我死时，葬我，在长江与黄河／之间，枕我的头颅，白发盖着黑土／在中国，最美最母亲的国度／我便坦然睡去，睡整张大陆／听两侧，安魂曲起自长江，黄河／两管永生的音乐，滔滔，朝东／这是最从容最宽阔的床。”余光中《当我死时》倾诉的这种感情，就是那根“中国结”的“线头”。
如果我们不及其余，而着眼于余光中诗文中的主要方面，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