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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评的操练》第二辑读《雷达散文》（二）
无论先哲或者别的什么人说过或者没有说过什么，对一个作家而言也许并不十分重要，重要的是作家自己在说些什么。在雷达的批评、追问、求索中，有一个声音是清晰而坚定的：反抗物化与更新主体、不断发现时代与发现自己。这是雷达散文深层次的价值取向。他作为一个人文主义知识分子的立场（我不知道为什么有人讨厌这个提法）、知性与情怀基本集中表现在这一方面。包括那些被雷达划入“抒情文”的散文也不例外。《缩略时代》表达了雷达对这个时代最基本的看法。他由语言的缩略说到生活的缩略再说到精神的缩略：“缩略乃时代潮流使然，其中不乏积极因素，但从根本上说，所谓缩略，就是把一切尽快转化为物，转化为钱，转化为欲，转化为形式，直奔功利目的。缩略的标准是物质的而非精神的，是功利的而非审美的，是形式的而非内涵的。缩略之所以能够实现，其秘诀在于把精神性的水分一点点挤出去。”精神、审美与内涵成为雷达散文的关键词。发现这些重要的因素也就成为雷达散文的内视角。对轰动一时的探险家余纯顺，他作出了不同的解释：“我认为余秋雨没能很好地理解余纯顺。不错，余秋雨对余纯顺敬仰得很，连呼‘壮士'不绝，很有点像古代的书生见了黄衫客之类的大侠不断揖拜的样子，但却掩不住内心的隔膜。余秋雨似乎没有注意到，余纯顺首先是一个优秀的人文知识分子，他的价值主要不在探险，而在人文，在于从物化的威胁中寻觅并遨游一片精神自由的天空。”“因而，我始终认为，他的全部目的，是探索怎样使人变得更美好，于是他格外注重发现人类宝贵的情感、道德和理想的价值，特别注重感受自然的人化与人化的自然。”在《生存技术质疑》中，他感慨道：“我当然懂得，生存技术和生存价值具有内在矛盾，生存价值总要通过一定的生存技术去实现，社会不可缺少人情的润滑剂，然而，现在可悲的是，生存的价值不见了，还剩下了生存的技术。”即使是追溯历史，他也发现时代发现自我。我们来看他的《追忆一九六五》：“从这进京的一难一易中，从看重‘政治'到看重‘经济'，虽只是现象，其含义却远非封闭或开放可以尽之，它自有更深刻的意义，那就是，在从农业文明向现代工商文明的过渡中，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中，北京作为政治文化中心的首府地位虽然保持着，但它的功能和性质已悄悄发生了质的转换。”那个当年一到北京便觉得喉头有些发紧、眼圈热辣而潮湿最终还是泪水夺眶而出的雷达，现在发现当年的北京和当年的“我”早已消失消隐到历史的雾霭里去了。“然而，一座城市的变迁，不但不在它的物质外壳，甚至也不在它的生物外壳，它的秘密溶解在城市人的灵魂中。”置身于这样的变化中，雷达自然“会忽然想起进京的那一天，想起那一天的眼泪和广场，并在心的深处轻呼：三十一年前的‘我'，你在哪里？”雷达固执地在历史和现实中发现人与人生意义。他的那几篇关于足球的散文，其实也是在作人生感悟。足球是现代体育神话中最动人心魄的一幕，雷达却在喧嚣的场面中说着体制，说着人生与一个民族的文化心理。
正是这种思想的素质，使雷达的散文获得了深刻（暂且不说深厚）的底蕴。他的创作给人以唱“大江东去”的豪放印象，其实主要不在于他这个大西北汉子的气质，更多的因素是思想的清晰、坚定与硬朗，它甚至与丰富和复杂都没有太大的关系。
“精神的个体”构成了雷达散文的一半，“生命的个体”是雷达散文的另一半。如果只有精神的思索而没有生命的体验，散文家就可能成为只会作思想状的“雕塑”了。雷达在散文中扬厉着感性的激情，灌注着生命的体验，让精神性的追求带有个体生命的体温。这让我想起雷达在《行走的哲人》中说的一句话：“余秋雨的散文，一向以史述、传奇、知识的人情化和文化的观照见长，但个体生命的体验明显较弱”。显然，雷达是想避开这一当下散文创作常见的弱点。我赞成李国文《散文的雷达》③中对雷达的评价：“如果再挑剔一下的话，凡是他把自身与写作的目的物疏隔开来的文字，都不如写置身其中的那些失落、获得、寻找、迷茫、奋起、激发、颖悟、通脱的他来得动人。”李国文所说的正是“散文美学”的一个常识，当下的不少散文正在偏离“常识”，自身与写作目的物的疏隔使众多的散文成为泡沫。雷达的散文是一种非职业化的写作，他没有因为职业的需要轻易处理以致浪费自己长期的生活积累，并且保持了生命体验、感情世界的原生状态，因而雷达的散文艺术到目前为止尚无大的雷同，艺术形式和感情律动一致。他在创作中，能够感受到“诗意的潜质”，并始终有着“倾诉的冲动”。像《王府大街64号》《皋兰夜语》《依奇克里克》《还乡》《听秦腔》等，都是质与文兼具的佳作。《王府大街64号》重现了“文革”初期文联小礼堂的“红色风暴”，但这篇散文最动人的不是对“文革”的叙事，当然文章中的场景描写也给人深刻的印象；雷达深刻地写出了“历史”对他的冲击与震荡，他想追问的是人心，是包括自己在内的人的精神秘密，并毫不掩饰自己对“鼠疫杆菌”犹存的忧思。《皋兰夜语》应当看成是雷达一次精神的“还乡”，他对兰州的解读，不是印象式的抒怀，也非旁征博引式的文化述评，是既置身其中又有所超越的个体生命对母体的询问，在说古论今中探寻民族精神在“地域文化”中的来龙去脉。“还乡”是现当代文学的一种基本的感情方式，没有“乡愁”大概不能称为现代文人。但是乡土感情不能代替对乡村的批判，在还乡的满足之中忽略游子与故乡的隔膜，使鲁迅先生的“闰土”成为最后一个“老乡”。在这样的思路中，我对雷达《还乡》中的一段文字有特别的兴趣：“然而，归来的踏实感却转瞬即逝。我发现，与亲友们的谈话进行得艰难，好像几十年的沧桑用几句话就说完了，总是我问得多，他们答得简短，或者简直就是‘嗯'、‘啊'、‘对着呢'、‘好得很'之类。常常出现冷场，大家都憨笑着。”在《依奇克里克》中，雷达发现了依奇克里克的复杂与伟大，他描述了那些撞击过他心灵的场景与意象。文章结尾的一笔可以说写出了无法言说的沧桑：“我们离开你时，看见废油井旁边有一个维族瞎老汉和一条狗守候着，斜阳里，有人一点一滴地打捞着你的余沥。”细读这些散文，我们还会发现，雷达真实地写出了他自己在不同“时代”的差异，这种差异不仅完整地显示了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而且形成了作品的张力。
在这个世纪之交，散文创作几乎难有大的突破，这不是一个纯粹的散文艺术问题，很大程度上，它与知识分子的思想、精神状况密切相关。有许多写作的人，常常是在一进入散文领域便捉襟见肘。因为散文是无法遮拦的文体。至少在今天的中国文坛上，散文的发达取决于知识分子的胸襟、思想、人格以及无时不在起作用的文化背景。在这样的大格局中，雷达散文能以这样的面貌出之，已经十分的不容易。因此，读《雷达散文》，顾及书里书外，我虽然不太满足，但仍然兴奋而且愉快。在今天，读一个作家的散文集能读出这样的感受，想必也是不容易的。
（《当代作家评论》2000年第3期）
注释：
①②雷达：《雷达散文•；后记》，浙江文艺出版社1999年12月第1版。
③李国文：《散文的雷达》，浙江文艺出版社1999年12月第1版。
“民谣时代”的求索与倾诉
《批评的操练》第二辑寻找精神栖处时的独语（一）
当散文逐渐有可能成为女人的“厨房”男人的“客厅”时，东北的素素转身面向“大东北”，而后有了“独语东北”系列散文。这是近几年散文创作中的一个需要注意的事件。我不完全赞成有一段时间对“小女人散文”的批评，因为“小女人散文”的话语权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对“小女人散文”的批评，包含了对历史叙事、精神高度的期待。在90年代知识分子分化的语境中，有不少人对散文的精神性（深度与广度）有着特别的期待，我也在期待者的行列中。然而，期待者不能仅仅握着一个尺度，“文化大散文”这个尺度。当素素写了“独语东北”以后，有论者急于把素素“独语东北”系列散文划入“文化大散文”一类，我是不赞成的。现在有一种奇怪的现象，把“文化大散文”视为散文最高的“品牌”，“文化大散文”几乎成了评价散文的一只筐。这样一种偏见诱使许多作家东施效颦，放弃而不是调整自己的创作路径。坦率说，素素有些犹豫，但她在调整中逐渐有了自己的坚定，有了属于自己的成熟和不成熟的表现。
在“独语东北”系列中，如果有这么一篇文章可以称为东北的“地图”的话，那么便是《永远的关外》。这是篇毫无脂粉气也无婉约风的散文。尽管素素说她站在长城的心情“不再是骄傲也不再是愤怒”，但我真切地感受到她那似乎已经积累了不知多少时日的壮烈的悲切，以及东北女性的“英雄”气。现在读这篇文章，我还可以想象出素素站在八达岭在向北张望时的眼光是怎样在北方的空旷里停留了许久，她在此时此地对“障碍”的理解，已经开始触摸到东北人精神的源头。她在山海关的意识是她对东北最本质的理解。站在那里，素素有了一种高度，也有了一种视角：“一个关外的女人，在山海关上看关外，是趴着墙头看自家院子的那种熟悉和陌生。是因为从来没有从这个角度审视东北，东北的许多景致是模糊的，影影绰绰的。现在它可是从未有过的清晰。”这样，“东北”的轮廓就依稀可见了。山海关使东北广阔而又逼仄，“当所有曾经行走在大东北的长城都没有阻挡的力量了，在东北人面前，还有山海关。山海关不是风景，而是一扇沉重的很难开启的门，它影响了自有它以后世世代代东北人的心理、观念、行为乃至生活方式。它站在那里好像就是要对东北人说，你在关外，你进不来。它一面让东北人因为人家闭关而自守，一面又让东北人困兽犹斗，更加地蛮气十足。惰性养出了东北式懒汉，野性便养出了东北牌土匪。东北人的粗犷和粗糙，东北人的自尊和知足，东北的肥沃和荒凉，因山海关而愈加生发开来”。体会到了山海关作为天下第一关对东北人的特殊意味，素素对东北的勘探始终有着刨根探底的企图，并始终有着让灵魂飞翔的愿望。
这样的鸟瞰是必需的，当然一个散文作家不会止于鸟瞰。“东北”、“东北人”是具体的，有了具体，有了细节，才有东北“地图”上的村庄、河流、铁路、森林和其他。散文中的时空、区域存在于作家的神经末梢之中，常常感触大于想象，神韵大于形象。如此，素素笔下的“东北”轮廓才有了质感。素素的笔常常不是淡抹而是浓妆，譬如她写村庄老态龙钟，写山的疲惫：“我走过许多村庄。它们大多老态龙钟，沉重地匍匐在黑土地上，仿佛并不害怕雪压，更不害怕被风卷起。从那些村庄旁边走过的时候，即使在酷夏，也觉得它们仍在防范着严冬，那根僵硬的神经从未松弛过。”（《女人的秋千》）“原以为冬天去辽西，辽西才像辽西。没想到夏天去辽西，辽西更像辽西。那庄稼太矮小了，遮不住辽西的山，那庄稼是季节安插在这里的过客，一场秋霜，它们就将踪影全无。绿色在这里显得刺眼，它的那种隔膜和匆忙，仿佛是故意来伤辽西的心。它使盛夏的辽西比冬季的辽西还苍凉。辽西的山并不高，但它们绝对是山，曲线优美，迤迤逦逦，偶尔地也有高耸和挺拔。让我百思不得其解的是，不论它高或者低，它为什么那么光秃，石化铁化尸化一般，与阳光河流雨伞花裙近在咫尺却恍如隔世。那些没有生命的山，让你感觉辽西是赤裸着的，那些山是榨干了乳汁的女人的胴体，它们疲惫地仰卧在辽西，死了仍然在做辽西的母亲。”（《绝唱》）
应当说，素素是想真正地贴近东北的山林和平原，惊心地感觉它的神秘和不可思议。这种贴近是试图抵达东北历史的深处并洞察现实种种。这种方式在90年代通常是“文化大散文”的方式。素素在《煌煌祖宅》中写道：“一路走着，突然就能拣拾到某个民族扔在历史上的那些散乱的碎片，由那碎片，就可以拼接出一个不完全是喜也不完全是悲而是悲喜交加的故事。”这个提法类似于余秋雨所说的“文明的碎片”。她去东北就是用散文的方式“拣”和“拼接”“东北”的故事，“在大东北里面寻找那些让我陌生又让我感动的历史风景”。毫无疑问，素素不能不受到“文化大散文”的影响，像《空巢》《煌煌祖宅》《痴迷的逃亡》《笔直的阴影》等，都可以看到“文化大散文”式的“叙事”与“分析”，“文化大散文”对素素的启发和影响在局部是积极的。但是素素自己的写作个性与“文化大散文”之间的缝隙是明显的。她可以由对文化典籍、历史遗址与文化名人的解读进入历史，但是重新诠释文献典籍，作旧体诗词的今译并非素素的强项，她无力反驳但也不能追随“文化大散文”的学术化倾向。素素进入历史时的思索是追问式的思索，不是判断式的思索；是放飞想象的思索，不是建构理念的思索。登高望远而后大发宏论，免不了空洞与抽象，素素一旦这样做了，就给我一种用力过猛的感觉，文体也失去了均衡之美。素素贴近“东北”的方式，是“蹲下去”“抚摸”它们。在读到《绝唱》中的这段文字时，我觉得素素此时进入了自己的相对成熟的一种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