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受戒》。写成之后，爸爸说：‘我写的是美，是健康的人性。’爸爸一直觉得美、人性，是任何时候都需要的。但是，他十分清楚，这一主张在当时并不被主事的人所接受，特别是《受戒》这样的题材更难得到认可。因此，《受戒》写成后，爸爸没有想找地方发表，只是在剧团少数人中传看。把想写的东西写出来，爸爸已经很满足。杨毓珉、梁清濂都看过。梁清濂回忆说，一天爸爸找到她说：‘给你看个东西。’这个东西就是《受戒》。看过之后，她才知道小说原来是可以这样写的，很激动。但是看过之后又想，这样的小说能够发表吗？给杨毓珉看，也很激动，觉得写得很美，但也认为没地方发表。这其实不奇怪，这样的作品解放几十年都没有一篇，谁能相信如今可以发表？”参见汪朗等《老头儿汪曾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1月第1版。
⑤口误，应为1980年。
⑥在《受戒》之后一年发表的《大淖记事》获1981年度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比起《受戒》来，《大淖记事》的官方待遇要高，《受戒》得的是《北京文学》优秀短篇小说奖。这很可能是《受戒》写的是一种现实中很难找到的生活，虽然很美，但是社会意义不足；《大淖记事》则反映了劳动人民遭受的压迫以及反抗，尽管在小说中这一点只是陪衬，但毕竟写到了，评奖时好说一点。”参见汪朗等《老头儿汪曾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1月第1版。
⑦这个传统还应当包括“中国现代文学”。汪氏子女谈到《受戒》的意义：“其实小说本来就可以这样写的，爸爸的老师沈从文就写过不少。只是解放之后，这类作品绝迹多年，许多人已然不知中国文学还曾有这样的作品存在，爸爸其实并没有开发出文学创作的新疆界，只不过把中断的文脉接续起来，同时注入了自己的特色。但在当时的环境中，这种‘复旧’也是出新。”参见汪朗等《老头儿汪曾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1月第1版。
⑧参见汪朗等《老头儿汪曾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1月第1版。
⑨转引自陈徒手《汪曾祺的“文革”十年》，《人有病，天知否》，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9月第1版。
《批评的操练》第二辑“文化大散文”的发展、困境与终结
“文化大散文”的出现和盛极一时，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文学留给我们的重要记忆之一，而它由盛而衰的过程仍然在持续并且成为我们不能不面对的现实问题之一。
用“文化大散文”来命名80年代末出现的一种散文文体和随之而来的一种散文创作现象，其实是缺少学理支撑的，因为这一命名无法解释“文化”与“散文”、“散文”与“大散文”的关系。但是，它确实多少揭示了一种散文文体的主要特征，并且显而易见地包含着适应读者市场的策划行为，因此，“文化大散文”的命名，成功地诱惑和引导了相当多的散文作者、读者和研究者。所以，当我在行文中对“文化大散文”的命名怀着理解和尊重时，也不能不指出：一次简单命名的成功，常常伴随着一大批人创造力的衰退和丧失。这样的现象同样也存在于学术界，简单的命名给知识生产和传播带来方便，但也纵容了思想的懒惰并使表达成见成为习惯。对“文化大散文”的研究就存在这样的问题。
一种文体的成功和流行总是与一些重要作家联系在一起的，今天我们讨论“文化大散文”首先必须提及余秋雨的散文创作。近年来，对余秋雨的批评之声渐多。这原本不应该是个问题，但是，因为批评者的动机、被批评者的心态以及媒体（出版）的立场都有不少可议之处，这样也就有了问题。其实，对余秋雨的批评早就有了，当然有不少批评是非学术的，即使在一个健康的文化生态系统中也无法消除非学术的东西，何况当下的文化生态系统积弊已久。现在，无论是批评者、被批评者还是媒体（出版）都需要做出认真的反省。我想，余秋雨在文化转型期以独特的方式表达了他对中国文化的关怀，相对于他的局限而言，他对汉语写作的贡献更为突出。如果我们在这一点上有比较一致的看法，批评者和被批评者都应该更加大度和从容。
这就是我为什么一直主张必须在80年代以来的文化语境中、在现代散文的发展历史中讨论“文化大散文”和余秋雨散文的原因。从《文化苦旅》到《霜冷长河》再到《行者无疆》，余秋雨在当代散文蜕变的过程中脱颖而出。我曾经指出，从80年代到90年代，就散文发展历程而言，对杨朔散文的重新评价与巴金《随想录》的出版，这两个重要的事件，促进了作家心灵的自由生长和个人话语权利的保障，使散文有可能成为知识分子心灵最为自由与朴素的存在方式。我们都知道，80年代对当代散文史的重新认识是从重新认识杨朔开始的。在一个特定的政治文化环境中成长起来的“杨朔模式”，代表了文学抒情时代的一种成熟的抒情方式。当年像冰心、曹禺这样的大师都曾著文加以推崇，余秋雨坦陈对杨朔散文“也曾喜欢过，但年长之后就不喜欢了”。在否定“杨朔模式”的同时，巴金《随想录》的意义被肯定，这意味着在散文创作中长期被忽略的人格、胸襟、灵魂等关键因素受到重视，巴金的“随想”，让我们重新思考了知识分子在历史进程中的是非，重新思考了知识分子的良知、精神、责任、使命，重新思考了知识分子之于现代社会的意义。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余秋雨散文应运而生，在颠覆“杨朔模式”中获得了另外一种“范式”意义，从而在一定意义上消除了散文原先存在的模式化危机。因此，余秋雨“文化大散文”的出现，可以说具有“革命”意义。然而，不少人在肯定这一文体的意义时，常常疏忽了另外一个重要的问题：一种文体的出现是与知识分子话语方式的转换联系在一起的。余秋雨散文的意义首先是体现了知识分子话语转换的要义，他以散文的方式完成了知识分子话语的转换，他重新确立了散文理解世界的方式，散文与读者的关系也就发生了比较大的调整。在80年代“文化热”时，余秋雨主要的精力在研究戏剧，他在“文化热”中并无特别的建树，这正是余秋雨的沉潜期。当“文化热”喧嚣过后，余秋雨开始表达自己的“文化感受”。余秋雨说：“我写那些文章，不能说完全没有考虑过文体，但主要是为了倾吐一种文化感受。这些年来，这种文化感受越来越强烈，如鬼使神差一般缠绕心头。”相对于其他文体而言，散文在这方面其实是迟钝的。在1985年前后，小说、诗歌、戏剧都已经有了“革命”性的变化。学术研究中的文化热，小说创作中的寻根热等，都是知识分子表达自己文化感受的不同方式，并由此反映出知识分子文化姿态的差异。散文创作在话语方式的转化方面是迟钝的，而余秋雨在一片迟钝状态中表现出了自己的敏锐并领风气之先。随后，“文化大散文”也就大行其道。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进入文化大散文领域，并且逐渐地使“文化大散文”成为散文创作中的中心文体。在这个过程当中，无疑出现了一些比较优秀的散文家和一些不错的作品，从而巩固了文化大散文作为一种文体的地位。
但是，困境也随之而生。当余秋雨用“文化大散文”终结了“杨朔模式”后，大批余秋雨散文的“副本”又使“文化大散文”不得不面对“终结”的命运。这首先表现为“文化大散文”的模式化：长篇大论的体式，往后转的历史视点，传统文人的内心冲突，自然山水的人文意义，文化分析的手法，知性与感性合一的叙述语言等等。当我们再次面对这样的“集体写作”时，我们感叹“文化大散文”已经逐渐走向了它最初产生时的反面。因为散文的本质意义就在于它是没有边界的。当一种文体已经构筑了新的樊篱时，它也就由盛而衰。在继“杨朔模式”之后，又一股大规模的写作潮流在耗费一批人的心智和才情。它殃及余秋雨又使余秋雨和其他人相区别，在突出了余秋雨的局限时，也进一步扩大了“文化大散文”的弊端。
这还只是表面现象，在“文化大散文”模式化潮流化的背后，还有更深层次的问题。其实，许多人对“文化大散文”所处的文化语境有着很深的误解。90年代以后，常常有人认为现在是一个“散文时代”，这成为一些作家始终不愿放弃“文化大散文”写作的理由之一。有人曾经认为这个时代已经没有诗性，这是不错的，但散文从来没有排斥诗性，相反，优秀的散文总是要表现被压抑的诗性。我们究竟在怎样的意义上来认定现在是一个“散文时代”？这让我想起周作人当年说过的那句话，散文小品的兴盛常常是在“王纲解纽”之时。我们之所以称当下为“散文时代”，就在于在文化转型中，公共领域的思想文化问题已经十分突出，而散文从来就应该以个体的方式表现它对公共领域思想文化的关注。这是散文时代里散文的责任。正是在这一点上，“文化大散文”没有能够再一次完成它的话语方式的转换，仍然停留在它最初的话语策略上，形成反差的是，知识分子思考问题的中心与表达方式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在“文化大散文”的发展过程中，知识谱系也已经发生了大的变革，中国思想文化界解释中国历史、解读知识分子心灵史、解读文明史的理论、方法和视点等都有了大的变化，读者的知识背景、文化期待也已经发生了大的变化。但多数“文化大散文”的作者似乎与这些变化没有大的关系。“文化大散文”究竟表现什么样的文化，“文化大散文”的作者究竟具有怎样的文化观，应该说现在都已经成为问题。对于许多以写历史题材为主的“文化大散文”作者来说，究竟叙述什么样的历史，又以何种方式叙述历史，也已经成为问题。同样重要的是，读者究竟要从“文化大散文”中获取什么，他所获取的东西与进入其他文本的区别在哪里？一些“文化大散文”看似很有学问，但是，是否想过：案头的学问和心中的学养有什么差别？
但是，对于诸如此类的问题，我们缺少警醒和思考。在由作者和大散文文本形成的一个相对封闭的系统中，作家主体的分裂现象变得十分突出。一方面写作者的个人情怀、胸襟、人格在文本中越来越贫乏和格式化，而忘记了所有的文化关怀都与关怀者的精神状态与生命的原创力联系在一起的，没有“沸沸扬扬的生命热源”，就可能失去精神的个性与深度。另外一方面，大批写作者缺少对自己的反省，不断膨胀自我在叙述历史时的权力，塑造着一个无所不知、无所不晓、无所不能的作者形象。这是多么的危险！
（《文汇报》2003年11月9日，《新华文摘》2004年第4期）
《批评的操练》第二辑争论余秋雨的背后
这几年来围绕余秋雨的争论愈演愈烈，已不是单纯的文学和文化批评现象。无论是余秋雨本人，还是争论者，都不能承受如此之重的历史担当。争论涉及当代历史与现实的瓜葛，因此，关于余秋雨的争论呈现的是当代知识分子认识历史的态度和当下的思想状况。
80年代余秋雨以学者身份转向散文写作，《文化苦旅》不仅给余秋雨带来了巨大的声誉，也改变了当代散文的发展格局，并且在世界华文界引起激荡。在80年代，对“杨朔模式”的批评，对巴金《随想录》的肯定，其实是对散文文体和散文写作者作为知识分子的品格的双重期待。在这种情形下，余秋雨以独特的方式表达了他对中国文化的关怀，相对于他的局限而言，他对汉语写作的贡献更为突出。
就一个作家的文学史意义而言，余秋雨的《文化苦旅》是他的开山之作，也可以说是终结之作，尽管他后来零零散散还有些好作品。在具体文本中，余秋雨散文也确有瑕疵之处，对此进行正常的学术批评是无可非议的。
作为一种文体，“文化大散文”逐渐成为时尚，大规模的“文化大散文”写作潮流耗费了一批人的心智和才情，形成散文写作新的樊篱。除了文体上的问题，一大批散文在历史叙述中“向后看”的话语策略，突出了知识分子面对现实时的暧昧态度，在价值取向上的局限也更加明显。更为重要的是，在“文化大散文”的发展过程中，知识谱系也已经发生了大的变革，中国思想文化界解释中国历史、解读知识分子心灵史、解读文明史的理论、方法和视点等都有了大的变化，读者的知识背景、文化期待也已经发生了大的变化。但多数“文化大散文”的作者似乎与这些变化没有大的关系。这已经不是余秋雨一个人的问题。
当然，余秋雨所处的语境远比前面的叙述要复杂得多。对于他们这一代知识分子而言，今天甚至是往后相当长的时期里，中国文学界和思想界都始终绕不开“文革”这一巨大的历史事件，“文革”成为几代知识分子汉语写作的“潜文本”。知识分子（经历过或未经历过“文革”的）在“文革”后的姿态，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现象，关于“文革”中知识分子命运的叙述，成为上世纪末知识分子的思想行为。但无论是“文革”当中还是之后，否定“文革”、反对“文革”的人，其实有不同的立场与思想资源，可惜我们现在常常忽略这一差异，正是由于有这样的差异，对“中国问题”的解释、对“中国道路”的设计才有不同甚至是大不同。
我和许多人一样始终认为知识分子如何对待“文革”，是上世纪末中国思想界的重大问题。一旦回到当时的历史情境之中，就会发现不是少数而是相当多的知识分子参与了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生产。因此，我一方面理解一些人对冯友兰、周一良、陈旭麓等学者的指责，但另外一方面，也感受到被批判者内心的委屈。这种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