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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赞成一些研究者提出的想法，应当区别不同的“写作组”和其中不同的写作者。“九一三”事件以后，部分知识分子能够公开写作和发表。但这并不意味着知识分子已经有了作为个人写作的话语权，即便是工人出身的作者也只有在作为“工人阶级”的一员时才有写作的权利。在当时，以个人名义所写的一些文章，往往只是个人或者某个“写作组”对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一种转述。由于主流话语的一些写作者的知识分子身份（这一身份在当时不具有光荣色彩），主流话语的写作也就因此具有了“学术性”，这真是“文革”思想文化的一个矛盾之处。不借助于知识分子的写作，也就不可能有什么思想文化建设，但是，既然是“全面专政”，又不能不防止参与主流话语写作的知识分子可能“复辟资本主义”或者让资产阶级思想回潮。如果我们作一次系统的清理，就会发现，余秋雨和这些转述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一般写作者并无不同。
当我们重新来追述“文革”时期知识分子的思想命运时，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持续了二十几年，这样一个伟大的历史性的变化，以它的光亮洞照了当代史上曾经有过的阴霾，无疑为所有怀抱历史道义的研究者在反思历史时提供了牢固的现实基础。在这个意义上，当余秋雨在今天已经成为一位著名的知识分子时，只要不是简单化或者妖魔化，喜欢和不喜欢他的读者期待他作出一些反省是合理的。我个人觉得，在大的历史背景中，说说自己的小插曲，叙述真实的历史处境，剖析内心的矛盾痛苦，应该成为余秋雨散文的动人篇章。美国芝加哥大学的马克•；里拉在谈到海德格尔、施米特、本雅明等人时说，这些现代思想的大宗师，当他们遇到政治都有共同态度：不负责。但这不妨碍马克•；里拉和我们称他们为大师。我这样说并不是作什么类比，只是想向余秋雨以及争论者表达一种价值取向。
（《南方周末》2004年7月29日）
《批评的操练》第二辑知识分子话语转换与余秋雨散文（一）
从《文化苦旅》到《霜冷长河》，书里书外的余秋雨成了80年代末以来影响超越文学界的重要作家之一。余秋雨的散文以及关于余秋雨的种种议论，无疑成为一种需要解读的文学现象。在读完余秋雨的近著《霜冷长河》之后，我突出的感受是，“文化苦旅”式的散文写作已经式微。基于这样的判断，我以为作为散文家的余秋雨已经相当“完整”了。
在最初认识余秋雨散文创作的重要价值时，我和许多人一样发现了余秋雨散文的种种局限，但我始终认为，以“感觉余秋雨”的方式来阅读余秋雨显然是不够的；正像有些评论所提到的，余秋雨散文中的一些叙述与学术史、文化史不无出入，叙事方式过于小说化，铺陈甚至夸大其辞以及始终陈述真理的导师心态与姿态（这样一种心态与姿态在《霜冷长河》的不少篇章中表现得特别明显）等等，发现和指出这些“弱项”是必需的，但是，如果拘泥于此就会遮蔽我们审视余秋雨的视野。因此，我们只有从文学史出发并充分顾及八九十年代的文化语境来论析余秋雨，才能寻找到一个从大处着眼的支点。在90年代初撰写拙著《中国当代散文史》的过程中，我做的非常大变动和选择之一，就是用专门的篇幅将余秋雨和他的《文化苦旅》置于当代散文的发展历程中加以研究和定位。对于一个处于“正在进行时”的作家作这样的处理可能不太符合一些“学术规范”，但我还是按照自己对散文艺术的理解去做了。依我当时的想法，完成了《文化苦旅》写作的余秋雨，其散文在“范式”与“意义”上已基本定型，此后他的创作会在一段时间内继续下去，但余秋雨散文的影响与争议仍然是以《文化苦旅》所显示的特征为焦点。在文化转型时期，特别是在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被称为“散文时代”时，仍然需要坚持的是：从当代散文发展历程出发并顾及八九十年代的文化语境来论析余秋雨。
可以这样说，余秋雨是在当代散文发生艰难蜕变的历程中脱颖而出的。如果说余秋雨创造了一种新的散文“范式”，那么这样一种“范式”也是之于散文的发展历程而言的。从80年代到90年代，就散文发展历程而言，对杨朔散文的重新评价与巴金《随想录》的出版，是两个重要的事件，促进了作家心灵的自由生长和个人话语权利的保障，使散文有可能成为知识分子心灵的最为自由与朴素的存在方式。80年代对当代散文史的重新认识是从重新认识杨朔开始的。以杨朔的散文创作为代表的“杨朔模式”作为当代文学（主要是散文）发展中的一个重要环节，显然已具有“史”（不是狭义的论定作家成就高低、大小的“史”）的意义。在一个特定的政治文化环境中成长起来的“杨朔模式”，代表了文学抒情时代的一种成熟的抒情方式。“杨朔模式”影响所及，不可低估，像冰心、曹禺这样的大师都曾著文加以推崇。可以说，模仿杨朔散文一时几乎是一种文学“时尚”。余秋雨对杨朔的散文“也曾喜欢过，但年长之后就不喜欢了”①。在深刻的意义上说，对“杨朔模式”的怀疑和否定，是对一代作家心灵历程、美学理想、话语方式的一次清算，而透过杨朔模式我们所看到的是杨朔一代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我们曾经从不同的角度评价巴金《随想录》的创作。人们甚至认为《随想录》是代表当代文学最高成就的散文作品。在我甚至觉得作这样的评价并不重要。《随想录》的最充分的意义，在于它是历史转折时期一代知识分子的心灵史，它在历史、现实、社会、人生、思想、感情、道德等不同侧面重新确立了知识分子的存在方式，随着巴金的“随想”，我们重新思考了知识分子在历史进程中的是非，重新思考了知识分子的良知、精神、责任、使命，重新思考了知识分子之于现代社会的意义。不管是从正面还是反面；如果我们拘泥于文法、修辞什么的，那么也就没有找到解读《随想录》的最佳角度。在巴金对历史的反思中，我们还重新思考了生长的文化背景和作家在当时的心路。有意味的是，在新时期文学第十个年头出齐了《随想录》，也几乎就是在这个时候文学逐渐地从中心趋于边缘。在文学位移之中，巴金在《随想录》里郑重说到的文化良知、道德理想、人格操守等一时成为文学界乃至整个文化界议论的“关键词”。在研究余秋雨时，我们常常忽略这样两个“文学事件”与余秋雨散文创作之间的潜在联系。事实上，余秋雨散文无论是在文化精神上，还是在文体上与此密切相连。在今天的视界中，我们更进一步意识到，在本质上，对“杨朔模式”的重新解读、巴金《随想录》的写作，是知识分子话语方式发生“革命”性转换的前奏，余秋雨散文的“范式”意义首先是体现了知识分子话语转换的要义。在余秋雨之前，散文在一段时期沉寂得以至有人发出散文可能解体的感叹，其实这种危机并不是散文文体的危机，而是知识分子精神的危机，这样一种精神危机导致了散文作家的“失语”。这种危机和失语在文学界普遍存在着但在散文领域表现得特别明显，这是因为散文相对于其他文体来说，它是知识分子精神与情感最为自由与朴素的存在方式。由此我们不难理解职业散文家在八九十年代的没落。余秋雨散文之所以引起广泛的反响，就在于他以散文的方式完成了知识分子话语的转换，他重新确立了散文理解世界的方式，散文与读者的关系也就发生了比较大的调整。
《批评的操练》第二辑知识分子话语转换与余秋雨散文（二）
这对余秋雨来说未必不是一个痛苦的过程，《文化苦旅》之所以苦，首先来自作者自身精神裂变的痛苦，没有这样一个痛苦的精神本源，余秋雨的散文将是苍白的；我以为到现在为止，余秋雨散文的得失都与此相关。至少在余秋雨的散文创作中我感受到，所有的文化关怀都与关怀者的精神状态与生命的原创力联系在一起。我们欣赏余秋雨的文化识见，同时也渴望那“沸沸扬扬的生命热源”，一旦失去这个热源，就可能失去精神的个性与深度，甚至会使所有的心灵倾诉都不无矫情。《文化苦旅》与《霜冷长河》正是这样两部可以在比较中见反差的书。我不愿意含糊其辞地表述我对余秋雨精神历程的描述，如果不能清晰地注意和把握余秋雨精神历程，我们也就不能真正认识余秋雨在八九十年代的重要。这里，我要提到余秋雨发表于1974年初的《胡适传》。《胡适传》写的是五四前后的胡适。第一章内容包括“挑灯看榜”、“来到‘黄金世界'”、“首次‘荣任'卖国贼”、“从‘实用主义'到‘文学改良'”、“在回国的海轮上”；第二章内容包括“教授生涯”、“风暴前夕”、“来不及了”；第三章内容包括“‘问题与主义'”、“争夺《新青年》”、“惜别杜威”、“‘实在忍不住了'”、“为皇上所化”等。由这些标题我们就大致可以知道这篇文章的色彩。在传记中，胡适赴美留学被看成“一个帝国主义者日夜期待的‘人材'，跨出了第一步”。胡适在回国的海轮上作“见月思故乡”的《百字令》，结尾是“凭阑自语，吾乡真在何处？”对此作者分析道：“就是说：故乡究竟在哪儿，在美国还是中国，他有点搞不清楚了。”“胡适差点说出了‘我不是中国人'这句话。”对胡适用文言文作《先母行述》，传记认为“闻着从这里散发出来的霉腐气息，人们已经可以预感到：从形式到内容，胡适都要算新文学运动的倒账了。”对1922年的胡适，传记的评价是：“他似乎已经不是一个‘提倡白话文'的‘学者'、‘教授'，而成了一个炙手可热的政客。为了替帝国主义服务、替北洋军阀打‘强心针'，他几乎不加任何掩盖了，什么样露骨的论调都能发表，什么样反动的口号都能提出，什么样腐朽的力量都能勾结。”传记中的这些观点当然不为余秋雨一个人所独有，他只是在一种政治文化中写作；至少在《胡适传》的写作中余秋雨的笔调是娴熟的，这表明了这样一种政治文化对余秋雨曾经有过深刻的影响，而余秋雨和曾经有过类似经历的人又在不同程度上参与了这种政治文化的运作。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历史叙事”加“文化分析”的这种“大散文”或“文化大散文”的写法，在这里已经初显端倪。
余秋雨自己结束了《胡适传》这样的政治式写作，他和他同时代的知识分子不仅有了写作的权利，而且有了自己的话语权。正是由于有了自己的话语权，知识分子才能在文化转型时期有效地确立自己的文化立场与方式。学术研究中的文化热，小说创作中的寻根热，都是知识分子表达自己文化感受的不同方式，并由此反映出知识分子文化姿态的差异。在80年代有“文化热”时，余秋雨主要的精力在研究戏剧，在我的印象中他在“文化热”中并无特别的建树，这正是余秋雨的沉潜期。当“文化热”喧嚣过后，余秋雨开始表达自己的“文化感受”。余秋雨说：“我写那些文章，不能说完全没有考虑过文体，但主要是为了倾吐一种文化感受。这些年来，这种文化感受越来越强烈，如鬼使神差一般缠绕心头。”
余秋雨想倾吐什么，又怎样倾吐，这些构成了余秋雨散文的基本品格，也决定了他散文的风格或者特色。对此，人们说了许多话，但讲得最到位的还是余秋雨自己。他说：“每到一个地方，总有一种沉重的历史气压罩住我的全身，使我无端地感动，无端地喟叹。常常像傻瓜一样木然伫立着，一会儿满脑章句，一会儿满脑空白。我站立在古人一定站立过的那些方位上，用与先辈差不多的黑眼珠打量着很少会有变化的自然景观，静听着与千百年前没有丝毫差异的风声鸟声，心想，在我居留的大城市里，有很多贮存古籍的图书馆，讲授古文化的大学，而中国文化的真实步履却在这山重水复、莽莽苍苍的大地上。大地默默无言，只要来一二个有悟性的文人一站立，尘封久远的历史文化内涵也就能哗哗一声奔泻而出。文人本也萎靡柔弱，只要被这种奔泻所裹卷倒也能吞吐千年。结果就在这看似平常的伫立瞬间，人、历史、自然浑沌地交融在一起了，于是有了写文章的冲动。”②这样，余秋雨散文的三个要素或内在结构就是：有悟性的文人，尘封久远的历史文化内涵，人、历史、自然浑沌地交融———从某种意义上说，由余秋雨开始形成的“文化大散文”在文体上的内在特征不外乎这三者。
也许就在这“伫立的瞬间”，余秋雨改变了以往散文抒情主人公“田园诗人”式的身份，并在这一过程中，突出了感性与知性的双重作用，施展了学人与才人的双重优势，以感性为情怀，以知性为学养，让意义浸润着灵性。因此，余秋雨散文最初和最基本的文化意义是将“自然山水”置于“人文山水”的层面上，从中探寻这个文人艰难跋涉的脚印，挖掘积淀千年的文化内涵。在特定的历史氛围和文化情景中，他长于解析文人与山水的会心处，并勾勒出与山水风物熔铸在一起的中国文明的历史与文人的命运，以自身的文化感受、生命体验与历史、自然对话，当他把历史的沧桑感、沉重感带给读者时，还传递了他自己精神苦旅的记录。
在后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