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2002-11- 第14部分

　
　
杜鹃声里过花期
？　刘诚龙
　
　
　
　　　　郁达夫与王映霞的才子佳人恋，以卿卿我我始，以劳燕纷飞终，演绎了一场轰轰烈烈却又凄凄惨惨的琴瑟悲歌。初恋之时，爱得死去活来，到头来，又恨得吐心沥血，一对神仙侣成了仇怨偶，终竟让后人唏嘘。　　　
　　　　达夫先生才华横溢，有名士风度却又身世凄凉。人之常情是爱慕佳人，究其底又偏爱才子，所以郁、王之婚变，大多同情达夫先生，多有责斥王映霞者。易君左在一篇文章中说：“然而，我总有一个定见：王映霞无论怎样美，嫁给一个郁达夫，总算是三生修到。我对这位朋友是深致敬慕的，他是一个人才、一个天才和一个仙才……单凭《达夫九种》，王映霞亦足千古。”易先生在文中流露的是扬郁抑王的情绪，虽不曾直骂王氏不识英雄，却也间接批评她“出了英雄而不懂得爱惜”。在郁、王之恋中起过“穿针引线”作用的孙百刚，事前对郁、王之恋不甚支持，认为达夫先生是使君有妇，而映霞却罗敷无夫，映霞不应嫁给“二道贩子”，事后却转了向。他说：“我一直认为，没有这一场婚变，达夫先生根本就不会投荒南下，因此，后来就不会不明不白地遭了日本人的毒手。”孙先生心底里是把王映霞做为达夫先生隐形杀手看待的，这是“现在想起他们的离合经过”，孙先生“反而要站在达夫这一边的原因”。鲁迅先生与达夫是好友，他看得当然不至于这么狭隘，却也有所偏袒达夫，对王映霞有点不太信任的意味。先生在《阻郁达夫移家杭州》诗中有句云：“钱王登假仍如在，伍相随波不可寻。”达夫后来想起先生这诗，才深懂此语之含意。他在《回忆鲁迅》中写道：“我因不听他的忠告，终于搬到杭州去了，结果竟是不出他之所料，被一位党部的先生弄得家破人亡。”这话似乎是说，鲁迅先生早就看出王映霞有背叛之心。　　　
　　　　郁、王之恋到底谁是谁非，恐怕只有郁、王才知晓。婚姻是一双鞋子，合脚不合脚只有自家方可解会，而且即或是郁、王两人，也恐怕是各有心得，郁达夫穿着，有自己一番感触，王映霞穿着，又何尝没有自己的感觉呢？当年，王映霞初会达夫先生，正是豆蔻韶华，她长身玉立，体态微丰，面如银盘，眼似秋水，读书时节一向有校花之名，成年之后，天下女子数苏杭，苏杭女子数映霞，居当年杭州四大美人之首。达夫先生当时已有妻室，儿女绕膝，年长映霞十多岁，按世俗之婚配，达夫未必是映霞最佳人选。无奈达夫先生乍一见她，惊为天仙，顷刻间坠入情网，无从自拔。王映霞有倾慕，却乏爱意，她所倾慕的是一个才子，要去爱恋的却是一个食五谷的人，从倾慕到爱恋，犯点踌躇，也是不难费解的，但其中距离较近，几步即可逾越，故在达夫先生的凌厉攻势下，王映霞终于做了爱情的俘虏，十余年间，两人相濡以沫，各倾注一腔真情，恩爱无比，因而赢得了“富春江上神仙侣”之美誉。　　　
　　　　郁、王之婚变缘起于第三者插足。达夫先生得信，将遭国民党之暗算，他深感上海险恶，因而不顾鲁迅先生等人的劝阻，移家杭州，几乎花了历年积蓄，在杭州筑下爱巢“风雨茅庐”。他说：“一九三六年春，杭州的风雨茅庐造成后，应福建公洽主席之招，只身南下，意欲漫游武夷太姥，饱采南天景物，重做些记游述志的长文，实是我毁家之始。”正在达夫先生南下期间，王映霞耐不住寂寞，当时亦算是达夫好友的许绍棣乘虚而入，于某夜饭后，把王勾上手，致王失身，并由此同居。达夫先生在诗中写道：“贫贱原始是祸胎，苏秦初不慕颜回。九州铸铁终成错，一饭论交竟自媒。”在达夫先生的眼里，王映霞之所以委身许氏，是因为王氏嫌他贫穷而位不显。先生曾直言：“映霞最佩服居官的人，她的倾倒于许君，也因为他是现任浙江教育最高行政长官之故。”先生又云：“姬企慕官职，以厅长为最大荣名，自对人自称厅长夫人，予以取乐。”现在想来，达夫先生此番言论也许是伤心怪罪之语，心中莫名悲愤却又莫名所以，故以映霞爱慕官僚不爱文人而罪映霞。达夫先生毁家之后，用语常失分寸，譬如：“许君究竟是我的朋友，他奸淫了我的妻子，自然比日寇来奸淫要强得多。”此话当然有锥心之痛，初读似乎看到达夫先生的“民族感强”，细细揣摩，对王映霞恐怕存有毒咒之意。王氏作为女性，当然有虚荣心，但是否因为见官而不惜失身，此论未必道着。映霞与许氏同居之日，正是达夫做官之时，先生应福建省党主席陈仪之邀，赴福建任省参政，据称，陈仪也拟任先生为教育厅长的，但虑先生文人气质较浓，口出常无忌以及人事有纠葛而作罢，任之为参政，实质拿的也是“厅级干部”的薪金，级别上与许氏无差，说王贪官恋贵，有失公允。事实上，达夫先生遭难后，王映霞也没嫁许氏，也没再傍大官，只与在重庆招商局任职的普通职员钟贤道结婚以度余年。　　　
　　　　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在郁、王婚恋与婚变之中，缘的是爱情，毁的也是爱情。王映霞当初义无反顾，冲破种种樊篱嫁给达夫先生，为的是爱情，同所有的女人一样，她要的是全部的爱情，而非一部分爱情，正因为此，她投奔爱情之始，便已埋下了爱情悲剧的伏线。达夫先生此前有了“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孙荃女士，在追王期间，他屡次要求离婚，王亦曾以此作为前提条件，奈何后来生米煮成熟饭，王也便低调处理，尽管达夫先生爱王胜过爱孙百倍，而在王映霞之心底，终究是一块疙瘩与难以愈合的伤痕，问题是，达夫先生常常不小心地去揭这块伤疤。达夫先生作为风流名士，其行为多有不检，不但偶有寻花问柳之举，而且还常常直接伤了王氏的自尊心。在其“五四”以来的新思想中，还顽固地残存着传统的古香之梦，其骨子里有着“家中红旗不倒，外面彩旗飘飘”，妻妾俱备的自鸣得意。他屡以妾直称王映霞，在婚变之后的《毁家诗记》中称之为“姬”与“下堂妾”，便是明证。即或在婚后不久，先生写了一首《登杭州南峰》之诗，其有句云：“题诗报与朝云道，玉局参禅兴正赊。”把映霞比作苏东坡的姬妾“朝云”，戳到了王映霞的伤心处。后来又以白居易自居，将王比作白居易的通房丫头樊素。也许这表面是个名分问题，究其实际，是爱情问题。在名分上，作为新式女子的王映霞也许不会多加考虑，她为了爱情是会赴汤蹈火的；　在爱情上，这又正是作为新式女子的她所不能容忍。她之红杏出墙，怕在内心也有你来我往的报复之心。她私通许氏，却又没嫁给许氏。达夫先生是这么说的：“在这中间，映霞亦似曾与许君交涉了许久，许君似不肯正式行结婚手续，所以过了两天，映霞终于挥泪别了许君，和我一起上了武汉。”此段叙述如真确，说明的正是映霞对爱情专一的执着，她是不愿过只有肉欲没有真情的生活吧。她说：“对于婚姻，对于女子的嫁人，那中间的辛酸，我尝够了，我看得比大炮炮弹还来得害怕。我可以用全生命全人格来担保，我的一生，是决不发生那第二次痛苦了。”这也许是王映霞咬舌斫指的真心感受，是一种痛彻肝肺的伤心悟道之语。她后来再次结婚，“既不要名士，又不要达官，只希望一个老老实实，没有家室，身体健康，能以正式原配夫人之礼待她的男子”。名士谁不爱？达官谁不欲？而这一切，她都不在乎了，她只有一个要求：要以原配夫人之礼待她。其中心情，是有“曾经沧海、除却巫云”那种彻心入骨之体验的，真是杜鹃啼血，只惜人生不复，杜鹃早已过花期。　　　
　　　　现在，达夫先生早已魂落他国，王映霞也已云散香消，其中恩怨瓜葛也风流云散，已成为结了血痂的黄灯古卷。多年以后，我们再看郁、王之恋，谁对谁错又有何人能予分辨？只有那情恩爱怨，让人千古怆然泪下。
　
　
人脑正在电脑化
？　李海霞
　
　
　
　　不久前报载，我国中学生花在计算训练上的时间，比别国的多三分之一，所以中国学生的计算能力最强。我们正在拼命使人脑做电脑能做的事，而不是解放人脑，腾出时间来进行复杂的思辨和创造性劳动，把许多较为机械的操作拿给电脑去做。这是一条与世界潮流背道而驰的道路。中国人在世界奥林匹克竞赛上经常获金奖银奖，人们习惯拿这个事实来证明中国人的智力高强。但很少有人知道中国在世界创造性设计比赛上老是不能入围，中国没有输出什么科学理论，总是引进。美国人在最近二十年来的奥林匹克数学竞赛上，几乎都是倒数第一二名，这似乎不影响他们输出数学理论。　　　
　　　　大学生也未能免俗。他们汲汲于分数和考证的级别；独立思考变成了最没有意义的事情。他们讨厌学习“不实用”的基础理论，作业常取巧应付。一般学生希望老师只教最实用的知识技能，恨不得捡个便宜让自己明天就成功。就是“社交礼仪”这样“具体”的课，一旦老师讲到色彩学和内在素质修养，本科生也连连叫唤“不要讲理论，只讲办法和事例”。课堂讨论则被认为耽误时间，不如读书备考来得有用。对思考的冷漠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没有发展出原创性科学理论的民族，好奇心本来就很脆弱，还要用功利主义的锄头将它铲除在萌芽状态。笔者常劝告学生：“不要那么功利，要形成自己的见解，否则你就看不到个体存在的价值。”一些学生的反应却是：“我佩服你的独立，但是我不能超脱。”　　　
　　　　人脑的电脑化，学者们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学术界同样重视人的工具性而轻视人的主体性，因为一般学者做学问也缺乏好奇心的驱动。这里只引一个学者对（智力）要素的解释：“学生自身的要素从小到大只有两个，一是记忆能力，一是思维能力。这两个能力可以用计算机要件做模拟解释。记忆能力相当于电脑硬盘的数据储存能力，思维能力则相当于电脑中央处理器（CPU）运算速度方面的能力。”〔1〕“思维能力”居然萎缩成“运算速度方面的能力”，难怪只会考试，人脑真的成了电脑。八十年代有人指出：“最初是不准思考，久之是不愿思考，再久已经不能思考。”现在的中国，“不能思考”的情况已相当严重。　　　
　　　　学习和操作能力，动物界普遍具备，只不过人类的更复杂。动物行为学家发现黑猩猩已有一定组词能力。但是，思辨性的创造力动物没有，那是人类的骄傲。　　　
　　　　人们总是说，先学习足够的知识，然后再谈创见。这是遁词。真正的学习本应是研究式的。死的思维定势一旦形成，要想改变极为困难；人的语言发展、动作发展等都有关键期，思维发展也一样。生长期丢失的东西永远找不回来。美国从幼儿园起就开始发展孩子的个人见解。　　　
　　　　爱因斯坦说：“发展独立思考和独立判断的一般能力，应当始终放在首位，而不应当把获得专业知识放在首位。如果一个人掌握了他的学科的基础理论，并且学会了独立思考和工作，他必定会找到自己的道路，而且比起那种主要以获得细节知识为其培训内容的人来说，他一定会更好地适应进步和变化。”〔2〕　把获得知识技能当作唯一追求，放弃独立思考的“一般能力”，人最多只能成为专业机器，不是一个健全发展的个体。人脑电脑化表现着人生理想的低下。　　　
　　　　人的价值的实现方式不是谋求承认，而是创造性地工作。只有认为自己的价值不如一台电脑，才会不遗余力地把自己“提高”成电脑。
注释：
　　　　〔1〕戴贤远：《如何摆正应试教育与素质教育的关系》，《教育文摘周报》2002年3月20日第六版，引自《中国高等教育》。作者为北京师范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2〕爱因斯坦：《论教育》，《爱因斯坦文集》第三卷，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147页。
　
　
人生如牌局
？　张远山
　
　
　
一
　　　　上帝洗牌，他人发牌，自己出牌。
二
　　　　每副牌都是一样的，每副牌都是五十四张。　　　
　　　　每个人都是一样的，上帝给每个人的都是同一副牌。　　　
　　　　每个时代都是相似的，上帝给每个时代的也都是同一副牌。　　　
　　　　这副牌，用科学语言来说叫做DNA，人与猿的DNA只差百分之零点三，而人与人、民族与民族则没有差别，连男人与女人也仅仅只差一个X和Y。　　　
　　　　今人与今人一样，所以人人生而平等；今人与古人一样，所以历史鲜有进步——起码硬件的进步不影响打牌的结果，做牌的纸张可能会随着文明发展不断改善，制作可能越来越精美，但打牌的结果无非是生老病死、悲欢离合、胜负盈亏。然而，每一个人、每一个时代又似乎都有所不同，这只因为每次玩牌前，都要重新洗牌和重新发牌，没有一次洗牌和发牌的结果完全相同。　　　
　　　　负责洗牌的是上帝，而非凡人。任何人都不能左右上帝，任何人都不能自己洗牌，任何人都不能选择自己出生的性别、家庭、民族、国度和时代。不同性别、家庭、民族、国度和时代的人中，都会产生各种类型的打牌者，都可能得到任何一种结果；任何一种结果，都与性别、家庭、民族、国度和时代没有必然关系，而是取决于打牌者自己。
三
　　　　上帝洗牌之后，他老人家也没闲心来管发牌那样的琐事，他把这事交给了凡人。大多数人都知道，抱怨洗牌的上帝毫无意义，因为他不可能改变DNA；因此大多数人都抱怨发牌者，同时希望自己有朝一日也成为发牌者——这是大多数人的终极人生目标。抱怨发牌者的人一旦成为发牌者，就一定会作弊，因为他知道，如果不作弊，那么即使由自己发牌，也不能保证自己一定能得到一手好牌。在没有成为发牌者之前，大多数人都认定，别人的那手牌比自己的这手牌好一些，甚至好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