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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提起他们的猎鹰，哈萨克人就眉飞色舞。虽然狩猎季节10月份才会展开，但是他们的猎鹰早就跃跃欲试了。他们说，单单在这谷地里，就有二十来个人饲养猎鹰，在其他的阿尔泰山部落中，还不知道有多少。秋天一到，哈萨克人就会放鹰打猎，在冰冻的土地上，让他们的猎鹰自己去寻觅猎物。通常猎鹰盯上的对象是狐狸和狼，再凶猛一点的，还敢向雪豹、兀鹰挑战。
凯蓝跟他的族人谈到猎鹰的时候，尽管压不住得意，语气却很谦和。他们说，训练猎鹰一点也不难。这种鸟类天生就会打猎，只要有点耐心，训练时小心点，猎鹰很快就能学会跟人类搭档，一道狩猎。猎鹰一定要从头教起，雏鹰一旦破壳而出，就要赶紧提溜出来，亲手饲养；长到够大的时候，先让它们从追兔子练起，等到它们可以追上兔子，初步的训练就算是完成了。听起来这过程简单得让人无法置信，于是，我又问他们，训练猎鹰最难的步骤是什么？凯蓝说，最难的就是抓野生老鹰来训练。抓野生的老鹰可不简单，要有技巧，要跟那头扁毛畜生斗心思，但是，花再多工夫也是值得的。野生老鹰是天生好手，狩猎的技巧更胜于猎鹰，而且机变百出，让猎物防不胜防。它们在荒野上讨生活，培育出一种直觉，是从小被人类饲养的猎鹰比不上的。我问他训练一头野鹰需要多少时间，凯蓝还是一贯谦虚的表情，他说，大概一个星期到十天吧。
猎鹰是哈萨克人的宝，珍惜得不得了。但是，看到应该在天空中自在翱翔的动物，拴在人类的帐棚边，虽然被照顾得很好，却让我不由得有些心酸。凯蓝好像听到了我的遗憾似的，在一旁摸摸猎鹰的头，替它理理羽毛。猎鹰的头套被拿掉后，在凯蓝的手上跳来跳去，拍拍翅膀，不时还传出几声尖锐的叫声。“这头猎鹰有三岁了。”凯蓝说，“我希望它能陪我久一点，但是，它体力不行，飞不动了，还是得放它回到山里，让它安度余年。”
成吉思汗的雄才大略，有一大部分来自他的狩猎经验。成群结队的蒙古猎人所猎取的各种野兽，是蒙古人重要的肉品来源。草原栖息着多种鹿类——瞪羚（gazelle）、有个奇怪圆鼻子的赛加羚（saiga）、麝香鹿（musk deer），此外，还有成群的剑羚（kulan）和野驴，这些动物的肉都可以吃，但是，它们行动敏捷，生性警觉，极难猎捕。猎人如果单枪匹马，就只能放慢脚步，悄声欺进，或是伏在灌木丛旁水池中，伺机而动。不过，最有效的猎捕方式，还是数人围猎，把猎物驱赶到一块儿，围而杀之。“他们的食物，有一大部分来自于狩猎。”卢布鲁克说，“他们会纠集许多猎人，围住动物聚集之处，慢慢地缩小范围，把所有野兽集中到一个固定的地方，乱箭齐发，把它们全部射死。”
成吉思汗把这种小规模的围猎，扩大成缜密的军事训练，每个成年男子都必须纳入团队行动，发挥他的功能。从驱赶的起点到最后的捕杀地点，长达数百英里。蒙古人会派出大量的哨兵，布下七十五英里以上的口袋警哨线，驱赶所有的野兽朝预定地点前进，不让任何一头逃脱。
部队的协调与纪律务求严谨精确，滴水不漏。一只狐狸，甚至一只狼，都不能逃脱。这种围猎时间经常长达数个星期，甚至好几个月，到了晚间，哨兵的巡逻依旧毫不放松，想要趁月夜脱逃的野兽，只会白费心机。即使只逃走了一只兔子，负责的小队都会受到严厉的惩罚。进退信号、巡逻放哨、埋伏配合，都会在畋猎的过程中，一再练习，一再地修正缺失，使行进速度更能得到有效的提升。也难怪蒙古将领在战场上，除了勇气过人、坚忍卓绝之外，行军布阵的本事更是不容小觑。在集体围猎的过程中，将领可以体会出整合的精义，知道如何激发出整体战斗。猎场与战场上的经验相互印证，也难怪他们的用兵如此出神入化了。
围猎的圈子越缩越小，终于把它们都赶到了最后的屠杀地点，大汗射出第一支箭，这是一个信号，随后，围捕的部队共同把这些动物送上西天。跟哈萨克人尊重猎鹰晚年的态度，有异曲同工之妙，蒙古人也知道给这些动物留下一条生路。大汗如果觉得杀得差不多了，他会叫人射出一支火箭，哨兵立刻打开一个缺口，放这些动物回草原。
这是苏联与中国、蒙古接壤的自治州，行政中心为乌拉尔。
第三部分厉 疫
《蒙古秘史》记载，在成吉思汗崛起之际，住在不儿罕山的部落叫做乌梁海部。卢布鲁克道听途说，相信他们在脚掌上绑了打磨得十分光滑的骨头，能在冰雪上滑行。如今的乌梁海族，只占蒙古人口的百分之一，以传统歌舞闻名于世。他们的唱腔被称为“呼密”（hoomi）唱法，听起来有些古怪。在发声技巧上，属于“泛音”（split…tone），歌手通常是男性，因为这种唱法需要一点体力。“呼密”发声法，全靠一张嘴的灵活运动，歌手要精准地控制口腔、喉咙、胸部和腹部，让身体不同的部位同时发出声音，模仿溪水潺潺、群山间的沙沙风声。他们的传统舞蹈更是狂野，手部、脚部迅速舞动，让人眼花缭乱。有一小群乌梁海族人住在巴颜乌古烈省，刚巧分布在哈萨克人居地的外围。耐不住我的一再请求，我们的哈萨克司机终于同意载我、保罗和“大夫”，到距离中蒙边界不远的地方，去探访一个乌梁海部落。
老爷吉普车带我们走上阿尔泰山区仅见的崎岖丘陵地。我们挥别了猎鹰，把何坚尼亚斯送回他的老家，展开了漫长的旅途，在陡峭的山坡路上，缓步攀高，翻过一个又一个遍布砾石的山谷。山谷里的石头是阴沉的深蓝色，风吹日晒下，纷纷风化为棱角锐利的小石头，我们轮胎硬生生地压过去，时而发出嘶哑的声音。坐在一部摇摇晃晃的吉普车上旅行，当然比不上骑马漫游浪漫，不过，在荒郊野外行动毕竟迅捷得多，乌梁海族行踪飘忽，谁也不知到他们会在哪里落脚。这块土地对人类很不客气（这是比较好听的说法），放眼望去，没有任何生命的迹象，一片死气沉沉。我们的司机拼命想找乌梁海族，但就是看不到一个牧民。这也就罢了，在前面凸起的山坡边，我们还看到羊尸体，躺在新轧出的车辙中。这些倒在地上的羊群没有经过处理就放在这里，任尸体曝晒。它们可能是死于厉疫，但群山巨石默默无语，谁也弄不清楚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蒙古的降雨量本来就少得可怜，凯蓝那批哈萨克人住的地方还有点雪，这里可是连半点水气都没有。我们的司机猜测，乌梁海族可能觉得这个地方已经没有好流连的了，因此爬到更高的山谷里去找残存的牧草。于是我们打起精神，继续往前冲。
我们又翻上一个高岭，往下一望，远远的另一头有个天然的凹洞，跟个碗似的。这个地方非常荒凉，我们还以为开到了死火山口：山下一片灰黑，凹洞里面连根植物都没有，到处是大大小小的碎石，悬崖陡峭得很，如刀削斧劈。碗底有一个即将干涸的小湖，水很浅，一副奄奄一息的样子。湖水周边逐渐变硬的泥巴地，还印着水纹，约略可以看出湖水撤退的痕迹；水多的时候，这个湖泊规模并不怎么大，顶多是现在的两倍而已。在山谷的另外一边，有几束植物还隐隐透出一些绿意。这些绿色的周围塞满了牛羊牲口，看起来很诡异，大概它们都饿得慌了，使劲拔着所剩不多的植物。牲口上方搭着十来顶帐棚，造型比哈萨克穹庐浑圆许多，没错，那应该是乌梁海人的蒙古包。
“必死地”
我们开下山谷，路上碰到了两个乌梁海牧民。他们有气没力地赶着一群形容憔悴的牲口，走过贫瘠的谷地。我们离开湖泊往前走，不过走了约七八百码，“大夫”突然叫司机停车。司机停车了，“大夫”又要他慢慢地倒车回去。“大夫”掏出一块手帕，遮住口鼻，凝视车外，神情有点紧张。“停，现在就停！”他叫道，“不要再开了。”他的眼光注视着不远的地上，指着前面一块凸起的东西，看起来有点像是土拨鼠的窝，中央好像还有一个洞。我实在不明白他在穷紧张什么，睁大了眼睛往前看，终于看到了那一团东西，还在缓缓地动弹。我的第一个反应是那是只狐狸，风吹过处，橘红色的长毛微微拂动。“是只土拨鼠，快死了。”“大夫”说。
我还是不明白，一只快死了的土拨鼠有什么危险，值得这般大惊小怪？没错，那是一只土拨鼠躺在地上死了吧，就算没死，也只剩下一口气了。土拨鼠不是哪里都有吗？在蒙古，我们见过上百只。它们是生活在草原上的啮齿动物，大小跟獾（badger）差不多。我们骑马从它们身边经过，隔大老远，它们马上就竖起身子，打量我们，还会发出尖锐的叫声，警告同伴，然后，全神贯注地注意我们的行动，等我们走远了才放心，要不就干脆一溜烟地钻进很深的地洞里。这种土拨鼠非常机灵，人一挨近它身边，它躲到老巢里还不安心，会一直往前钻，地面上隆起成一条线，好像海豹躲进冰堆中的气洞中一样。普热杰瓦斯基上校真不愧是个观察敏锐的自然学家，在他笔下，土拨鼠的一天如此的鲜活：
太阳刚升起的清晨，空气略带点暖意，土拨鼠兴冲冲地从洞里钻出来，一眨眼的工夫，就看到它跑到草地上觅食。除非有人打扰它，否则，它会一直吃到上午10点多钟，然后回老窝休息，两三点之后，它才又出来玩，或是再吃点东西。这种活动的规律当然也会有例外：雨季会一连下好几天的雨，这时常常可看到土拨鼠伏在地上，一动也不动。土拨鼠生性胆小机敏，有猎人在旁边窥伺，它会更加小心。离开老窝前，它会把头伸出地面，打量个半天，有时，一看看个半个小时，才会有下一步的动作；接下来，它探出半个身子，又听又看的，再耗个半晌，最终才敢到草原找东西吃。一旦发现有异常，不管有多远，它会刨个洞，先用后腿坐在地上，再发出一声尖锐的叫声。如果它害怕的东西逐渐靠近，它就会打个洞钻到土里去……逮捕这种动物的方法是趴在它们老窝附近的隐蔽物后面，候着它们钻出洞来。这种生物的求生意志很强，明明已经伤重不治了，还是坚持要钻回老窝养伤。除非一枪毙命，让它们死在当场，否则想逮到它，还不是件容易的事情。
10月第二个星期，它们会昏睡一阵子。蒙古土拨鼠和欧洲土拨鼠差不多，也是一个窝里住好几只。
“大夫”小心翼翼地前进，好像在他面前的是一只会喷出毒液、昂首欲攻的响尾蛇。真的是有些奇怪，两个星期前，我们和戴尔哲、巴雅尔不是还一块儿吃过白煮土拨鼠吗？
“不要下车！乖乖待着！”“大夫”一声暴喝，尽管他用手帕蒙住口鼻，但是，还是可以感觉出他声色俱厉。“这只土拨鼠病得可厉害了。”
“这话是什么意思？”我问他。
“我的意思是‘必死地’（peste）可能会在这个谷地里爆发出来，我们得赶快通知附近的乌梁海人。”他回答。
“‘必死地’？”我突然想起我念过的拉丁文。“你是说瘟疫？”我问道。
“对，”他这次用的是英文，“瘟疫。”
这就难怪“大夫”一副紧张的模样了。保罗还是认为他反应过度，想要下车拍几张照片。“大夫”一把抓住他的手臂，这还是我第一次看到“大夫”真正动怒。“我跟你说过了，不要接近那只畜生！”他的声音很凄厉，“如果你呼吸到那畜生附近的空气，你的小命就没了！”保罗一脸狐疑，但还是坐回座位上。我倒没有保罗这么紧张，只是觉得奇怪而已。土拨鼠可能是因为瘟疫致死——这的确是有点恐怖——但是，我始终以为瘟疫真正的病媒是老鼠身上的跳蚤和寄生虫，它们会把宿主老鼠身上的病菌传到人的身上。但这只是外行人的看法，从“大夫”这般严峻的神情看来，他没有开玩笑，在这当口，别违背他的意思比较好。
我们很快地退回吉普车里，赶上走在前面的两个牧民。“大夫”一脸严肃，把他的发现告诉他们。这两个牧民赶快把牲口赶到另外一边去，能走多远就多远。“大夫”对我说，蒙古人特别害怕瘟疫，他们认为只要接近因瘟疫而死的动物巢穴，呼吸到污染的空气，自己也可能罹患恶疾。既然有消息，还是绕道而行，比较心安。他们这种传统的信仰，随着科学的昌明，得到了部分的证实。许多种肺病的确是因为带原者呼出带有病菌的水气，透过空气的传播，才传染开来的。
第三部分三大厄运
我们持续上山，慢慢接近乌梁海人的部落。他们的蒙古包在稍平的悬崖边，勉强找到了一个安身之地，但也倾斜得紧。从外表上看来，乌梁海人和蒙古人差不多，只是他们的蒙古包看来比一般草原牧民的更简陋，一副随时要搬迁的模样。他们在一个地方可能只待上两三天，就得拔营。讽刺的是，我却在这里看到了水患的迹象。乌梁海人在蒙古包旁挖了一个水沟，把水导向邻近的一个水坑。前一个晚上，大概突然下了一阵大雨，淋得他们措手不及，许多东西都浸坏了，害得他们小小破了财。
乌梁海族人最近的运气坏透了，做什么事情都不顺。他们说，大旱超过两个月，许多小牛在低矮的山谷饿死，所以他们只好爬到这么高，看看还有没有剩余的牧草。“大夫”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