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关于对纯粹思想上触犯的异端是否应加以迫害、处死时，卡斯特利奥质问道：“异端这一术语的真正含义是什么？”他回答说：“我不相信所有名为异端的是真正的异端……这一称号在今天已变得如此荒谬，如此可怖，具有如此耻辱的气氛，以致于如果有人要去掉他的一个私仇，最容易的方法就是控告这人是异端。一旦其他人听到这可怕的名字，他们就吓得魂飞魄散，掩耳不迭，就会盲目地不仅对被说成是异端的，而且对那些胆敢为他讲一句好话的人进行攻击。”
他进一步指出，加尔文关于什么是异端时，宣称《圣经》是惟一的法律文件。但是在《圣经》里却找不到这个词。“因为，首先要存在着一个教义的系统、一个正教、一个统一的教义，‘异端’这个词才得以流传”。可是，在五花八门的解释中，我们怎样才能确定什么是“真实的”基督教义，或什么是上帝旨意的“正确”解释呢？我们能够从天主教的、路德派的、再洗礼派的或加尔文派的注释中找到异端的定义吗？在宗教事务上，有没有这样一个绝对确定的、使《圣经》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东西？对一个天主教徒来说，一个加尔文派教徒当然是一个异端，同样，对一个加尔文派教徒来说，一个再洗礼派教徒，当然也是一个异端。一个人在法国是一个真正的信徒，而在日内瓦却是一个异端。反之亦然。凡在一个国家里将成为一个处火刑的罪犯，而在他的邻邦却被推戴为烈士。所以，卡斯特利奥说，“当我思考什么是真正的异端时，我只能发现一个标准：我们在那些和我们观点不同的人们的眼里都是异端。”
一方面塞特维斯受难的形象，对异端的大量迫害，驱使卡斯特利奥不能把自己的书只限制或局限于书生气的质问上，而是从书叶中抬起头来，去寻找究竟是哪些人在煽动如此暴虐而又自命为上帝的仆人，哪些人又徒劳地为自己的不宽容辩护。另一方面，《论异端》的出版和影响，使日内瓦的独裁者闻风丧胆。
当加尔文听到来自巴塞尔的消息，得知整个世界竟然敢于公开讨论处决塞维特斯一事，还没有来得及读一读《论异端》这本书，就写信告诫瑞士各宗教会议禁止此书流通，特别不能再讨论了。一声令下，日内瓦同声喊出了“异端”！“一个新的异端出现了”！他们要将这“地狱”之火在蔓延开来之前，一定要将其扑灭！另一方面加尔文认识到塞维特斯的殉难，对他比这位西班牙学者的生命和著作更为危险。于是加尔文便为他杀死异端而写了一份《保卫三位一体的真正信仰反对塞维特斯可怕的错误》（以下简称《保卫》）的辩护书，尽管他煞费苦心，拉上日内瓦所有教士在这份宣言上签名，但他，一方面把杀人的责任推给当局，另一方面证明市政会有权消灭那个魔鬼。这样，加尔文用一只手洗涮掉杀害塞维特斯的个人责任，用另一只手却制造了证据为当局开脱罪责。辩护词变成了自供状。
这样，卡斯特利奥就暂时中断学术研究，专心起草那个世纪最重要的起诉书《答加尔文书》，控告加尔文以宗教名义，把塞维特斯送上断头台。虽然《答加尔文书》主要针对一个人，但它在道德方面所表现出来的活力，却证明这是一篇闻所未闻、最光彩夺目的檄文。它反对用法律压制言论、用教条压制思想、用永恒的卑鄙压制永恒的良心自由。
《答加尔文书》一开头就表明，他既不接受也不谴责塞维特斯的观点，也不建议对宗教上的和注释方面的问题作出任何形式的判决，他只是对加尔文提出谋杀的指控。因为宗教信仰塞维特斯被烧死，而火刑的教唆者是加尔文。这一处决掀起许多抗议，特别在法国和意大利。为对付抗议，加尔文出了一本书《保卫》。我不会像加尔文对付塞维特斯那样对付他，即既不会烧死一个作者，也不会烧掉他的书。我所抨击的书《保卫》对任何人都是公开的，任何人都可以得到。两种版本都有，一种拉丁文，另一种法文。
《答加尔文书》指出，第一，加尔文指控塞维特斯“独立地、武断地”解释《圣经》。试问：难道塞维特斯在宗教改革的芸芸斗士中，是惟一独立地、武断地解释福音书的人吗？如果这样，就是脱离了宗教改革的真正教义，那还有谁敢说三道四呢？而且这样的各抒己见不正是宗教改革的一项基本要求吗？第二，他质问加尔文是谁授权加尔文判定什么是真实的，什么是不真实的呢？他指出因为所有的真理，特别是宗教真理都是可争论和有分歧的。所以，永远不会有任何人，也不会有任何党派有资格说：“只有我们知道真理，和我们不同的所有意见都是错的。”和所有的独裁者一样，加尔文正是按照这样的思想要求，建立他们自己的模式统一思想和行动。他们把本来平行不悖、并列的思想变为敌对的和充满杀气的争论。
卡斯特利奥进一步质问说：我们投入了一场有关信仰的争论，为什么你要求对方缄口不言呢？难道你不是已深刻地认识到你论点的弱点了吗？你是否非常害怕结论将不利于你，使你丧失独裁者的地位？
由此可见，“把一个人活活烧死，不是保卫一个教义”，只是保卫独裁。“我们不应用火烧别人来证明我们自己的信仰”。真理可以传播但不能强加，没有一个教义因为狂热而变得更正确，没有一个真理因为狂热而变得真实。也不能靠吹捧一个教义或者一个真理而去传播教义或者真理，更不必说通过杀害而拒绝那坚持真理的人，来使一个教义或哲学变得更真实。一个真理可能会援引上帝的名字一千次，可能会一再宣称它本身的神圣不可侵犯，但没有批准它与毁坏上帝所给予的一个人的生命。“生命比任何教条更神圣”。如果你们杀他是因为他表达了他内在的信念，你们杀他是因为他说了真话，即使说的是错话，但那也是真的，他不过说了他相信是真实的东西。由此可见，“他们的错误就在于坚持真理”。加尔文没有正当理由就杀死一个持异议者，这是犯了预谋杀人罪，三倍的杀人罪。
当然，身后的补偿不能使死者复生。恢复一个死者的名誉，又有什么用呢？不，现在最根本的是保护活着的人。不光是宣布加尔文有罪，加尔文的书充满了极其可怕的恐怖和高压的教义，必须宣布为不人道。
很少有人会像卡斯特利奥那样猛烈地攻击一个精神上的暴君，很少有人会有他在《答加尔文书》所表现的那种狂怒。他使一个敌手被如此可怕的攻击所打倒。然而，什么都没有发生，因为《答加尔文书》除手抄本在民间流传外，当时就被禁止出版。它压根就未能与广大读者见面（几乎过了一个世纪，《答加尔文书》才得以出版）。由于独裁将继续下去，又由于真理表明之后，再无重复的必要，于是卡斯特利奥又回到学术研究上去。但是加尔文却不能罢手，卡斯特利奥的威望和影响在独裁内部的日益高涨，驱使加尔文决定不再考虑是非曲直，不再关心《圣经》及其阐释，不再关心真伪，只想迅速消灭卡斯特利奥。为此，他们费尽心机，采取伪造匿名文章（《恶棍的谬论》）栽赃陷害等手段失败后，在一次挨户搜查中发现一本未经加尔文许可而出版的卡斯特利奥的新作《悲痛地向法兰西忠告》的小册子。这本书再次祈求在怒气冲冲的教会内部和平解决争端。他解释说，没有一种教义，或其它种教义的本身是错误的。但试图强迫一个人去信仰他所不信的，才是不变的虚伪和犯罪。地球上所有的邪恶，都源于“违心的迫使”。试图强迫一个人公开声明接受一种他所反对的信仰，不但是不道德的和不合法的，而且也是愚蠢的。像这样的拉？入伍成军来支持一种哲学或者一种信念，只能罗织一批伪君子而已。拶刑、拉肢刑或任何高压，只能建成一个有名无实凑满人数的党派。因此，让我们任凭那些愿意成为新教徒的成为新教徒吧，那些愿意成为天主教徒的继续当天主教徒吧。既不强迫这部分人，也不强迫那部分人。“法兰西，我对您的忠告是，停止强制、迫害和杀害良心吧，代之以每一个信仰基督的人自行其是”。
建议法国天主教和新教和解，不必说是被视为滔天罪行的。所以加尔文操纵下的改革教会的宗教大会通过一项决议：“教会特通告卡斯特利奥所著一本名为《悲痛地向法兰西忠告》的书业已出版，此书危险绝顶，兹警告教徒们对此书警惕勿懈。”并将卡斯特利奥告上法庭要求加以逮捕。但由于巴塞尔大学的庇护，当地并未照办。
就在这时，一个意外发生了。两名亡命巴塞尔的异教徒（一为天主教，一为再洗礼教），曾是卡斯特利奥的密友。一个是与他合著《论异端》的作者，另一个是将一本引用多妻制的《三十次对话》的书译为拉丁文出版的译者。此案被揭发后，卡斯特利奥就输定了，也死定了。这时再也不能指望巴塞尔大学伸出保护之手了。
但是，很幸运，那些狂徒们所盼望的至高无上的胜利——亲眼看到卡斯特利奥在监狱里，在流放中或者火刑柱上毁灭，却未如愿以偿。由于长期过分地疲劳使他强健的身体被损坏了，已无力去抵抗那么多忧患，那么大的激动。一五六三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他那超负荷的心脏停止了跳动，卒年四十八岁。诚如一位朋友事后所说：“靠上帝赐助，把他侥幸地从敌人的魔爪下夺了回来。”
一个人病逝，而且是夭折，四十八岁死亡，竟被视为“幸运”、“赐助”。可见，活着多么艰难，独裁多么残酷。生不如死，世道猛于虎也！
卡斯特利奥的死，结束了一场诽谤的战役。他的同胞们终于认识到，在保卫巴塞尔市最高尚的人方面，他们何等的不热情，但一切都为时已晚。他财产之少说明这位大学者何等的贫穷，靠朋友们提供丧葬费，并代还零星债务，抚养他的孩子们。在他被控告为异端后，那些胆怯地避之唯恐不迭的人，现在急于表明他们是何等地爱他和尊敬他。葬礼中灵车后面紧跟着大学里的所有成员，灵柩由学生们抬到教堂，葬在地下室。三百个学生捐款立了一块墓碑：
“献给我们著名的导师，感谢他渊博的知识和纪念他纯洁的一生”。
一位伟大杰出的智者逝去了。加尔文的最大死敌被消灭了。但是加尔文的独裁统治，不但没有更牢固更长久，反而由于他的绝对、过分地胜利，促成了卡斯特利奥的迅速复活。卡斯特利奥的著作被重新发掘出来，公开出版发行，公开流传。卡斯特利奥用生命为之奋斗的宗教宽容、民族自由、个人自由、思想自由，终于被文明思想作为不可剥夺的准则所接受了。
（1）见奥地利著名作家斯·茨威格著《异端的权利》一书，一九七八年中文版。
胡风牢友张广天
？ 老 威
采访缘起：
认识六十三岁的张广天纯属意外，但一回生，两回熟，幸好我在四川东北部某县的一个社会福利机构里住了很长一段时间，否则就不会知道胡风曾有这么一个贼眉鼠眼的“牢友”。
一九九二年隆冬的这次谈话有些随意，逮着什么说什么，同心理医生的路数相似。张广天太不像话了，对历史，对大文化人，居然不晓得敬畏，这大约是受转型期大众趣味的影响吧。
所以，严肃的胡风研究者应该对这篇东西持批判态度。
老威：你认识胡风吧？
张广天：这些年已经有好几拨人打听过他的情况，是通过领导找来的，我不谈也得谈。今天你私下约我，是啥意思？你肯出点儿血么？三百块咋样？那么大的名人才值三百块。如今市场经济，我工资低，没办法。
老威：没办法？老张，你可是这里面响当当的人物。在监狱进进出出，顺带替犯人交封信，捎点熟食，还有港台的光屁股美女明信片。你的油水大了。
张广天：还是内盘？不过，我现在是自由公民，你管得了么。我坐了二十多年牢，又留监当了十来年工人，这辈子，监狱就是我的家。我在自己家里弄些小买卖，犯逑法。
老威：莫扯远了。我付一百元。
张广天：你太抠了。
老威：这不算正式采访。老张，你晓不晓得，在监狱图书室有胡风的专柜？胡风夫人、胡风集团成员的种种回忆文章自不必说，还有他老先生的作品集，包括那封写给毛主席党中央的倒霉的三十万言书。这十几年，全国各地报刊发表有关胡风案件的文章，至少几百篇，我若真要搞研究，直接查资料就完了。找你嘛，不外乎就是吹吹闲牛。
张广天：你倒是个爽快人。好，那一百元收下了，就摆摆龙门阵。你不能记录，我搜搜身，没录音机吧？失过脚的人，防人之心不可无，否则会影响我的饭碗。现在讲胡风，他坐牢的名字叫张光人，开玩笑时，大伙就喊“张光棍”。当时谁也没想到，他居然是我们这儿名气最大的犯人。当然，这儿也关过刘吉挺、张西挺两口子，四川省革委会副主任；还关过二三十个造反派头头。重庆八·一五的造反司令黄廉，至今还在一队当卫生员，他参加过抗美援朝，战场上练出来的顽固劲，牢坐了近二十年，还保持着从毛主席他老人家那儿学来的读书做眉批的良好习惯。黄廉讲得最多的故事，就是他指挥手下把军舰开入长江口，向据守朝天门码头的“反到底”示威，结果码头上打炮，击中了军舰旁边的运猪船，猪满江逃窜，重庆人民因此断了一个月一人半斤的供应肉。
老威：张光人咋样了？
张广天：我又扯远了。张光人长得牛高马大，比所有犯人都高一头。他是七几年从雅安苗溪茶场转来的，到底哪一年记不清了，大约是冬天。这座监狱很大．从大门进来，是干部的家属区，再过一道岗哨，就是劳改区了。左边有一条河沟，沿着河沟走，是铸造和磨砂车间；而右边一溜长坡，约两三百米，通往深监重地。里头有八个队、两千多犯人。我当时在二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