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制度的僵硬、冷酷和不自由。从政治上看，集权主义制度建立在民众的热情基础上。但是，当热情一旦消失，人们就感到身处冷酷的受奴役的境地，“因为在这样的制度下，人们正是在充满热情的情况下感到自身是自由的”。一九三三年，薇伊就在文章中指出，“无产阶级专政”将把工人运动引入歧途，苏俄的榜样会让人认同这样的观念——为了革命而牺牲个人的做法是正常的。“全体俄国人民能以组成该民族的每个人以国家官僚主义为代表的所谓的集体利益而正当地被牺牲”。她特别强调人的价值和人的尊严，并由此与“唯物主义者”们划清了不可逾越的界限。在西欧知识分子普遍左倾的情况下，薇伊是较早意识到斯大林主义本质的人之一。希特勒上台不久，她就敏锐地指出希特勒主义与斯大林主义之间的相似之处，两种意识形态互相攻击时，“仿佛是在徒劳地寻找对方与自己的不同点”。薇伊谴责斯大林式的共产主义“以十月革命的全部威望来装饰自己的政策”，斯大林的个人崇拜“让热忱的信徒失去了一切审核的能力”。薇伊以一名真正的宗教徒的火眼金睛，发现了苏联意识形态的“伪宗教”性：“共产党的宣传，通过会议的组织，惯用套语，习惯的举动，越来越像宗教宣传；好像革命会变成神话，而这种神话似乎也像其他神话一样只是以承受无法容忍的境遇为结果。”在斯大林权势熏天的三十年代，薇伊就已经预见到苏联帝国将由于它内部的独裁制度和腐败而垮台。她的预言在六十年以后得以灵验。
薇伊本人就是二十世纪基督精神的伟大见证。她与甘地一样，是一个彻底的非暴力主义者。二十世纪人类最大的悲剧就是暴力的泛滥。在二十世纪，掌握了更高级的杀人武器的现代人，以超越了此前所有时代的效率和规模屠杀自己的同类。薇伊短暂的一生就亲身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而她的祖国法兰西又恰好是两次世界大战的主战场。她还了解到在非洲殖民地的屠杀、在苏维埃俄国的屠杀以及在东方的中国和印度的屠杀。这些屠杀让她深感震惊。她挺身而出，高声谴责一切形式的和打着各种各样伪装的暴力：“武力受人操纵，武力又使人屈服，在武力面前人的肉体蜷缩。人的心灵始终由于它同武力的关系而发生变化，心灵被自以为掌握的武力所驱使和蒙蔽，心灵在身受武力的压制下俯首贴耳。”正是杀人的武器将人变成“非人”，而时代的主潮是信仰暴力，依赖暴力解决所有的问题。薇伊尖锐地指出：“武力，便是把屈从于它的任何人变为东西。当武力发挥到淋漓尽致时，它把人变成为从确切意义上说的东西，因为它把人变成了尸体。曾经还有人，片刻后，便无人了。”薇伊描述了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场景。然而，她也许没有想象到，她之后的下半个世纪，人类的愚蠢和残暴还将大大超过她生活的上半个世纪——柬埔寨红色高棉的屠杀、中国文化大革命的屠杀、美国在越南的屠杀、非洲各国的种族清洗……在一次次的屠杀中，人的高贵性被颠覆了。
薇伊爱每一个人，每一个工人、每一个农民以及每一个在困苦中挣扎的人。她对抽象的“国家”保持着高度的警惕，尤其反对以警察和军队武装的政府机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时候，她还在上中学。法国作为战胜国，在《凡尔赛和约》中获得了一揽子利益。就在举国上下都欣喜若狂的时候，冷静的小姑娘却产生了自己的想法：“在条约签订前，我还一直是像孩子般高唱赞歌的爱国者。欺辱战败的敌人的强烈的情绪那时正在处处蔓延，令人反感，这使我从此摆脱这种天真的爱国主义病。我的国家使别的战败民族蒙受的屈辱比我的祖国可能遭受的屈辱更加使我感到痛苦。”这简直就是一个大逆不道的“卖国贼”的思路！然而，薇伊并非不爱她的祖国，在纳粹德国入侵的时期，她虽然远在英国，但是多次向抵抗组织申请潜回祖国充当情报员。鉴于她的身体原因，有关方面没有同意她的申请。她又不屈不挠地去找担任要职的高师同学帮忙。她深知纳粹将采用什么手段来伤害人的尊严，但依然决定要履行自己的义务，甚至准备好在受审时“死亡将先于真实口供”。但是，薇伊认同的是每一个同胞，她愿意与他们一起受难。祖国是由人与土地组成的，而国家则是庞大而僵化的机器。薇伊热爱前者而拒绝后者，她认为，一旦祖国背后有国家，“正义便在远方”。薇伊在中学教书的时候，曾经与十六岁的学生们有过一番激烈的争论。当时，法国制造出了超级豪华的邮轮“诺曼底号”，并以此作为法国强大国力的代表。一时间，法国各阶层的人都把邮轮当作民族精神的象征，都在以热情洋溢的口吻谈论它。而薇伊则冷淡地反问道：“这条船的代价可以造出多少工人的住宅？”深受政府的“爱国主义”宣传毒害的学生们，非常反感老师的口气，他们纷纷反驳说，这条船的华丽和规模提高了法国在世界上的威望。然而，在薇伊的眼里，有什么比国家的“威望”更加微不足道的呢？在她的心目中，正义的原则是高于爱国主义的。
一九四三年的伦敦，胜利的曙光刚刚出现，而薇伊却积劳成疾。她一方面在形而上的世界里思考，进行艰苦的哲学和宗教的探索；另一方面在形而下的世界里操劳，运用自己所学到的护理技能为伤者和病人服务，每天只睡三个小时。她没有任何感官上的快乐，只有与上帝交流的愉悦和帮助他人的愉悦。病重的时候，她还坚持让医生把自己送到贫民区的医院，让出单人的病房给别人。她在病床上写道：“在这世上，只有沦落到受屈辱最底层，比讨乞还要卑下，不仅毫无社会地位，而且被看作失去了人最起码的尊严——理智的人，只有这样的人在实际上有可能说真话。其他人都在说谎。”八月二十四日，年仅三十四岁的薇伊平静地离去了。她把自己看作是上帝没有裁好的布，并坚信“我将得到补修和完善”。
在今天，能够感动人的人已经很少了，而能够改变一种生活的人更少。薇伊的一生，不仅使人感动，而且以亲身肩负闸门的姿态昭示着另一种生活的可能性。读完她的书和关于她的传记，我们还能够无动于衷地持续面前的生活状况吗？
薛忆沩的《天涯》小说
？ 彭 钢
从一九九七年开始，四年以来，薛忆沩每年都有一篇小说在《天涯》杂志上发表，这四篇小说连贯的主题和一致的风格在《天涯》的文学“板块”中留下了显眼的痕迹。《天涯》杂志显然为薛忆沩“重返文学”的艰苦努力提供了一条捷径。薛忆沩的《天涯》小说也构成了他创作旅程中的一个“必然王国”。
《老兵》（一九九七年第一期）
小说的第一句话奠定了一个乐章的基调，也开启了其它乐章中重复出现并且相互接续的主题和风格。
一个重要的主题是战争。薛忆沩小说中的战争，是中国近现代战争的遥远的回声，例如在《历史中的一个转折点》里有北伐战争，在《两个人的车站里》里有抗日战争，在《首战告捷》里则有解放战争。战争纠缠于民族的历史，而薛忆沩选择它来表现个人历史的偶然性。
《老兵》的写作时间应该比较早，其中的战争背景非常晦涩和怪诞。小说是这样开始的：
排长仍旧坐在屋门口的那张小凳上，刚才到现在是不可捉摸的一瞬，大概有四十年。
在战争期间，主人公一直跟着“陌生人”和一群同乡在远离家乡的地方打仗。我们只知道这场战争有现代战争的机械、荒诞和无目的感，但不知道具体的历史背景。我们假定那是“军阀割据”的战争，那是中国政治最惨不忍睹的时期吧。四十年变成了一瞬间，不是因为我们丧失了真实的时空感，而是因为太相似的细节使小说容易跨越时空。
接着在长达四十年的“不可捉摸的一瞬”之后，发生了特别的事情。排长看到“突然飞来的一群怪物，把几乎成熟的稻田洗劫一空”。排长反复思考这件令他胆战心惊的事情：那群怪物是什么？“有一刹那，排长以为是他的那些同乡”。很多年以前，“他们一起唱着歌跟着陌生人出发了”。但是他们都没有能够像排长一样从战争中回来。青春兑付给了虚无，歌声数字化为记忆。战争的荒诞将英雄的亡魂转变成无家可归的“怪物”。
小说的最后飞来一场更荒诞的灾祸，它令人感到毛骨悚然，它让我们看到了这样的场面：
这无论如何是难以置信的。那些结谷子的地方如今长满了弹头！
小说就在这样荒诞的场面中结束了。这时候我们被带进了一个更惊险的隐喻之中，既然稻谷变成了弹头，战争也就变成了生存。在这种惊险的隐喻里面，生存还有什么意义可言呢？
《历史中的一个转折点》（一九九八年第五期）
这一次，战争不再是回忆，而是直接进入情节之中。主人公的官阶从“排长”提升成了“营长”（到后来的《首战告捷》里主人公就更是晋升为“将军”了）。
北伐战争与《老兵》中的战争有了很不同的意义。至少，小说主人公黄营长是主动地选择了战争。黄营长出生于大户人家，受过良好的教育，因母亲的入教而有机会与意大利天主教传教士进行密切的精神交流（从这时候开始，一个将在薛忆沩的《天涯》小说中重复出现的人物“意大利传教士”也开始出现了）。黄营长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因此白教士向他解释的西方精神文明更加激发了他的精神气质，这在环绕着他的腐败的物质文明环境中是难得的机缘：
他们相处的愉快来自十六世纪以来科学的巨大成就。白教士津津乐道地向黄营长解释的各种各样的科学原理令黄营长兴奋不已。他好像又回到了那激动人心的北京。源源不断的知识与逻辑使黄营长的理想得到更精心的保存。虽然黄营长从来也没有清楚地知道过自己的理想究竟是什么，可他清楚地知道自己是一个理想主义者。
盲目的理想主义使黄营长冲动地选择了战争，他预先当然没有认识到战争有可能会埋葬他的理想。一年以后他带着部队攻打到一座小桥跟前。带着对历史决定论的滑稽模仿，小说称这座小桥即将成为“历史中的一个转折点”。而几年之前，黄营长曾经与他的一位同学在这座小桥上进行过一系列的精神交流：
他们刚刚从北京大学毕业，深受新文化的影响。他们几乎每天都到小桥上去散步。他们俯在小桥的护栏上讨论西方的历史和东方的未来。但他们谁也不知道他们脚下的这座小桥五年以后又将被东方的历史光顾，成为历史新的转折点。
这座小桥象征着他们放弃东方的物质文明而向往西方的精神文明，与十九世纪末的中国文人们所敢于承认的冲突正好相反。黄营长在自己整天与朋友们搓麻将的父亲身上概括出了东方精神的中断或衰落，而她的母亲则开始接纳西方文明中连续保持下来的精神传统。
小说最具讽刺意味的情节是黄营长最终遭受了来自东方物质文明的打击。首先是他的英勇进军被争抢功劳的上级阻止，接着是他心目中“美”的化身——他的妻子被长工阿虎强奸。阿虎是黄营长亲自用新文化教育过并入了教的“下人”。但可能正是这种进步的教育诱发了他造反的觉醒。这戏弄着“理性”的打击令黄营长选择了死亡，一个理想主义者因为历史的偶然走进了他必然的归宿。
《两个人的车站》（一九九九年第三期）
在这篇小说里，最早浮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两个人称：“我”和“你”，或者一对最古老的人生关系。黑暗中的电话两端，越过未知的时空，神秘的“你”对也许是错误的“我”发出伤感的呼吁，要求对最隐秘的回忆的唤醒。小说一开始，薛忆沩就语气激动地写下了一些用语言学的术语构成的突如其来的哲思。
如果不嫌简化的话，《两个人的车站》的主题就是人生的相遇。
犹太宗教哲学家马丁·布伯在著作《我与你》中写道：“‘你’与我相遇，我步入与‘你’的直接关系里。”人生的相遇是多么罕见而困难的事情！这种奇迹的发生靠的不是“缘分”，缘分过于被动，也太物质化。当薛忆沩写到“一个年轻的中国人”约了他童年时代的邻居在“巴黎北站的问讯处前”见面时，他是否在这位年轻的中国人等待的焦急中透露了自己的焦急？——“他从少年时候起就开始在等待……”但是等待的对象失约了，精神的相遇也变得模糊了。
在题为“北京”的那个部分，小说的触角伸向了十七世纪初期。接着，当一个“意大利传教士”来到庞大的中央帝国与东方文明相遇时，尽管这位传教士“在那些对他怀着极为复杂的心情的士大夫们的住所和心灵中出出进进。他已经不怎么记得他的故乡了，他寄回教会的报告让人怀疑他的立场”。但最后，他仍然回到了他九岁时与他热爱的天主相遇的车站。“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位再也没有离开过北京的意大利传教士一直也就没有离开过欧洲。他的终点原来就是他的起点。他的彼岸原来就是他的此岸”。薛忆沩也许是想让我们感到，相遇是可以靠信仰和激情支撑起来的。
接下来是那位“英国老人”一九三七年与她在伦敦的经济政治学院的中国女同学的相遇。在“东方美人”回国参加抗日战争以后的那五十年里，英国老人与她在思念和虚构中频繁地相遇，英国老人虚构了“东方美人”五十年的生活与死亡的历史，后者却将五十年的经历实实在在地变成了一本畅销书。就在五十年后，她终于可以与她思念与虚构的对象在现实中相遇的前夜，英国老人神奇地离开了她在其中苦苦地思念和虚构着的现实。她的去世也许代表着所有相遇的一种命运。
最后，薛忆沩又忍不住写到一个东京的少女在同一场战争的背景下与一名上海美术教师的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