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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我将运用自己对语言哲学的研究心得（详见拙著《语言三指论》），对《指物论》进行逐节的阐释和简单评述。经过阐释的《指物论》几乎可以称得上圆融晓畅、无可挑剔，这是证明文本无误的最强有力证据。
三
一、物莫非（受）指，而（能）指非（受）指。
译文：万物无非是受指，但能指不是受指。
评述：这是公孙龙对语言与世界的关系提出的根本性命题，也是《指物论》全文立论的基础，开篇对“指”、“物”分别下定义。“指非指”千古无人能解。《庄子·齐物论》：“以指喻指之非指，不若以非指喻指之非指。”实未悟之语。只有弄清“指非指”揭示了“受指”与“能指”的根本区别，才能廓清笼罩古今的重重迷雾。
而这正是公孙龙对语言哲学和哲学史的最大贡献。
二、天下无（能）指，物无可以谓（指）物。
非（能）指者天下，而物可谓指乎？
译文：如果世上没有能指，此物又不能够指称彼物。
在（只有物而）没有能指的世界里，万物可以被指称吗？
评述：在上节肯定语言的唯物主义基础的前提下，指出语言对于文明的必要性。因为如果没有语言，此物与彼物不能相互“谓指”（即指称），人类的交流和合作都是不可能的，文明也就无法启动。传统误解的根源之一，是把此节末句的“谓指”两字分开，并把“可”（可以）与“谓”（谓指，即指称）连读，又把“指”作名词理解。
这一节是针对道家的“反语言论”的论战性诘难。
三、（能）指也者，天下之所无也；物也者，天下之所有也。
以天下之所有，为天下之所无，未可。
译文：能指是世上本来没有的，万物（受指）是世上本来就有的。
用世上原本就有的（万物），去迎合世上原本没有的（而后来才有的能指），是不对的。
评述：此节首句的唯物主义立场昭然若揭。第二句是针对儒家“正名主义”的论战性诘难，显示了出自墨家的名家公孙龙向儒道主流文化挑战的勇气。与道家的绝对不信任语言略有不同，儒家用古代的“名”来正当代的“实”，是颠倒了物与词（即实与名）产生的先后关系。像一切唯心主义者一样，儒家“正名论”者不明白，语言的首要功能就是正确地反映客观世界。既然古代的“实”已变化发展为当代的“实”，那么古代的“名”也必须有与“实”相应的变化和发展，而不能强迫当代的“实”反过来去符合古代的“名”。公孙龙在《名实论》中说得极明白：“夫名，实谓也。知此之非此也，知此之不在此也，则不谓也；知彼之非彼也，知彼之不在彼也，则不谓也。”以天下实有的“受指”（人或物）去迁就本非实有的“能指”──“未可”！
公孙龙旗帜鲜明地对儒道论敌提出挑战之后，下文进入严密的论证。
四、天下无（能）指，而物不可谓指也。
不可谓指者，非（能）指也。
非（能）指者，物莫非（受）指也。
译文：世上（原本）没有能指，所以万物不能被指称。
（万物）不能被指称的原因是，（万物）本来就不是能指。
（万物）不是能指的原因是，万物无一不是受指。
评述：这是对第一节第一句“物莫非（受）指”的论证。
五、天下无（能）指而物不可谓指者，非有非指（谓）也。
非有非指（谓）者，物莫非（受）指也。
物莫非（受）指者，而（能）指非（受）指也。
译文：虽然世上没有能指因而万物不能被指称，然而（一旦有了能指，那就）没有一件事物不能被（能指）指称。
没有一件事物不能被指称的原因是，万物无一不是受指。
虽然万物无一不是受指称的，但能指却不是受指。
评述：这是对第一节第二句“而（能）指非（受）指”的论证。
第四第五两节用极其严密、丝丝入扣的论证，把首节的基本命题阐发得淋漓尽致。因此下文在新的理论背景下进入与儒道论敌的实质性交锋，把第二第三节的诘难具体化。实际上，“非有非指”（没有一件事物不能被指称）已经隐含着对道家“不可名”主义的批判；而传统误解的根源之二，正是把“非有非指”的“指”（指称）当成了名词。并且与“物莫非指”一样，被误解为“物无非是名，没有不是名”，由于各注家不了解“指”与“名”的区别和“指”的名词用法与动词用法的不同，造成两千多年来对公孙龙的莫须有的指责。
六、天下无（能）指者，生于物之各有名，不为（能）指也。
不为（能）指而谓之（能）指，是（能指与受指）兼不为指。
以（天下之所）有不为（受）指，（以天下）之（所）无不为（能）指，未可。
译文：（在已经有了语言以后，）世上依然没有能够指称事物的能指的原因，是因为万物把原本是能指的词语独占为专用名称，（被专名霸占了的词语）就不再是能指了。
不能再指称（的词语）却称为能指，这样（能指和受指）两者就解除了指称与被指称的关系。
使（世上原本）有的（万物）不再能被指称，（使世上原本）没有的（语言）不再能用于指称，是不对的。
评述：本节是全文最古奥、最艰涩，也是历来争议最大、分歧最繁、注家改动最多的一节。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公孙龙的思想远远超出了同时代人的思想和古汉语的负载能力；另一方面是公孙龙的行文省略过多，这也与汉语造句的随意性太大有关。
根据上文，“物”为天下所有，“指”为天下所无，但无“指”则“物”不能被指称，所以“指”被人类创造了出来，本来没有的“指”后来有了；有了以后，就无“物”不能被指称了。但道家为何认为“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的“道”不能被指称而浩叹“天下无指”呢？公孙龙对此的回答是：“生于物之各有名”，即某些“物”（和“人”）霸占了作为能指的语言，使语言成为失去指称功能的“名”，而导致能指“不为指”的罪魁是儒家的“正名”、“名分”乃至“名教”。能指既然不再是能指，“物”也就不能再被正确地指称。“指”不再是能指，“物”不再是受指，导致能指与受指“兼不为指”的局面。（“以有”承前“以天下之所有”省略，“之无”承前“以天下之所无”省略，不得不说是有些轻率的。尽管如此，根据全文的逻辑结构，省略还是易于识别的，可惜前贤未有识者。）天下所有的“物”原本就不能做能指而只能做受指，天下所无的“指”本来就只能做能指不能做受指。现在因为“指”被个别“人”、“物”霸占而降格为“名”、“讳”而失去功“能”，不再是能指。公孙龙再一次大声疾呼：“未可！”
七、且（能）指者，天下之所兼。
天下无（能）指者，物不可谓无（能）指也。
不可谓无（能）指者，非有非（受）指也。
非有非（受）指者，物莫非（受）指也。
译文：况且能指这个东西，本来就是世间万物所共有。
（由儒家造成的）世间万物没有能指的不正常现象是暂时的，不足以（像道家那样悲观地）断言万物不能被能指所指称。
不足以断言万物不能被能指所指称的理由是，万物无一不是受指。
万物无一不是受指的理由是，万物无非就是受指。
评述：此节的首句用科学的语言观揭示了语言的社会性和人民性，能指为万物万民兼有共享，批判了儒家以及法家关于“国之利器（即所谓“名器”）不可以示人”的愚民政策和反语言、反文化立场。公孙龙并且对科学必然战胜愚昧、文明必然战胜野蛮的历史法则充满信心，认为能指暂时被“名”所占有和异化，不足以得出“物无指”和“不可名”的错误结论，因为世间万物没有不能被指称的，而天下万物也迟早要被正确地指称和科学地认识。至此论战全部结束，用全文开头的基本命题“物莫非指”作结。
但公孙龙的伟大不仅在于他超越了同时代的所有思想家，更由于他借助语言的形式化思辨超越了历史的有限发展阶段，雄辩地显示了理性（即语言的本性）的预见性和真理性，在最后两节中，他惊人地洞见了从语言走向元语言的必然发展，显示了他高度的语言自觉，而这种自觉即使在西方，也是两千年以后即二十世纪初才萌芽的。
八、（能）指，非非（受）指也。
（能）指与（万）物，非（受）指也。
使天下无物指，谁径谓（能指）非（受）指？
天下无物，谁径谓（受）指？
天下有（能）指无物指，谁径谓（能指）非（受）指？径谓无物非（受）指？
译文：能指并非不能充当受指。
只不过能指与万物相联系、相比较时，不是受指罢了。
如果世间的能指不用来指称万物（而用此能指来指称彼能指），谁又能断言能指不能做形式受指？
如果世间没有万物，谁又能断言什么是受指？
如果世间只有能指而没有被指称的万物，谁又能断言能指不是受指？谁又能断言万物无一不是受指？
评述：说能指不是受指，仅仅针对“指”与“物”相对时而言。“指”与“物”相对时，能指确实不能充当受指。但如果天下没有一个具体的物可以充当某种思维的真实受指（即物指），谁又敢说某些能指（如“道”、“仁义”等概念、观念）不是思维的抽象受指呢？如果某种思维的对象就是某篇文章或某句话，谁又敢说能指（语言）不能充当高一个思维层次的元语言的形式受指呢？谁又敢说只有具体的物才能充当受指而抽象的语言不能充当元语言的受指呢？
这段话的假设语气是明显的，因此坐实地认定公孙龙宣扬“天下无物”或指控他是柏拉图式的所谓的“指化物”主义者，是武断的。这一节最充分地表明了《白马论》《坚白论》和《通变论》是公孙龙把语言（即能指）当作思维的形式受指（即思维对象）进行研究，并试图建立科学的元语言法则（即形式逻辑）的产物。而清醒地认识到语言和元语言的区别，自觉地从事元语言研究，不仅在墨辩学派中，甚至在中国古代哲学史上，公孙龙也是惟一的一个。
西方传统把以语言（概念、观念、理念）为思维对象的思维活动称为“反思”，中国没有这种传统，只有曾子“日三省吾身”式的“反省”──思维直接受指，即个体的人；或是庄子式的“坐忘”“心斋”──忘却语言；或是禅宗式的“非想非非想”──忘却思维；唯一似乎以词语为思维内容（而非哲学上的对象）的思维活动是“训诂”，但那只是与被思维的词语同一水平的能指（近义词）置换，与高于被思维的语言的元语言无关。
九、且夫（能）指固自为非（能）指，
奚待于物而乃与为（能）指？
译文：况且能指仅仅是自己（被另一能指指称并成为指称它的能指的形式受指时，相对而言）不是能指，（而实际上它自己依然是可以指称事物的能指，）又何必一定要等它在指称具体事物时才认定它是能指呢？
评述：至此，《指物论》从“物莫非指，而指非指”的基本命题出发，对天下本有的“物”作为语言的“受指”坚定不移，贯彻始终，但对天下本无的“指”即语言作为物质世界的“能指”则有所限定和补充，即只有当“指”与“物”相对时，能指才不是受指，但当此“指”与彼“指”处于两个思维层次，即一个能指被另一能指指称时，那么被指称的能指既可以是具体事物的能指，又可以是指称它的另一能指的形式受指。
四
总观《指物论》全文，一旦我们把公孙龙未表达清楚的术语（比如“物”、“物指”即“受指”，“指”又有“能指”、“受指”、“谓指”三解，而“谓指”就是“指称”）加以澄清，以及公孙龙不该省略的句子──如“以（天下之所）有”和“（以天下）之（所）无”──补充完整，那么我们就能发现，这篇两千多年前的不朽文献的科学性、融贯性和深刻性都是无与伦比的，尤其是它的严密性、明晰性和形式化方法的彻底性更是无懈可击，几乎达到了无须任何注解就一目了然的自明性。
公孙龙的著作，是中国古代独一无二的科学思维、哲学思维和逻辑思维的至高典范。可叹的是如此精深、足以引导中国文明走向科学昌明的思想瑰宝，千百年来被不重视语言、不尊重语言的陋道腐儒任意肢解割裂、妄说胡释，以至沉埋不显，痛何如哉！
千载之下，我们除了既愧且悔以外，难道不应遵循“亡羊补牢”和“不二过”的古训，把伟大的公孙龙子“出师未捷身先死”的不朽创造和未竟事业加以进一步完成吗？中华古文明凤凰涅槃式的再生和转型，此其时也；而重新发现我们的亚里士多德──公孙龙子，或许为此提供了一个契机？
《共产党宣言》中一个原文词Aufhebung的解释和翻译管见
？ 李 桐
学界新论
一、问题的提出
《共产党宣言》（以下简称《宣言》）是近现代马克思主义运动纲领性文献，它较完整、系统、严密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思想，是科学社会主义文献中传播最广和最带国际性的著作，是中国共产党创始者及早期中共党员接受马克思主义的重要著作。《宣言》汉译本在中共建党前一年由陈望道先生翻译出版。解放后，经过全国规模的马克思主义宣传教育，《宣言》的汉译本广泛印发，可谓家喻户晓。
《宣言》中有一句集中概括其理论原理的话语，那就是“消灭私有制”，这话的原文是“Aufhebung des Privateigentungs”（1）。“消灭私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