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否定不是简单地说不，或宣布某一事物不存在，或用任何一种方法将它消灭”（请注意，此处之“消灭”原文不是aufheben即，而是zerstren；汉译完全正确）。“和那种以天真的革命精神笼统地抛弃以往的全部历史的做法相反，现代唯物主义把历史看做人类发展过程”（11）。
遍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关于对待资本主义、对待私有制的社会主义革命理论原文，从来没有提出过“消灭”的手段。在上引《反杜林论》这部重要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更明确的指出，不能统笼地抛弃以往的全部历史，不能用任何一种方法把已经存在的事物简单“消灭”。那么，《宣言》汉译本中那许多“消灭”字眼，在《宣言》诞生一百五十多年的今天，是不是该澄清了呢？
四、结束语
两位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长达半个世纪的革命实践和理论创作中，只有当革命形势发生特殊变化时，提出过一些适应具体条件的特殊手段，如“暴力推翻（stürzen；不是vernichten＇消灭＇）资产阶级……”（12）等等外，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始终坚持理性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摒弃“抛弃以往的全部历史”，“简单地说不”或各种“消灭”手段（请参阅上文及《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主义原理》《哥达纲领批判》《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等等著作）。在他们所有关于社会主义革命著述中，使用最多的词语是“扬弃资本主义”、“扬弃私有制”等等。可是在后来的汉译本中，绝大多数却被误译为“消灭资本主义”、“消灭私有制”。
近二十年来，我国在党的领导下，纠正过去急于求成的过“左”路线，允许非公有制经济存在、发展，利用资本主义国家资金和科技，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改革开放，大幅度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消灭私有制”、“消灭买卖”、“消灭资产阶级生产关系”的话语，毫无疑问，与我国半个世纪的社会主义革命实践经验、改革开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实要求相距甚远。为了消除误解，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思想观点和方法，我建议恢复Aufhebung的原意，据不同上下文，改译为“扬弃”或“废除”。
以上所说的是否妥当，尚望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中央编译局专家不吝指教。
注：
（1）译文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一卷265页，德文见外文出版局德文本《宣言》 51页。
（2）黑格尔《逻辑学》二版序言。
（3）钱钟书《管锥篇》1－2，878页。
（4）同1266—273页和52—60页。
（5）对外翻译公司出版《文体与翻译》100页。
（6）同2上册70页。
（7）同2上册98页。
（8）黑格尔《小逻辑》213页。
（9）同8203页。
（10） 同8203页。
（11） 同1一卷263页。
（12） 同1三卷181页。
齐人物论（续一）
？ 庄 周
山野水沼之人，实话实说。前曾品题文雄八十，空费旦夕之功，枉抛无端心力，倦极怠极，本以为自此将视天下文士为隔世，再也懒提话头。未料黎明揉眼，惺忪间受一蝴蝶诱引，不知不觉，竟又重操秃笔，再续前缘。适足证野叟之言当不得真，当不得真。惟余一事，还请看官牢记：天下衮衮文雄，不佞有缘识荆者，百里不过二三，万中难凑一打。故下文（含上回）所论，悉自尔曹锦绣文章中求来。若有唐突，权当隔墙放箭，误伤足下；偶见揄扬，亦如临窗泼酒，错醉同行。呜呼，大梦谁先觉，文坛我不知。丁 玲《三八节有感》（原载1942年3月9日延安《解放日报》）
剥离掉这篇文章的种种历史尘垢，单就文章本身来看，应该说它太稀松平常了，几乎不配称为一篇文章，也就是说若非出自名家之手，今天哪个编辑都会看过三行后就扔进字纸篓里去，或摁“Delete”键删去。大家当然都有体会，今天之所以还能经常在报上读到大量昏天黑地的文字，都是拜各类文坛过气英雄之赐。当然，若把它当历史文献来读，其中自然又有种种可供玩味咀嚼之处，语言上的忽刚忽柔，意态上的时阴时阳，表达上的乍高乍低，都不妨视为“文章政治学”的极佳教材——至少，我可不敢用什么“……有感”作文章标题，原因有二：一是危险，一是不配。三 毛《哭泣的骆驼》（湖南文艺版）
三毛是极少数以散文名世的当代作家。尽管有好事者揭秘，认为颇有小说成份，但一种作品以什么文体被读者接受，它就对什么文体产生实质性影响。所以依然把三毛归入散文作家。这是一种“行者散文”，武侠是武行者，一如孙行者悟空，因为违法，所以取小说形式。旅行是文行者，一如取经者玄奘，由于合法，所以取散文形式。传统的行者散文是苦的，所以每每苦吟着“不如归去”，现代的行者散文是乐的，所以津津乐道着〃不如离去〃。只要中国的天依然是传统的魂归离恨天，这样的行者散文就会行下去，不行也行。方舟子《功到雄奇即罪名》（《方舟在线》）
网上盛产信息分子，而独缺知识分子。有之，则方舟子无疑为此中巨擘。这位分子生物学博士，中文网络的先行者，首份中文网刊《新语丝》的创办者，多年来不遗余力地宣传进化论，批判神创论，如同中国的赫胥黎，第二头“达尔文的斗犬”。而他一旦涉足文史领域，竟比许多浪得虚名的当世名家更为当行出色。这篇史传体散文，寄哀痛于史识，寓深情于通脱，对一代英杰袁崇焕的悲剧深致感慨，如泣如诉，感人肺腑。王安忆《屋顶上的童话》（《新时代的忍耐》）
写小说的王安忆越来越大师样十足，写散文的王安忆，借助这股大师气的余势，即使无甚心得，好像也不难把文章写得像模像样，滂滂沛沛。这是她令人称奇之处，也未尝不是偶尔让人困惑之处。她像一名文字的八级钳工，手艺精熟，仅仅把文字在纸上堆来码去，乍看之下也能叫人目瞪口呆。这篇《屋顶上的童话》即是现成例子：大手笔随处可见，读完之后却不明白她到底说了些什么。在感受缺席的地方，技能登场了。她老练地依靠警句维持着思维，可以一边嗑瓜子一边写出这样的句子：“土地是个有意思的家伙”，“我还知道有一种飞行的植物，它的名字叫柳絮”。冯骥才《一百个人的十年》（江苏文艺出版社1991年7月第1版）
“口述历史”是历史的一部分，在目前它几乎就是全部。感谢冯骥才做了这项工作。此书或可与安顿《绝对隐私》合读，尽管后者我没读过。相比而言，《绝对隐私》只是相对的隐私，虽然被夸张为“绝对”，实际上却仅仅涉及一个人的羞耻神经。而《一百个人的十年》中的叙述者虽然没有“绝对隐私”的自觉意识，实际上却触及了一个民族的羞耻神经。一个人张扬自己的隐私、兜售自己的劣迹，是无耻的。而一个民族隐瞒自己的隐私、掩盖自己的劣迹，就不仅仅是无耻了。许纪霖《走出阁楼以后》（《读书》1997年第9期）
学人许纪霖，字里行间跃动着一颗文士的心，这使他的学理阐述较之那些呆板的同行多了一个可贵的出发点。他的书斋治学似乎更愿听命于情感导向，文章的逻辑也以不违背情感真实为前提。情动于中，理则更多地成了追随者。遗憾的是，我怀疑许先生并没有意识到自己作为学者的“另类”特征和异样价值，他对自己约束太过，结果反而使文章不够充沛饱满——要知道“充沛饱满”对于他的同行固属多此一举，对于许纪霖“这一个”，恰巧是多多而益善的。本非矫情诞夸之士，自不妨道任自然。李书磊《余秋雨评点》（《三联生活周刊》）
文章有学院派的家底，却性好野战，发为文字，自然与芸芸“酷评家”有着不同的底色。议论中有风云之气，由于“云从龙，风从虎”的缘由，故也兼具龙虎之象。当然，“龙虎”之象是否一定即大家之象，我的“本生谱”里没有这方面的经验，倒也不敢贸然肯定。稍觉泄气的只是，他的“班头味”实在过于刺鼻：年纪轻轻，诸业待成，我们却一边不断读到哥们对他的肉麻歌颂，一边不断读到他对哥们的文字报答，遂把不少“文艺副刊”演变成了自家的“酬唱集”。两相对照，竟使我想不做小人都难。李泽厚《美的历程》
犹忆八十年代初，我辈学子于古典学养之维生素，从A至Z无一不缺。先生之书适时而至，实有开辟鸿蒙之功。尤以自铸伟词之“积淀”一说，至今嘉惠学林。此词所寓之悲喜，因历史之久暂而有天壤之别。五千年积淀，体内垃圾毒如鹤顶红。先生近来力主“告别革命”，海内议论蜂起。窃以为，既然“革命”一词已被反革命所僭擅，那么真正的革命者自然要反“革命”。儒门喜循名责实，即便实早已不再合于名，尤刺刺不休，似乎变质之实还能再合于名。吾宗则彻悟“名可名，非常名”之道旨，故曰：革命不死，大盗不止。李洪岩《质邵燕祥同志》（《书屋》2000年第1期）
青年钱学家李洪岩，除对钱氏宏文熟如乘法口诀表外，还学得一手快刀文字。钱锺书驾鹤远游之后，自觉无枝可依，转思以辣手立万。遂血口贲张，行文全不识温良恭俭。一证在手，放言无羁。文章常与所谓“范君旭仑”联署，呈黑风双煞之势，即各自谋篇，亦此呼彼应，现犄角互动之形。喋血文字，鞭笞章句，冀希以鹰扬之势，慕刚直之名。其见既偏，其心尤险。责人以苛而至于酷，责己以宽而至于无，文中捋袖干架类句子，填坑盈谷。戏改《西厢记》语，或可谓“颠不喇的见了万千，似这般可憎汉的嘴儿罕曾见”。李恩绩《爱俪园梦影录》（三联书店1984年5月第1版）
李恩绩的名字是许多读者陌生的，但他却写了一部必可传世的杰作。李先生大半生栖居爱俪园（即哈同花园）中。此书对犹太人哈同在上海滩从落魄到发迹的一生做了生动有趣、令人喷饭的实录，极富史料和艺术价值，比如王国维与爱俪园的一段不可忽视的因缘就鲜为人知。柯灵先生誉为关于爱俪园的“第一种可靠的信史”。此书手稿为柯灵先生珍藏三十年，劫后余生，侥幸未曾湮灭。柯灵先生说：“《梦影录》所表现的才华学养，是无可怀疑的。盛名之下，其实不副；而有真才实学的却没世而名不彰，这真是艺术世界最大的悲剧！”李慎之《只有一个顾准》（《重读大师》）
由于顾准的息县日记，有人持论过苛地认为有两个顾准，似乎精神反叛者兼有了精神奴隶的耻辱烙印，英雄雕像的基座发生了动摇。当此之际，活着的精神英雄李慎之先生挺身而出，雄辩地证明了：在特殊的环境中，日记也是有必要造伪的。素喜责备贤者的俗儒孟轲主张知人论世。当今之世，只有知世才能论人。如果一个民族不懂得尊敬英雄，甚至强迫英雄跪下，最后就会失去英雄，只剩下跪着的奴隶。西哲云：仆人眼中无英雄。信然！李碧华《长短句》（《新民晚报》）
据说香港女作家李碧华是所有张派传人中最得张爱玲神髓的。我没读过她的小说和散文，不敢妄断。在报上读到她的《长短句》，我认为她极有勇气。世上几乎没有出过女格言家，正如没有出过女哲学家。男人写格言的极多，但只有孔子、所罗门、葛拉西安、帕斯卡尔、拉罗什福科、利希滕贝格、尼采等极少数巨匠取得了成功。偶尔向自己的短处挑战是可贵的，但必须明白那是自己的短处，而切莫误以为是在发挥特长。许多人为了掩盖自己的短处，竟把大部分精力用来展览短处，结果反而误了最该发挥的长处。朱健国《王小波，可以这样挂镜子》（《八面来风》2000年第4期）
朱健国是近年文苑新战场上锋头甚健的骁将，整日价东征西讨，南骚北扰。文坛群殴，常为马前先锋；孤身搦战，也能全身而退。此等盗跖式流寇豪气，我赏之在寇，而不在其流。此篇对王小波进行非礼性质的语言骚扰，要求死者马上复活应战，其匪气十足倒是我欣赏的，但其观点之粗疏无文，却令我笑得差一点再次尸解飞升。朱先生的高论是，现代科学可以与古代伦理兼容。虽云不破不立，但能破能立的全能健将毕竟不多。我建议朱先生今后多花精力在颇为擅长的破的方面，至于立嘛，不妨偏劳学界坐寇。伊 沙《王朔的不良气味》（《八面来风》2000年第4期）
伊沙据说是个诗人吧？当然是他本人说的。他的所有文章、一切行为（与朋友喝酒、在座谈会上放炮、自说自话地给某人颁奖等等）都围绕一个主题：伊沙是大诗人。他的行为再次验证了我十年前的一个判断：想当中国的大诗人，必须先成为疯狂的活动家、死乞白赖的吹鼓手。由于他对当一名诗人有着狂热追求，再加诗思寡淡，言语无味，结果，他勒令自己的笔成为巴掌，不断在文坛上搧来搧去。这不，他又“胆大如鸡卵”地宣布：自己已成为中国十大值得批判的诗人了。不必说，批判大诗人伊沙的文章（二万五千字），只可能由被批判者本人动手。——哪天有闲，我倒真想写篇《文坛疯人院》玩玩。刘绍铭《寿则多辱》（《新民晚报》2000年2月24日）
刘绍铭是香港散文名家，不料为文竟粗疏至极，此文首句解题曰：“‘寿则多辱’，语出周作人。”令我大惊失色，立刻准备打版权官司。此语明明出自笔者的前世法身所著《庄子·天地》，为何被刘先生归于周氏名下？此语确曾“出”现于周氏名文《老年》，但周氏明确说引自日本兼好法师所著《徒然草》。吉田兼好也未曾宣布自铸伟词，而说“语云，寿则多辱”。今世中国作家，大抵不读中国经典，以致“五四”一代文化巨人长逝之后，不通中国文化之病，几乎成了时下中国知识界和文学界的通病。刘洪波《契卡主义》（《天火——书屋佳作精选》）
当代中国一只可爱的牛虻，个人之力已抵得上一支青年近卫军。触角敏锐，八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