食物，接着，令人奇怪的是，再试的时候它一点错误也不出了。它在一天之内学会了第一只老鼠在一个星期内才学到的东西。这个实验表明了两条原理的作用：奖励产生学习，这可以从第一只老鼠的情况中看出；如果缺乏奖励，可能会有潜在的学习，这可以通过第二只老鼠的行为得知。（在某种意义上，学习发生在没有奖励但一旦一个奖励与“正确的”行为发生联系时即被激发起来。）
这与人类的行为有什么关系呢？任何老师都会告诉你。一个学习绘画或者任何其它技巧的孩子可能直到老师说一些鼓励性的话或者赞扬的时候才有一些进步；接着，孩子突然间显示出了改善。类似地，一名飞行新手着陆的时候可能要跌跌撞撞地来上十几次，最后才半偶然地“走了一次运”，得到教练的表扬，从这以后每次降落时都好像“颇有心得”。
——几只老鼠被放进一只简单的T型迷宫的起始箱中，一次放一只。在右手分支的末端是一道白色的门，门后有一点奶酪；在左手分支的末端是一道黑色的门，门后有一道金属栅板，会给老鼠的爪子一种很轻但不舒服的电击。可等它们学会以后，实验人员改变了情形。现在，白色的门和食物放在左边的分支里，黑色的门和电栅板放在右边的分支里。老鼠向右转，被电击，马上学会了向左转。
这些魔鬼般的实验者再一次把一切都倒过来，可现在，老鼠立即就知道了。它们已经知道把把奖励和处罚与门的颜色联系起来，而不是方向。实验又一次证明了巴甫洛夫的区别定律，即在有两种提示的情况下，它们会取于奖励的提示。
这对人类适用吗？当然。一位园艺新手会只收获到一小堆西红柿，而他的邻居种的却是另外一个品种，阳光也充足一些，因而获得了大丰收。新手第二年试种邻居的种，还是运气不佳。他认识到，日照时间一定是关键的因素，因而锯掉了一些树，好让更多的阳光射进来，这次他成功了。
——另有一种T型迷宫，老鼠学会在里面向右转。这次，选了左边的分支没有惩罚，只是没有奖励。有些老鼠幸运一些，它们每次选中右边的时候都有奖励。另外一些不那么幸运，他们每四次才有可能发现一次食物。运气不好的老鼠比运气好的老鼠知道选择右边的速度慢得多。实验显示，学习当中的部分强化比持续的强化效果好得多。
可是，实验者又把一切倒过来。两个组的超级大老鼠在两个分支里都得不到奖励。会出现什么情况？很奇怪，以前幸运的一些老鼠很快忘记了以前的条件形成，并改变它们的选择，而以前每四次才奖励一次的那些老鼠在长时间来持续不断地选择右边。实验显示了部分强化效应：一种动物所期望的越多，情形变化对它的打击越大；如果期望不高，它们学习得来的行为在发生变化的时候就更为稳定。
人类的类比：一位工作相当出色的员工每年都会增加相当大的薪水；有一年，公司收益很差，他只得到很少的薪水，失去动力后，吃午餐的时间越来越长了，下午5点准时下班，还不时地请病假。不那么出色的一位员工只是偶尔因为生活水平的上涨而略为增加一些薪水，效益差的时候只能得一份可乐。他对工作的责任心没有受到影响，因为他期望不高，他认为奖励的减少并不是整个系统发生了变化。
两位伟大的新行为主义者：赫尔和斯金纳
如上述实验所示，行为主义者扩大了行为主义学说和方法论，远远超出了沃森的一套概念。他曾用简单化的术语把行为描述成“紧随一些即定刺激而产生的、有横纹和没有横纹的肌肉及腺体变化”，这个观点后来被称作“肌肉抽动心理学”。有一阵子，他的信徒们坚持这个观点；如其中的一位沃尔特·汉特在1928年所写的：“所有行为似乎都是相对简单的肌肉和腺体活动复杂程度不一的组合。”
然而，要就行为的复杂形式说一些有意义的话，就必须以其未受损坏的形式来观察，如一些有特性和意义的行为。一只筑巢的鸟不仅仅是对若干刺激采取若干反射的有机体，它还是一只筑巢的鸟——有一种带有目的的复杂行为。如一位行为主义者埃德温·霍尔特在1931年所言，行为是“有机体正在做的事情”——觅食、示爱，等等——它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不仅仅是一系列用来构成其特性的反射，不仅仅是一个“算术和，不仅仅只与加减关系有关”。
可是，霍尔特不愿把目的归于动物本身；这会意味着思维的影响，即它会向前预测目标，然后努力实现这个目标。反过来，他将复杂行为的目的性归结于刺激——反应单元组合的过程：动物每一个步骤中的寻找与回避，构成了集合起来的刺激——反应单元，其方式是，这种行为组合看起来好像是有意而为的。这种说法模糊而无法令人信服，可是，它已经走到了任何正统的行为主义者能够走到的尽头。
耶鲁大学的克拉克L·赫尔（1884－1952）作为一名新行为主义者作出了更为重要的努力，他推动了行为主义，使它成了按照牛顿物理学模式进行定量分析的严密科学。赫尔起先准备当一名矿业工程师，可是，因为患了小儿麻痹症而致使下肢残废。他转向心理学，因为这门科学不大可能涉及太重的体力活动，可是，工程学培训业已完成，他竟为行为主义推出了一种微积分。如他在自传中所言：
1930年左右，（我）得出相当肯定的结论，即心理学是一门真正的自然科学；其基本的法则都是可以通过少数几个普通的方程式加以定量描述的；个人所有复杂的行为最终将按照从（1）这些原初法则与（2）行为所从发生的情境中得出的二级法则归纳出来；作为一个整体的集团行为，即严格意义上同量的社会行为，可能按类似方法作为定量法则从同一原初方程中导出。
赫尔的中心思想是个很熟悉的概念：行为由一系列或者一串相连接的习惯构成，每种都是刺激－反应的连接，它们是作为强化的结果而产生的。他这是桑代克效应定律的翻版。赫尔的工作中比较新的东西是，他假设了一系列的因素，他认为，每种因素都加强、限制或者禁止这类习惯的形成，还有他列出的一些方程，据此，人们可以计算这些因素中每项因素精确的效果。
它们包括动物驱动力的水平（一只饥饿的老鼠觅食的驱动力比已经吃得厌腻的老鼠大得多）；强化的力量（以诸如“5克标准食物”这类的术语表达出来）；刺激后面紧跟着强化的次数；每次强化之后的获得的“需求减少”程度；因为疲劳和一次尝试与下一次尝试之间的时间长度而产生的“驱动力减少”的程度（驱动力是由需求为燃料的）等等。如艾德温·波林后来手下留情，以极巧妙的用词所言，这是一套极为“冗笨的”学说。
这里有一个例子。通过下列方程式，人们可以计算一个强化后的行动的任何即定数量的重复，能够增大通过学习所得习惯的力量的程度：
NsHR＝M…Me…iN
该方程式的意思是，学习所得习惯的力量取决于强化尝试的次数（N），某具体动作中输入输出的神经冲动之间的关系（sHr），该特定习惯最大生理学力量（M）减去，好了，就这样一直下去。
赫尔最大的初衷是要按自然科学来建立新行为主义心理学，从而使其获得知识上的地位。他的学习微积分在30年代看起来还支离破碎，而在他的《行为的原理》（1943年）一书中却已经有了系统的形式，当时，这种方法倍受尊崇，影响极大。在40年代末期和50年代，数千篇硕士论文和博士论文都是以他的一个或多个假设为基础的。他成了心理学研究文献中和学习心理学领导人物中被引用最多的心理学家。
可到了60年代，赫尔学说的笨重以及行为主义地位的衰落，使他的名字和工作都快速褪色了。到1970年，他很少被人引用，今天，几乎没有任何研究是以他的理论为基础的。赫尔于1952年去世时，一定想到自己已经在科学上获得了永生。现在，他只是个在历史研究中稍为引人注意的人物，年轻的心理学家和心理学圈子外很少有知道他名字的。
B·F·斯金纳（1904－1990）是另一位主要的新行为主义者，他的命运极为不同。他成为并保持为全世界最为著名的心理学家，直到他86岁时去世为止。他的思想在今天的心理学研究、教育和心理治疗中被广泛应用。
这么说，在人类寻找自我理解的探索中，他一定就是贡献最大的人之一，对吗？
远非如此。
人类的自我理解，至少是这么多世纪以来的哲学家和心理学家们寻找的那种自我理解，根本就不在斯金纳的目标或者贡献之列。斯金纳在他漫长的一生中坚守着他的行为主义观点，他认为，比如意识、思想、记忆和推理这些“主观存在”根本就不存在，而只是“一些语言的构成物和人类在语言发展的过程中不幸落入的一些语法陷阱”，“是一些本身都无法解释的注解性的东西”。斯金纳的目标不是去了解人类的精神，而是决定行为是如何由外部原因引发的。他对自己的观点坚信不疑，他在一个短篇的自传中——他还有一部三卷本的自传——写道：“（行为主义）可能需要澄清，但它不再需要争辩了。”
斯金纳对心理学的理论也没有增加什么东西；他认为有学习的理论是不需要的，还宣称自己就没有一种理论。他的确相信的一种理论，可以用一句话总结下来，即我们所做的任何事情和我们本身都是由奖励和惩罚的历史决定的；他通过研究形成的这一理论的细节，由前述部分强化效应这类的原理构成，他的理论关心的是引起行为需求和引起行为消灭的情境。
那么，是什么使他如此出名的呢？
跟沃森一样，斯金纳天生就是一个引起非议的人，一个煽动家和杰出的广告人。他第一次在电视上露面时，搬出了原由蒙田提出的一个两难问题——“如果你非得做一个选择的话，你是烧死自己的孩子呢？还是焚掉书籍？”——然后他说，我本人倒情愿烧掉自己的孩子，因为他通过工作而对未来作出的贡献，将大于通过自己的基因作出的贡献。可以预料的是，他激起了愤怒… 因而得到邀请，参加进一步的露面。
在别的一些时间里，他似乎喜欢拿一些思想深沉的人在谈论和理解人类行为时用的词来嘲笑取乐：
行为……仍然归结于人的本性，还有一种广义的“个人差别心理学”，人们在里面用性格特征、能力和潜力这些词来比较和描述人类。几乎每一个关心人类状况……都以这种前科学方式谈论人类行为。
斯金纳一向嘲笑理解人的内心的努力：
我们不需要努力地去发现什么样的人格、心理状态、感觉、性格特征、计划、目的、意图或者自动的人真正是的其它一些特权，才能够赶上对行为的真正科学的分析……思想就是行动。错误在于把行为分配到意识里面去了。
他说，我们需要或者能够知道的，是行为的外部起因和这个行为可观察到的结果。这会得出“作为一种行为系统的有机体的完整图景”。
与此观点相一致的是，他是个严格的决定论者：“我们之所以成为今天的我，这是由我们的历史决定的。我们热衷于相信自己是可以选择的，是可以行为的……（可是）我不相信一个人会是自由或者应该负责任的。”“自动的”人是个错觉；一个好人是因为条件形成使他如此的，好的社会也将是以“行为工程”为基础的，即通过积极的强化措施对行为施以科学控制。
斯金纳是个灵巧表演人，他很会让自己受欢迎。他说话明白流畅，以自我为中心而不为此感到脸红，而且长得迷人。为了展示他自己的条件形成技巧，他教会一只鸽子在玩具钢琴上弹一支曲子，教一对鸽于玩一种网球，两只鸽子用它们的嘴把一只球滚来滚去。几百万人在电视记录片上看过他的表演，他们都认为斯金纳是个了不起的人，至少是位动物专家。他以一本乌托邦小说《沃尔登第二》（1948）的形式表达了他对一种理想中的、科学控制的社会的展望，他在小说里面展现了一个小型社会的图景，从诞生开始，孩子们都通过奖励（积极的强化）进行严格的条件形成训练，以使他们具有合作精神和社交能力；所有的行为都受到控制，但这都是为了全体的利益和幸福。虽说对话平淡无聊，情节做作，但这本小说还是成了一本极受推崇的书，大学生们长年读这本书，销量已逾20O多万册。
可是，斯金纳在公众当中的声名比他与同行相处的声名大。如一位崇拜者心理学家诺曼·古特曼几年以前在《美国心理学家》上所写的一样：
（斯金纳）是一个神话中的著名人物……科学家英雄，普罗米修斯式的播火者，技艺高超的技术专家……敢于打破偶像的人，不畏权威的人，他解放了我们的思想，从而脱离了古代的局限。
斯金纳1904年出生在宾夕法尼亚一个铁路小镇上，他父亲是当地的律师。还在儿童时期，他就有制作复杂小玩意儿的癖好。后来，作为一位心理学家，他还会发明并建造动物实验用的许多极为有效的装置。在中学和大学期间，他曾立志当一名作家，大学毕业之后，他花了一年时间练习写作，大部分时间是在格林威治村度过的。尽管他仔细观察了周围千奇百怪的人类行为，可过了一阵子后他发现自己对看到的一切没有什么好说的，极度灰心之后，他决定放弃这个打算。
可是，他不久又找到了一个办法，对他来说是更为实际的理解人类行为的方法。在他的阅读中，他偶尔读到沃森和巴甫洛夫等人从事的工作，读了这两个人写的书，然后决定把自己的未来献给了解人类行为的科学方法探索中，特别是对条件形成的研究。“我对自己在文学上的失败耿耿于怀，”他1977年对一位采访者说，“而且我确信，作家们从没有真正理解到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