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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班的警察是个老相识。他看看信，又看看我，脸上流露着好奇的表情，说：“这边走。”
最后他在写着“局长”的门上敲了敲门。坐在办公桌后面的是位中年男子，红色与灰色交杂的头发向前梳着，大概是要遮掩头上光秃的部分。一座收音机扭开了。警长伸手向前，扭转收音机上的开关，他不是把音量转低，而是把它转高了。
接着他说：“彭女士，欢迎你来！”
“局长，您好。”
局长站起来把门掩好，说：“请坐，你知道我晓得你的一切，包括你的工作。”
“你是说修理钟表吗？也许你对我父亲的手艺会更欣赏呢！”
局长微笑着。“不，我是指你‘其他的’工作。”
“呀！那么你是指我为低能儿所做的工作吧！对了，让我告诉你那些工作的情形——”
局长压低了他的声音：“不，彭女士，我也不是指你为低能儿童所作的工作。我是指你另外的工作。我要你晓得我们这里有些人也对你的工作甚表同情。”
如今局长笑得更爽朗了，我也只得暂且报之以微笑。他继续说：“现在，彭女士，我有一个请求。”
他在办公室的桌边坐了下来，双眼注视着我。然后把声音放低到只有我们能听见的程度。他说他也是为地下工作机构服务的，可是警署中有一个警员，把情报全部泄漏给纳粹的秘密警察。“现在我们对这个人没有别的办法，只有把他杀掉！”
一股冷流沁透过我的背脊。
局长继续耳语说：“我们还有什么办法？我们不能逮捕他——在这里除了德国人控制下的监狱外，没有别的监狱。可是我们若任凭他活动下去，许多人都要死亡。彭女士，这就是为何我在想，不知在你的工作单位中是否有人可以——”
“去杀掉他？”
“是的。”
我向后靠着。这是否是一个诡计，要诱我承认确实有地下工作这回事？又要引诱我列举姓名呢？
看见警长眼中闪烁着不耐烦的表情，我终于这样说：“局长，我一向以为我的任务是拯救性命，而不是毁灭生命。然而我也了解你这种进退两难的处境。我有一个建议。你祷告吗？”
“在这种日子里，我们大家不都要时常祷告吗？”
“那么让我们做一个祷告，恳求神感动这人的心，叫他不要继续出卖自己的同胞。”
室内静默了好一会。然后局长点点头：“我很愿意这样做。”
于是，就在市警局的中心，当收音机正在大声报告德军最近进展的消息时，我们一同祷告。恳求神叫这个荷兰人看出他自己在神眼中的价值，也看出地上每一个人在神眼中的价值。
祷告完，局长站起来，与我握握手。“彭女士，谢谢你，我至诚地感谢你，如今我晓得请求你做这事是不对的。”
我手里仍紧紧地握着准备入狱的小行囊，沿着走廊走出了警察局，拐一个弯，又回到贝雅古屋。
在楼上，人们挤在我身旁，想知道事情的详细经过。但我没有把一切的经过都说出来。因为我不要父亲和碧茜晓得局长曾要求我们杀人，这会带给他们一种不必要的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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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警察局长意外会面的那回事，对我们应该算是一种鼓励。显然我们在政府的高级官员中还有朋友。但事实上这件事对我们却有相反的影响，这再次证明我们的秘密已经不是秘密。全哈林市的人似乎都知道我们的底细。
我们晓得我们应该停止这项工作，但怎么可能呢？有谁会继续负责这种数百姓命之所系的供应线和情报网呢？不错，许多时候我们得放弃一个秘密的收容站，但是当我们不再作这件事之后，有谁能接替我们把这些收容站转移到别处去呢？没有别的办法，我们只好继续干下去。但是我们晓得悲剧的来临已经离我们不远了。
事实上，悲剧最先临到卓浦，我们那个十七岁的学徒，为了安全之故他父母请求让他住在贝雅古屋的。
一九四四年正月底的一天下午，天色已晚，罗武悄悄地溜进我的工作室。他向卓浦望了一眼，我点点头。卓浦早已对这房子里的一切都参与一份子。
“今天在伊蒂的一个地下工作站会遭遇突袭。你有谁可以通知他们吗？”
但我没有。天这么晚了，已经没有一个信差或护送人员留在贝雅古屋。
卓浦说：“我去。”
我打算开口抗议，说他毫无经验，而且很可能在路上被拦截，解到工厂作工。但我又想到在伊蒂那些工作人员无人警告他们，而我们楼上有整橱的女孩子围巾和衣服……
罗武说：“孩子，那么快点，你必须马上去。”他将详细的情形告诉卓浦，随即匆匆离去。不久以后，卓浦又出现了。他打扮成一个十分美丽的黑发女孩，穿着长大衣，头上围着头巾，手上戴着毛皮的暖手筒。但这个孩子是否有何预感呢？在门口，他出我不意时，转过身来吻我一下才离去。
卓浦应该在七点宵禁以前回来的，但过了七点还没有他的踪影。也许他有事耽误了，要到明天早上才回来。
第二天早上很早果然来了一个人，但他不是卓浦。当罗武踏进门口时，我已看出他的步伐因坏消息而变得十分沉重。
“是卓浦，对吗？”
“是的。”
“事情怎么发生的？”
原来是罗武从值夜班的警察那儿得来的消息。当卓浦抵达伊蒂那间房屋时，纳粹的秘密警察已先他而到。卓浦按铃，门开了，秘密警察假装是屋主，邀他进去。
罗武说：“柯丽，让我们面对现实。秘密警察会从卓浦口中套出一切的情报。如今他们已把他解到阿姆斯特丹去。他能有多久闭口不说出来的呢？”
于是我们再次考虑停止地下工作。可是我们又再一次发现没有这种可能。
那夜，当屋子里其他的人都上床以后，父亲、碧茜和我一起祷告了很长一段时间。我们晓得尽管危险一天天的增加，然而我们除了继续干下去外，没有别的办法。这是个恶势力掌权的时候，我们不能逃避。也许当人作了最大的努力而失败后，神的权能才能自由地开始工作。
第九章 突袭
听见有人在我房间里，我吃力地睁开眼睛，是游西，他正要把自己的被褥和睡衣拿进来放进密室里。跟着他的是玛莉和蒂雅，手里也各拿着一捆东西。
我再闭上眼睛，那是一九四四年二月二十八日的清晨，我患重感冒已经卧床两天来。头痛得厉害，骨节之间有如火烧。每个微小的声音、玛莉的喘息声、密室门板的摩擦声，都令我想要尖声大叫。接着我听见韩克和美达进来，又听见游西的笑声，他正在密室里忙着把各人的用具传出来。
我真想开口大叫：你们都给我出去！让我静一下！但我紧紧地咬住自己的嘴唇，免得自己发出声来。
终于他们都把自己的衣服和用品拿齐了，鱼贯地出去，把门关上。凌德呢？为什么他没上来？我这才想起凌德出去几天，在几家收容难民的家庭中，装置像我们这里一样的警报设备。于是我又昏昏沉沉地睡着了。
再次醒来时，我看见碧茜站在床脚那边，手里捧着一杯热气腾腾的药茶。“柯丽，对不起叫醒了你。不过楼下铺子里有一个人坚持有话只能对你说。”
“他是谁？”
“他说他是从欧米罗来的。我从来没有见过他。”
我颤巍巍地坐起来。“没关系，横竖我必须起来了。明天粮食配给证要送来了。”
我啜着那杯滚烫的茶，然后挣扎地站了起来。床边正放着准备入狱用的手提包。自从上次奉命到警察局报到以后，这个手提包就一直留在我的身旁。事实上，我又加了一些东西进去。除了圣经、衣服和洗手间的用品之外，现在又另外添了维他命、阿司匹林与碧茜的补血铁丸，以及其他好些东西。如今这个手提包已成了我的护身符，帮助我应付监狱的恐怖。
我慢慢地穿上衣服，走向楼梯口。整座房子似乎都在绕着我旋转。我抓紧楼梯的扶手，徐徐地向楼下走去。在贞苏姨妈的房门口，我希奇地听见好些人的声音。我朝里面望望。对了！我忘记了，这是星期三的早上，好些人聚在这里来参加伟廉主领的祈祷会。我看见娜莉正在给每个人派发我们所谓“占领期的咖啡”，那是用一种植物根和晒干了的无花果泡制成的。彼得已经坐上钢琴的椅子上，像这样的聚会多数时间都由他负责音乐节目。我继续往楼下走去。有许多前来参加聚会的人从我身旁经过。
当我摇摇摆摆地来到铺面时，一个身材细小、有一头黄发的人跳起来迎着我：“彭小姐！”
“是的？”有一句荷兰的老话：察言观色，知人三分。这个人的眼睛不肯向我正视。他的视线仿佛只集中在我的鼻子和下巴之间。我问：“是有关钟表的事吗？”
“不，彭小姐，事情比这严重得多！”说话时，他的眼睛似乎沿着我的面部转了一圈。“我的妻子刚刚被捕。你晓得我们收藏犹太人。如果她被质询，我们大家的性命都有危险。”
我说：“但我不知道怎样能帮助你。”
“我需要六百元荷兰银币。在欧米罗的警署里有一个警察，是可以用钱贿赂的。我是个穷人——有人告诉我你有某方面的线路。”
“线路？”
“彭小姐！这是件生死交关的大事！如果我不能及时凑出这笔钱来，她就会被解到阿姆斯特丹去，那样事情就太迟了。”
这个人的举止有点令我迟疑。但是万一我判断错误呢？于是我说：“你半个钟点之后回来，我会想办法给你筹出那笔钱来。”
这时他的眼睛第一次向我正视。他说：“我永不会忘记这件事的。”
贝雅古屋没有这笔现款，于是我差杜丝到银行去，并教她如何把钱交给这个人，只是不要透露任何情报。
然后我挣扎着回到楼山去。十分钟前，我全身发热有如火烧，如今则又冷得发抖。我在贞苏姨妈的房中稍微停留了一下，从桌上取得一个装满文件的公事包。然后向伟廉和其他的人道歉一声，出来往自己的房间走去。回到房里，我卸下衣服，又把那只丝丝发声的喷雾器加满了水，才再爬回床上。有片刻的时间我试着集中精神，检查公事包里的名单和通讯处。这个月詹傅特城需要五张配给证。欧华稳镇无需配给证。有十八张配给证要送到……忽然感冒又冲了上来，我顿时头昏眼花，那些公文开始在我面前漂浮不定。公事包从我手中滑了出去，我又昏昏沉沉地睡着了。
****
高烧中，我梦见警报器一直响个不停。嗡嗡之声十分刺耳，它为什么不停下来呢？我听见匆匆的脚步声，又有人低声说：“快点！快点！”
我坐了起来。人群从我床边跑过。我回过头来，恰好看见蒂雅的脚跟从那扇秘密的门中消失。美达在她后面，接着是韩克。
但是——我今天并没有安排演习！他们究竟在弄什么把戏——除非——除非这不是演习。游西从我身边飞步而过，脸色苍白，烟斗在他手中的烟灰碟中格格作响。原来他的双手在发抖！
终于我那麻木的头脑醒觉过来，紧急的一刻如今果真到了。有三个人已经进入密室，第四个是游西。一下子他的黑鞋与红短袜也不见了。然而玛莉——玛莉在哪里，终于那位老妇人在卧室门口出现了，张大着嘴，大声地喘气。我从床上跳了起来，半推半拖地把她拉过房间。
当我终于准备把密室的门板放下来时，忽然一个身材削瘦、头发灰白的男人冲了进来。他是从毕伟那里来的，在荷兰反抗军中有很高的职位。但我一点也不晓得他在这屋子里。他紧随着玛莉冲了进去。五个、六个，是的，这数目正对，因为凌德到别处去了。
那人的脚跟不见了，我把门板放了下来，回到床上。楼下传来摔门的声音，楼梯上也传来沉重的脚步声。可是更令我紧张的是玛莉那粗哑、刺耳的喘息声。
我祷告说：“主耶稣！你有医治的权能！求你现在就医治玛莉！”
忽然我的眼睛落在那只装满了人名和通讯处的公事包上。我一把抓了起来，再向上推开那扇密门，把公事包丢了进去，随即又把门落下，然后把那装满入狱用品的手提包丢到密室的入口。当我再回到床上时，卧房的门给推开了。
“你叫什么？”
我慢慢坐起来，装作初醒的样子。
“什么？”
“你的名字！”
“彭柯丽。”问话的人身材高大，面色出奇的苍白，身上穿着一件普通的蓝色西装。他转身向楼下大声喊叫：“魏灵士，我们这上面还有一个。”
他转过身来对我说：“起来！穿上衣服。”
当我从床单底下爬出来的时候，那人从他的口袋里拿出一片纸头来，正忙着仔细审察。
“原来你就是首脑人物！”他带着一种新的兴趣望着我。“告诉我，你把犹太人藏在什么地方？”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那人大笑。“那么你一定也对地下工作组织一点都不知道喽？且等着瞧吧！”
他的眼睛一直盯着我。我只好开始把衣服穿在睡衣上。一面侧耳倾听，看看密室里有没有声音传过来。
“给我看你的证件。”
我将挂在脖子上的小袋子拿下来。当我从中取出身份证时，一束钞票也同时掉了出来。那人弯下腰，在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