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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如果福音书中所记载的乃是神典型的作为，那么失败才只是一个开始。我向这囚室的四围看了一圈，心中不禁在想，像这样的一个地方，又能产生怎么样的胜利呢？
以前囚室中的那位监狱专家教会我如何用支撑紧身内衣的钢针在水泥地上摩擦，而制成一把像小刀一样的东西。我似乎觉得不要把日子忘记乃是一件最重要的事。于是我用一个磨尖了的钢针，在小床后的墙上刻了一个日历。每当平淡无奇的一天过去时，我就把一只方格划去。我又在日历的方格下面记上一些在特别日子里所发生的特别事件：
一九四四年二月二十八日被捕。
一九四四年二月二十九日解至舒城监狱。
一九四四年三月十六日开始独囚。
如今又多了一个新的日子：
一九四四年四月十五日狱中度生日。
既是生日总应有些庆祝的节目。然而在这间囚室里，我却找不出一件能令人兴奋的东西来。在以往那个囚室中总还有一些颜色鲜艳的服饰：那位出身男爵世家的女孩有一顶红帽子，还有美琪的黄衬衫。如今我才后悔自己对服装为何那么不在意。
至少应有一首歌来庆祝生日！我拣选了一首歌颂“哈林新娘”那棵树的诗歌——如今那棵树上的樱花应该盛开了。那首孩子们唱的童谣带给我许多亲切的回忆；灿烂的树枝，洁白的花瓣，总像雪花似的落在人行道上——
“肃静！”走道上有人在连续地猛锤着铁门。“单独囚禁的犯人禁止出声！”
我坐在小床上，打开约翰福音静静地读着，直到心中的痛楚消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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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日过后两天，我第一次给带到一间巨大有回音的澡堂里。一个板着面孔的狱卒走在我旁边。她那张阴沉的脸使我不敢对这次的外出表示欢愉。然而经过这么多个星期的囚禁以后，一旦有机会踏入那条宽阔的走廊，实在使我心中涌起一股难以言喻的快感。
在那淋浴用的澡堂门口，有几个女人在等着。尽管大家都闭口不言，但那种再度能与人类相近的感觉，实在给我带来莫名的喜乐与力量。我留意观看从澡堂中出来的犯人，只是看不见碧茜，也看不见娜莉，甚至没有一个从哈林来的人在那里。我望着大家，觉得她们都是我的姐妹。能够时常看见人的面孔，实在是多么富足的一种福气呵！
淋浴十分舒畅；温暖清洁的水洒在我生有烂疮的皮肤上，又淋过我粗涩打结的头发。当我重回囚室时，我有了一个新的决定，下次我再有机会去洗澡时，我要带三本福音书去。被单独监禁的经验令我感到无法独享一人拥有四本福音书的那种福气。
不久以后，我也不再孤单了。在我孤独的囚室中，来了一只细小、忙碌的黑蚁。一天早上当我把马桶拿到门口去时，几乎一脚踏在它身上，幸而我能及时发觉，心中真为这项发现感到兴奋。我蹲伏下来，仔细欣赏那奇妙的脚和身体。我向那只黑蚁道歉，答应它以后不再那么漫不经心地走路。
不久之后它在地上的裂缝中消失了。但是当晚餐的那块面包出现在门口的架上时，我捏了一些面包屑，丢在地上。令我高兴的是，它几乎立刻就走了出来。在背上背起了一块相当大的面包屑，挣扎着拖进洞里，然后又立刻回来收拾其他的碎屑。我们彼此间的关系便这样建立起来了。
如今在囚室中，除了每天有太阳前来造访外，我又增加了这个勇敢而英俊的客人——事实上，原来是一只蚂蚁，但很快就成了一小队的蚂蚁。如果当我正在面盆中洗衣服，或在地上磨我自制的小刀时，这些小蚁队一出现，我就会立即停止工作，聚精会神地看他们的活动。在囚室内同一时间做两件事，实在是一种不可思议的浪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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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晚上，当我从墙上的日历中划掉另一个长长的日子时，我听见走廊上有喊叫的声音，近处也有人回应。忽然闹声从四面八方传来。囚徒这样耍乐是多么不平凡的事！那些守卫都到哪里去了呢？
自从两个钟头以前面包送来之后，我门上的洞穴还没有关上。我将耳朵贴在洞口上听，只是听不出来外面在闹什么。人名从一个囚房传到另一个囚房。有人在高声歌唱，也有人在不断地锤她们的囚门。狱卒必然是全走光了！
近处有人请求说：“请大家安静点！让我们在他们回来之前，好好地利用这段时间！”
我从洞口向外喊：“发生了什么事？那些守卫哪儿去了？”
同一个声音回答说：“开庆祝会去了。今天是希特勒的生日。”
那么——走廊上喊出来的那些人名必然是犯人们自己的名字。这正是我们的机会，可以告诉他人我们在什么地方，又是我们获取消息的大好机会。
我从传递食物的洞口中大声喊着说：“我是彭柯丽！我全家都被关在这间牢子里！呵！有谁看见彭嘉士伯吗？还有彭碧茜、娜莉·华登和彭伟廉！”我大声地喊出这些名字，直到喉咙变得沙哑了。我听见这些名字被重述着直向走廊上传下去。我自己也替别人传报名字，有时向左，有时向右，这是我们自己设计出来传递消息的方法。
不久以后，答案慢慢地传回来了。“爱斯特太太在二二八号囚室……”“贝志的手臂好了许多……”但也有好些消息是很难传达的。“审问的结果很坏：他坐在牢中不言不语。”“请通知我丈夫朱斯德，我们的婴孩上礼拜死了……”
除了私人的消息外，也传来了关于外界的谣言。每一个谣言都要比上一个更放肆、更乐观。
“德国起革命了！”
“盟军已经进攻欧洲！”
“大战不会再长过三个星期了！”
终于我喊出去的名字，有些传回来了。“碧茜在三一二号囚室。她要告诉你，神实在好。”
呵！那是碧茜！十足是碧茜的为人和作风！
然后又传来这样的消息：娜莉·华登曾住在三一八号囚房，但一个多月前她开释了。
释放了！呵！感谢神！
杜丝也释放了！
男狱那边的消息较慢传来，可是当消息传过来时，我的心情也越来越兴奋：
彼得·华登开释了！
赫曼·史洛林开释了！
彭毕伟开释了！
就我所知的而论，除了碧茜和我以外，每一位在贝雅古屋遭遇突袭时被捕的人都开释了。只是关于父亲的情形，我一直无法获悉。尽管我再喊出他的名字，但似乎没有人见过他，也没有人晓得他的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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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一个礼拜以后，我囚室的门打开了。一位在狱中服务的囚犯把一个用咖啡色纸包着的包裹丢在地上。我捡起来，试试它的重量，翻了又翻。包在外面的纸已经给撕开过，包裹又随随便便地再绑好。即使如此，我仍能看出娜莉细腻的手腕。我坐在小床边，把包裹打开。
里面有一件浅蓝色绣花的毛线衣，这真有如亲人前来探狱。当我把它穿上时，我似乎感到娜莉的手臂围住我的肩臂。包裹里面还有小甜饼和维他命丸，又有针、线和一条红色的毛巾。娜莉真细心，她懂得坐牢的人对颜色的渴望！她甚至用鲜红色的玻璃纸包裹那些小甜饼。
当我吃第一块小甜饼时，忽然灵机一动。我将靠壁的小床从墙边拉出来，移到头上没有灯罩的电灯泡下面。我爬上床去，用那张透明的纸摺成一个灯罩；立刻一阵樱桃红的光线普照在这间冷酷的囚房里。
我用那张包在外面的咖啡色纸把小甜饼重新包好。突然，我注意到纸上娜莉仔细写的收件人姓名与地址。字迹是向上倾斜的。似乎指着邮票的方向。但是——娜莉的笔迹是从来不斜的……那张邮票！以前不是有一个消息就是用邮票传到贝雅古屋来的吗？那一次他们把消息用铅笔写在邮票的背面。我一面笑自己太富于幻想，一面用脸盆中的水润湿了邮票，慢慢把它撕下来。
字！显然有字写在上面——但字体那么小，我只好再次爬上小床，把邮票放近用玻璃纸罩着的灯泡下面。
“你储藏室中的手表全部完好无恙。”
全部完好！那么这是说游西、韩克、玛莉和……都安全脱险了！他们大家都安全地离开那间密室！他们大家都自由了！
我禁不住高兴得哭了出来。忽然走道上传来沉重的脚步声，我匆匆从床上跳下来，把小床再推回墙边。那只传递食物的洞口突然打开了。
“里面为什么那么响？”
“没什么，我不会再这样了！”
门上的洞穴砰然关上。他们怎么逃出来的呢？他们怎能通过士兵的警戒线呢？不必管它了。亲爱的主啊！祢在那里，那就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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囚室的门打开了，一位德国军官走了进来。后面跟着的是女狱长。我贪婪地浏览那身熨得笔挺的制服和一排颜色鲜艳的勋章。
“彭女士。”那位军官用十分流利的荷语对我说：“我有一些问题，相信你能帮助我。”
那位女狱长手中提着一张小凳子，她跳过来把凳子放下，让那军官坐。我瞪她一眼。难道这一位阿谀奉承的女人，也就是管理我们女狱的那位令人问声色变的可怕女人吗？
那军官坐了下来，挥手示意我坐在床上。他那手势流露出一种监狱外面世界才有的礼貌。当他取出一本小记事册，开始读出一串名字时，我忽然意识到自己那身皱得不堪的衣服和那十只长长参差不齐的指甲。
我松了一口气，因为自己实在不知道那个名单上任何的一个名字——如今我总算了解给大家同样的称呼“史密特先生”确是一项明智之举。那位军官站了起来。“你觉得身体够好，可以很快前来受审吗？”
又是一种常人应有的礼貌态度。“是的——我——我希望可以。”军官出到门外的走廊上，那位女狱长也赶紧拿起凳子跟他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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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三日，我坐在床上缝纫。自从娜莉的包裹寄来之后，我就有了一个美妙的新工作：我把红毛巾上的线一条条地抽了下来，在我最近才不穿的睡衣上绣起各式各样的鲜艳图案。一个窗子，上面绣着有绉褶的窗帘。一枝花，上面绣满了无数的花瓣和叶子。当我正开始在睡衣右边的口袋上绣一只猫头时，传递食物的洞口砰的一声开了，随即又关起来。
地上躺着一封信。
我丢下睡衣，向前跳过去。是娜莉的笔迹，我拾起信来。但我的手为什么颤抖得那么厉害呢？
信已经给检查员拆阅过了——而且还扣留了几天：邮戳是一个星期前的。但那总是一封信，是一封家书——是我收到的第一封信。但为何我觉得如此胆战心惊呢？
我打开信纸：“柯丽，你能否特别刚强壮胆呢？”
不！不！我不能刚强壮胆。但我硬着头皮读下去。
“有一个消息，很难落笔。父亲被捕后只活了十天。如今他已与主同在……”
我手里拿着信纸，呆呆地站了很久。阳光从窗口射入，照在信纸上。父亲呵……父亲……我继续读下去。十字叉形的阳光在信纸上闪耀着。娜莉没有详细说明，她没有告诉我父亲是怎样死的，死在何处。也没有告诉我他葬在什么地方。
走廊里椰衣制成的地席上传来脚步声。我跑到门口，面孔紧贴着关闭着的传食物的洞口。“求求你！呵！我求求你！”
脚步声停了下来。洞口的架子掉了下来。“什么事？”
“求求你！我有一个极坏的消息——呵，求你不要走！”
“等一等。”脚步声走了，然后拿来一串钥匙。牢门打开了。
那个年轻女孩递给我一颗药丸和一杯水：“这时镇静剂。”我向她解释说：“我刚才收到这封信，里面说我的父亲——我的父亲死了。”
那女孩瞪着我。“你的父亲！”语气中带着不信的腔调。
我忽然发现在她眼中我是多么衰老了。她在门口站了一会，显然因为我的眼泪感到狼狈。最后她说：“不管怎样，是你犯法，自惹其祸！”
门砰的一声关上了，那女孩的脚步声也逐渐消逝。我低声说：“亲爱的耶稣，我是多么愚蠢，竟向人呼求帮助，其实祢就在这里。我想像父亲如今终于回到祢那里，面对面的看见祢！想像他与母亲重聚一起，在那光明的街道上散步……”
我把床从墙边拉过来，在日历下又添了另一个纪念日期：
一九四四年三月九日父亲释放了。
第十一章 蓝斯中尉
我跟在一个女狱卒后面——稍微靠右，以免踩在那片神圣不可侵犯的地席上——这条走廊是我以前没有走过的。向右转，走下几级台阶，再向右转……这座监狱真是迷离曲折。终于我们踏出一个细小的座院。天下着微雨。这是五月下旬一个阴寒的早上：坐牢三个月之后，我终于第一次被提出审讯了。
院子的三面围着的都是窗上设有铁栏杆的高大建筑，第四面则是一面高墙，墙前是一排小屋——原来这儿就是那个声名狼藉的审讯地方。我的呼吸变得急促而困难起来，因我联想起在希特勒生日那夜，我所帮助传递过的种种恐怖消息。
“主耶稣！祢也曾被提审过。求祢指示我该怎么做。”
接着我看见一件东西。不论是谁在使用第四幢的小屋，他总有点特别，因他在小屋前栽种了一排郁金香。如今它们已凋谢了，只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