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医院来看病的犯人沿着医院边缘排成长龙，我们一直穿过前门，进入后面一个病房里面。病房排满了几层的床位。我被安置在上层的一个床位上，旁边的病妇长着满身脓疮。但至少我的床位是靠墙的，可以垫高我肿胀的脚。如今最要紧的是使肿胀消失，好通过体格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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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竟是自由的曙光使我对赖文集中营的生活施予毫无怜悯的批评，或是这里实在是个最野蛮的地方，我还不能断定。但这里的苦难真是叫人不能想像。在我周围的是一群受伤的女犯人。她们是新近由火车运来这集中营的，她们所坐的火车在途中被炸。这些生还的人断腿、缺臂，惨痛非常。可是每当她们呻吟的时候，还会有两个护士讥笑她们，故意模仿她们的呻吟声。
就是由其他病人的身上，我也看见对他人苦难无动于衷的铁石心肠；这是集中营中最致命的疾病。我觉得自己也被感染上了：如果一个人一直有同情心，她怎能在这样的一个地方生活下去呢？那些瘫痪了的和失去知觉的病人，不住的掉到这些拥挤、狭窄的病床外面。第一天晚上，就有四个妇人从上层病床上掉下来，跌死在地板上。能把自己的思想局促在一个人的需要上，不要看，不要听，反倒好些。
但你又没有办法不听病房里的声音。整夜好些妇人用一个我不懂得的德文字，大声呼叫着：”〃Sebieber！〃“，他们那沙哑的喉咙一再喊着：“Sebieber！Sebieber！”
终于我明白她们是叫人拿便盆来。这里多数的病人都不能起身到厕所去。我虽然不愿放下自己的脚，但到底还是爬下床来，去做这些杂役的工作。那些病人的感激之情实在令人内心绞痛。“你是谁？你为什么做这些事？”——好像残忍和硬着心肠才是正常的事，正正当当地做人，谦卑端庄的待友反是一件叫人希奇的事一样。
当冬日的晨曦从窗口照近来时，我才察觉已经是圣诞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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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早晨我到医院前面的医务所去，从那儿听见拉格街上踏步的声音。每次诊断的结果都是”脚与脚踝患水肿。”许多到医务所来的人也象我一样，是释放了的犯人。其中有几个在好几个月前已经开释了：她们的释放证和乘车证因一再开合都变得破烂了。如果碧茜还活着怎么办？我们的刑期自然会同时期满，可是碧茜永远都不能通过体格检查。假如她与我同在这里这么办？假如我通过了体格检查，而她通不过………
在神的过渡中没有”假如”的字眼，我仿佛听见她柔和的声音这样说。他的时间总是恰到好处，他的旨意乃是我们的避难所。主耶稣，保守我行在你的旨意中，不要让我变得疯狂而冲出你旨意之外。
我一直想找一个适当的人，好将我的圣经交给她。回荷兰之后，我多么容易能再得到一本——甚至一百本。但病房中没有多少荷兰女人会读荷兰文的圣经。但我最后还是找到一个从武特律来的年轻女孩。当我把圣经悄悄的套到她颈项上时，她眼中流露着感激的神情。
我在病房的第六天晚上，两个便盆都忽然神秘的失踪了。在正中一行的病床上层有两个匈牙利来得吉普赛女郎。她们经常喃喃交谈，影响了病房的安静。我从来不从她们床边走过，因为她们中一个脚上患有坏疽，谁要走进她的病床，她就把那只患坏疽的脚伸到那人的脸上。现在有人高声喊着说，那两个吉普赛女人偷了便盆，藏在她们的毛毡下面，好叫自己不必上厕所去。我走到她们床边，请她们把那便盆拿出来——虽然我不晓得她们懂不懂德文。
忽然在黑暗中，一根潮湿而又粘稠的东西卷在我脸上。原来那个妇人把她的里脚布脱下朝我丢来。我呜咽着向走廊那头跑去，在厕所墙上的水喉下洗了又洗。我决不再到那号通道上去了！谁管那些肮脏的便盆呢？我受不了………
不过，我还是回去了。在以往几年当中我学了许多，知道什么是可以忍受的，什么是不能忍受的。当那两个吉普赛女子看见我从她们那条通道上向她们那边走去时，两个便盆都锒铛一声地掉在地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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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早晨在医务所中，值班的医生在我的释放证上盖了通过的印章。在这之前，一切手续都拖得很慢，但如今一切都进行得十分迅速。在靠近集中营外面的闸门处，有一间换衣服的小屋。我在那里配上衣衫。内衣裤，一条绒线裙，一件实在美丽的丝质衬衫，一双几乎全新的坚固皮鞋、一顶帽子和一件大衣。有人发给我一张表格，要我签字说，我在赖文集中营中从未生过病，也从未有过意外，并且营中待遇很好。我签了字。
在另一座营房里，我领到一天配给的面包及另外三天的粮票。我的手表，荷兰币和妈妈的戒指也都归还给我，然后我跟着另外十个或十二个人一同站在营区的大门内等着。
那扇沉重的大铁门旋开了。我们跟着一名女守卫走出了大门。爬上那座小山，如今我可以看见那片湖，湖水由此岸到彼岸都结了硬水。松树和教堂的塔尖在冬日阳光下闪闪发光，正如一张老式圣诞卡片上的景色。
我仍不能相信。也许我们只是到西敏斯工厂里去作工，晚上还要再回到集中营来。到了山顶，我们向左转，向城的中心走去。我的脚在那只很紧的新鞋中膨胀起来，但我咬着牙关忍受，紧紧跟在她的后面。我甚至幻想到那个守卫回过头来，用一只轻蔑的手指指着我说：“水肿，送她回集中营去！”
到了那个小火车站以后，守卫转身留下我们，头也不回地走了。我们显然都是往柏林去，然后再沿着不同的路线回家。坐在冰冷的铁板凳上我们等了很久。
在我心中我仍觉得这一切都不是真实的事。只有一件事是不陌生的，那就是饥肠辘辘的感觉。我尽量不吃那块配给的面包，可是最后等我伸手到大衣口袋里去时，不料，那块面包却不见了。我从板凳上跳了起来，在凳下找，又慢慢走回火车站。究竟是我把面包失掉了呢，还是被人偷去了？我自己也不知道。总之是面包不见了，粮票也跟着没有了。
终于有一辆火车驶进站来，我们迫切地向轨道挤去，但那只是一辆军事人员的专用车。下午很晚的时候，我们才得到许可乘一辆邮政车，可是才走了两站，又得下来，好把车厢空出来载食物。这趟旅程真是一塌糊涂。直到过了半夜，我们才抵达那间弹痕累累的巨型柏林火车站。
那天正是一九四五年的元旦。碧茜说得不错：她和我都出狱了……
雪花从破烂的天窗上落了下来。我在千疮百孔的火车站上来回踱步，心中感到万分的迷茫与恐慌。我晓得我必须先找到开往武尔镇去的火车。可是几个月来一直听惯了命令，我几乎失去自己行动的能力。最后有人指示我到远处的一个月台上去。新鞋又硬又窄，使得每行一步都极艰辛。但等我终于走上那个月台的时候，上面写着却又是到波兰一座小奥斯进去的，那与武尔镇恰巧是相反的方向。于是我又得步履维艰的横过漫长的水泥地。
在我前面，有一位老人把炸毁了的瓦砾扫成一堆。他的双颊冻得发红，显然是因为长时间在这个没有顶的火车站上工作的缘故。当我向他问路时，他挽着我的手臂，亲自令我到那正确的月台上去。他说：“我去过一趟荷兰。”语气中满怀着追念往事的意味。“那还是当我妻子还活着的时候，我们去住在海边。”
一辆火车就停在铁轨上，我攀上火车。还要再过好几个钟头才会有人上车，但我一直不敢离开，唯恐找不回来。当火车开行时，我因许久没有进食而头晕眼花。车到离开柏林的第一站时停了下来。我跟着其他的乘客进入车站的餐厅。我跟那位餐厅里收钱的妇人看了看我的荷兰钱，告诉她我失掉了粮票。
“又是那个老故事！快点走开！不然我会叫警察来。”
这个旅程真是无限长。在许多里的铁道上，火车只能慢慢爬行。有些地方的铁轨已经完全被炸毁了，我们只得绕道或换上别的火车。许多时候，火车不能在火车站上停，因为怕遭空袭，只好在乡间转运货物或乘客。
那曾经一度是极其美丽的德国从我窗外掠过。如今我所看见的只是给炮火烧焦了的树林，炸废了的村镇和教堂中余下的破墙。蓝斯中尉的故乡柏莱敏城特别令我热泪盈眶。在那一片荒芜的废墟中，我只看见一个人影，是一个老妇人在一堆破砖中拣东西。
在武尔镇换火车时，我等了很久。时间已过了深夜，站上几乎没有人。我坐在一间没有客人的咖啡室里打瞌睡，头向前掉，伏在前面一张小桌上。忽然耳边响着一个大声音，几乎把我吓倒在地板上。
火车站的工作人员对我尖声大叫：“这里不是睡房！你不能睡在我们桌子上！”
火车来来去去，有好几次我以为是我要乘的火车，但上了车又觉得不对，只好赶快下来。后来我站在一个关口检查站前排队。这个小火车站上写着：“纽华山”几个字。当我离开火车站上的小屋时，一个戴着黄帽子，身穿黄色工人装的工人向我走来。“来吧！你这样走不了多远的！挽住我的手臂。”
他说的是荷兰语。
我挽着他的手臂，一跛一拐地走过一些铁轨，来到一处有火车停着的地方。火车头上已经冒烟。我终于回到了荷兰。
火车开动了。白雪盖着的原野在窗外掠过。这是故乡。虽然仍在德军占领之下，铁道上还不时有德军站岗，但这是故乡。
火车只到离荷兰边境不远的古兰宁根。过了城以后的铁轨都坏了，除了政府的交通仍然保留外，别人一律不许通行。我用最后的一点气力，一跛一拐地走到靠近火车站的一个医院去。
一个身穿雪白制服的护士邀我进入一间小办公室。当我告诉她，我的故事以后，她离开了房间。几分钟后，她端着一个托盘回来，上面有茶和面包。她说：“我没有涂牛油，你营养不足，必须小心吃东西。”
当我喝茶时，泪水忍不住地掉进热茶里。这里有一个人关心我。她说，医院中已经没有空的床位，但有一位职员走了，我可以睡她的房间。“我已经在浴室中放热水了。”
我跟着她沿着雪亮的通道走下去，有如做着一场快乐的梦。在一间大浴室里水蒸汽从白色的浴盆中升起，我一生中没有什么比那次的盆浴更好受的了。我躺在浴盆中，让水直浸到我的下巴，感觉到水抚慰着我那粗糙干瘪的皮肤。每次那位护士来拍门时，我都要说：“让我再浸五分钟！”
终于我让她递给我一件睡袍，把我领到一个房间。那儿一张已经铺好了的床正等着我。呵！床单！上下都是白色的床单。我禁不住用手不停地抚摸着。那一个护士用另一个枕头塞在我那双肿胀的脚下。我挣扎着不让自己入睡：能全身清洁地躺在这儿，受人好好地照顾，实在快乐极了。我不想睡着而把这些经历睡了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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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古兰宁根的医院中住了十天，觉得元气渐渐恢复。多数的时间我都在护士的餐厅中与她们一同进餐。第一次当我看见在长长的餐桌上摆着银质餐具和玻璃杯时，我警觉的退了一步。
“你们有宴会！让我把托盘带到自己房间去！”我还不觉得自己能够欢笑和参加社交性的谈话。
我旁边的年轻女孩笑了起来。她为我拉开一张椅子。“没有什么宴会，只是普通的晚餐——而且是十分简单的晚餐。”
我坐了下来，眨着眼睛看那些刀叉和台布——难道有一度我也是这样进餐的吗？而且是一年到头天天如此？像一个野蛮人拘谨地吃第一次的文明餐，我模仿其他人那种悠闲的态度，礼貌地传递面包和乳酪，从容不迫地搅拌杯里的咖啡。
我心中迫切地想与威廉和娜莉取得联络——但如今城外禁止通行，我又怎能办到呢？电话比以前更受限制了。可是医院的接线生终于和喜华森的接线生联络上，我请他们转告碧茜的死和我得到开释的消息。
第二个星期没过几天，医院当局为我安排乘坐一辆往南部去的食物车。我们只能在夜间作这种不合法的旅行，车头灯也不敢开：这批食物本来是要运到德国去的。在阴沉的第二天清早，卡车驶进了威廉那间用砖筑成的大养老院。一位身材高大、肩膀宽阔的女子出来应门，然后飞也似的跑下走道报告我回来的消息。
转眼之间，我双手已经抱着文婷和两个侄女。威廉来得稍慢，手中扶着一根拐杖，从走道上一拐一拐地走过来。我们互相拥抱了很久，一边拥抱，我一边告诉他们碧茜患病死亡的详情。
威廉慢慢的说：“我差一点就希望能听到同样关于吉儿的消息，他若能与碧茜及父亲一起就好了。”自从这个高大金发的儿子被解到德国去后，他们一直没有他的消息。我记得他如何把手臂放在我的肩膀上，在漆黑的街道上把我带到毕伟那边去；我也记得他如何耐心的教我：“柯丽姨妈！你没有配给证！这里没有犹太人！”吉儿呵！难道那些年轻勇敢的人也要像年老、迟缓的人一样有这样不幸的遭遇吗？
我在喜华森住了两个星期，试着适应初见面的那一刻我眼睛所告诉我的恶讯：威廉患了不治之症。只是他自己似乎并没有察觉，每天仍旧一拐一拐地在走道上走着，安慰和指导那些在他照料下的病人。他那时大约有五十多位病人。但如今我不解的是有那么多年轻女孩在帮忙：护士的助手、厨房助理、秘书等。好几天以后我才知道，原来这大多数的“女孩”
都是年轻男子，为了逃避强迫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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