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要立刻通知黄医生。
那年的春天，伟廉回来度假，那也是他按立作牧师前最后一个假期。两年前他大学毕业，如今正在念神学院的最后一个学期。那是一个天气很暖的晚上，我们一家人围坐在餐桌旁。父亲把卅只表在他前面的桌子上一个个地摊开来，接着就忙着在他的小记事本上写下：“慢两秒！”“快五秒！”，记事本上的字迹整齐、秀丽。伟廉则在高声朗诵一本荷兰的宗教改革史。
突然街巷的门铃响了。我们在餐厅窗外装了一面镜子，正对着侧巷的门，这样我们在未下楼前，就可以看见是谁在按铃。我匆匆朝那面小镜瞥了一眼，人立刻从桌旁跳了起来。
碧茜略带责备地说：“柯丽！你的裙子！”
我总是忘了自己身穿长裙。许多时候因此走路太快而扯破了裙边，忙得碧茜花费许多晚上为我缝补。我一口气跃下五级楼梯。站在门口捧着一束鲜花的乃是黄文婷。不晓得是春夜柔和的气息或是伟廉那戏剧性朗诵的声音，使我有着特别的一种感受，我突然意识到黄文婷与伟廉这次的见面必然会是极不寻常的一刻。
当我打开门时，文婷把那束鲜花递给我，说：“柯丽，这是给你母亲的，我希望她……”
“不！不！你拿这束花！你捧花的姿态真美！”说完，我连外衣也没替她除下，就硬绷绷地把她从后面给推上了楼。
我把她推进餐厅门口，为了急着要看伟廉的表情，我几乎踏到文婷的鞋跟。我知道事情会如何变化，因我当时正活在爱情小说之中。自从遇见卡莱以来，我从图书馆中借来英文、荷文和德文三种不同语文的爱情小说。如果喜欢某一本，我则更要同时读遍三国文字的版本。这种英雄遇美人的镜头在我脑海中早已被我预演不下千次以上了。
伟廉慢慢地站了起来，他的眼睛紧盯着文婷。这时父亲也站了起来，带着一股旧派的语气说：“黄小姐，让我来介绍，这是我的儿子伟廉；伟廉，这就是我们时常谈到的那位多才多艺、心地善良的女孩。”
但我怀疑他俩是否听见了父亲的介绍词，他们彼此热切地对望着，仿佛世间不再有别人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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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伟廉按立作牧师之后两个月，伟廉和文婷结婚了。在筹备婚礼的那几个礼拜当中，我心中一直漂浮着一丝快乐的思想：卡莱会在场的！婚礼那天，天气凉爽而晴朗。在礼拜堂前排的来宾当中，我一眼便看见卡莱。他正像其他的男宾一样，穿戴得十分整齐，但在我眼中他乃是最漂亮的一位。
我呢？自从我上次见过他之后，自己也变了不少，至少我们之间年龄的差异不再像以前那样严重。如今我廿一岁，他廿六岁。
当然就算年龄的差别不提，我还有其他的烦恼——我长得不美。即使在这种罗曼蒂克的日子里，我仍挥不去这种不快的感觉。我的颚骨太方，腿太长，手又太大。但是我诚心相信——何况所有书中也都这么说的——“情人眼里出西施”，在爱我的人眼中我应该是最美丽的。
那天早上，碧茜替我做了头发，她花了一小时的工夫替我卷烫，直到头发在我头上耸了起来。奇怪的是直到现在它还能保持原状。我的丝质长裙也是碧茜亲手缝制的，她为我们家中每位女的都缝了一套。因为我们的钟表铺每周做六天的生意，而礼拜天碧茜是从不缝纫的，因此她只得每晚都辛劳地在灯下工作。
如今我向周围一看，我敢断言碧茜为我们所制成的新衣绝不比其他任何时装逊色。婚礼完毕，当客人向门口拥去时，又有谁会猜想到为了购买这种光滑而索索发声的丝绸，父亲得放弃他的雪茄烟，贞苏姨妈也得放弃点燃她房间的炭火呢？
“柯丽？”
在我面前站着卡莱，他手里拿着那顶高的黑礼帽，眼睛不停地在我脸上来回搜索着，好像不能断定是否认错了人。
我说：“是的，我是！”随即抬头向他笑笑。卡莱，是我！是我！你果然来了，这真是我梦寐以求的一刻！
“但你——你长得那么成熟了。柯丽，原谅我，你当然已经长大了，只是在我想像里你一直是个有双深蓝眼睛的小女孩。”他又向我注视了许久，然后温柔地加上一句：“如今这个小女孩已成了一位淑女，而且是十分可爱的一位。”
顷刻之间，我觉得教堂中那嘹亮的琴声是为我们弹奏的。卡莱伸过来的臂弯有如天上的明月，我把那只戴着手套的手放进他的臂弯里，这才使我不致于乐得魂飞天外，冲上九霄。
正月里一个风雨交加的星期五早上，我的眼睛突然看见一件大脑所不愿意接受的事实，玻璃试管里的液体在厨房的炉子上显得浓浊、黯黄。
我无力地靠在那个古老的木制水盆旁，闭上了眼睛：“神啊！但愿是我把化验的手续弄错了。”于是我仔细回想检验时的每一步过程，又细细地查看装着不同化学药品的瓶子与量药用的茶匙。不，我没有弄错！
那么，必然是这个厨房不好，这里光线时常不足。我用一块隔热布擎起试管，跑到餐厅的窗口。
是黑的！黑得可怕！
握着试管，我气息败坏地跑下五级楼梯，冲进修理室的后门。父亲戴着审视珠宝用的眼睛，站在新来的学徒身后，正在熟练地帮他从摆在面前的许多零件中挑选出一个极其微小的零件来。
我透过修理室的玻璃窗向铺子里望去，碧茜正站在收钱的柜台后面与一位顾客谈话。其实她不是顾客，只是一个讨厌的妇人。我认识她，她是来讨教买表的知识的，然后就会到对街新开的表铺康先生那儿去买表。但父亲与碧茜似乎都不介意，这类的事最近越来越多了。
待那妇人一离去，我就冲了进去，手中拿着这只泄漏秘密的试管。
我哭着说：“碧茜！呵，碧茜！那液体变黑了！我们怎么对她说呢？我们该怎么办呢？”
碧茜很快地由柜台后走过来，用手臂怀抱着我。父亲也从后面走了出来。他看看试管，看看碧茜，又看了看我。
“柯丽，你做的绝对准确吗？每一个步骤都正确？”
“是的，爸爸。”
“亲爱的孩子，我也相信你做的绝对正确，但我们仍须得到医生的判断。”
“我这就去。”我说。
于是我把那难看的液体倒进一个小瓶里，匆匆跑过被雨水冲洗得滑溜溜的哈林街道。
黄医生又请了一位新的护士，我在候诊室中默默地等了半小时，心中万分难过。终于他的病人全走了，黄医生把那只瓶子带进他的小化验室里。
不久他出来对我说：“柯丽，你没有做错，你的姨妈最多还能再活三个星期。”
回去后我们全家聚在钟表铺里开了一次家庭会议。妈、安娜姨妈、父亲、碧茜和我都在场（娜莉要到晚上才能教完书回来），大家都同意应当让贞苏姨妈立刻知道这件事。
父亲这样决定：“我们一齐去告诉她，不过由我来作开场白。”然后他突然脸露光彩地说：“也许她会因自己一生的成就感到欣慰。她素来就极看重个人的成就，又有谁说她的看法不对呢？”
于是我们这小小的行列就踏上了楼梯，向贞苏姨妈的房间走去。父亲敲敲门，贞苏姨妈在里面应了一声：“进来。”随即又像她惯常所作的一样加了一句：“请随手关门，免得死亡走进我的门来。”
她坐在那张桃花心木制成的圆桌子旁，正在写另一篇为军人中心筹款的文章。但当她见到这么多人一齐进来时，立即放下手中的笔，目光由一个面孔移到另一个面孔，最后落在我的身上，然后突然略有所悟似的喘起气来。这是礼拜五早上，而我还未上来向她报告检验的结果。
父亲温柔地开口了：“我亲爱的姨姐，有一个快乐的旅程是每个神的儿女迟早都要走的，有些人要两手空空地见他们天上的父亲，但你去时，却是带着丰富的礼物！”
安娜姨妈大胆地启口：“你所组织的会社……”
妈妈接着说：“你一切的著述……”
碧茜说：“你所募捐来的巨款……”
我也开口说：“你的演讲……”
但我们这番用意良善的话都起不了什么作用。在我们面前，这张一向骄傲的面孔突然起了皱纹。贞苏姨妈双手掩面、大声痛哭起来。她泪痕满面，啜泣着说：“虚空！虚空！一切都是虚空！我们能给神带什么东西去呢？祂哪里会把我们弄的一些小把戏挂在心上呢？”
我们站在那里愕然不知所对。突然，贞苏姨妈放下双手，脸上的泪水仍继续不断地涌流着，她竟开口低声祷告说：“亲爱的耶稣，我感谢你，我们必须空手来到祢那里。我感谢祢，因祢在十字架上已完成一切的工作。我们或生或死只要能确定这点就够了。”
妈妈双手抱紧了她，她们拥在一起。我呆呆地站在原地，晓得自己方才目击的是一个神秘的奇迹。
那是父亲所说在需要时才赐下的一张火车票。
过了一会，贞苏姨妈把手帕一挥，再擤一擤鼻子，这表示我们流露情感的时间已经过去了。
她开口说：“如果你们能让我再安静一下，我还可以完成一些要办的事。”
接着她向父亲瞥了一眼，那双素来严峻的眼睛如今竟含着一丝诙谐的笑意，是我从前从未见过的。她干脆利落地把我们都打发开，并说：“嘉士伯，我不是说工作要紧，也不是说它们对我的前途还会有多么大的影响，我只是不愿留下一张凌乱不堪的桌子让他人去收拾。”
在贞苏姨妈去世四个月以后，那张等待已久的请柬终于来了，伟廉邀我们大家去听他第一次的讲道。他曾在维杜生城作了将近一年的助理牧师，如今教会差派他到卜拉班城负责一间自己的教会，卜城坐落在荷兰南部，是个风景优美的农村。在荷兰改革宗的教会里，一位牧师在他就任的第一间教会讲第一篇的道，乃是一件最隆重、最快乐不过的事。在那种场合之下，即使是最不重情感的人也都要为之动情。家人与朋友们往往会千里迢迢地赶来参加盛典，并且一同欢聚数日。
卡莱从他作助理牧师的地方来信说，他也会来，而且渴望能见到我们大家。但我认为他那个“大家”两字含有特别的意义，因此我加意地烫贴衣服，怀着狂喜期待的心情收拾着行李。
那几天妈的身体特别不好。坐在我们火车厢的角落里，身子缩成一团。每当火车向左右猛烈摆动时，她就紧握着父亲的手，甚至骨节都发白。当我们大家注视着车窗外成列的白杨木，欣赏着六月时分特有的青绿景色时，母亲则注目望天。对我们来说，这是一次愉快的郊游，但妈呢？她则沉醉于天上的浮云、阳光和远处蔚蓝的天空。
梅德村的居民和伟廉教会的教友，人数在近几年来都已逐渐减少。然而这教堂本身乃是在早年教会十分兴旺时建筑的，因此十分宽敞。对街伟廉和文婷的住宅亦然。若与我们的贝雅古屋相比，他们的房子可真是宽敞得惊人。在起初的几个晚上，因天花板离地面太高，以致我不能入睡。后来叔叔、舅舅和表姊妹们并好些朋友都相继来到。然而不管有多少人住进来，我仍觉得这幢房子的一半是空荡荡的。
在我们抵达后第三天，当我应门时，站在门外的正是卡莱！他的肩膀上还粘着好些火车上掉下来的煤灰。他把他的棕色旅行袋往我身后的走道上一扔，就握住我的手，把我拉到门外六月的阳光下。他兴高采烈地说：“柯丽！郊外景色真美，让我们散步去。”
从那天起卡莱与我就成了同进同出的一对。我们没有一天不散布的，而且每次散布的时间也越来越长。我们顺着小村的各条小道向各方面走去，而且越走越远。我们脚下所踏过的泥路与哈林砖铺的街道是多么不同。在这样的时刻中，有谁会相信欧洲的其他地区正陷于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一次残酷大战中。而这种近乎疯狂的悲剧正越过大西洋日益散布，报上说美国不久也会参战。
在这中立的荷兰，六月的阳光却日日普照大地，只有少数的人像伟廉一样，坚持这次的战争也是荷兰的悲剧。他的第一篇讲稿就是以此为主题，说到欧洲和世界都在改变，无论那边得胜，原有的生活方式都必然一去不返。我环顾周围的听众，他们都是个性倔强的村民和农夫，很显然这样的信息并不受他们的欢迎。
讲道完后，一些朋友和较远方的亲戚开始上路，但卡莱和我仍旧继续缠绵下去，不舍得分开。我们散布的时间也越来越长。我们常谈到卡莱的将来，但是突然间我们谈的不再是卡莱将来要作什么，而是“我们”将来要作什么。我们希望将来也有一幢像伟廉和文婷他们那么宽敞的牧师住宅，容我们任意装饰。更令我们雀跃的是我们发现我们对于家具、花卉、甚至自己所喜爱的颜色都有相同的意见。只是对于儿女的数目我们意见不同：卡莱希望有四个孩子，我则坚持要六个。
我们什么都谈，只是“结婚”二字从来没有在我们中间被提起过。
一天卡莱到村子里去，伟廉从厨房里出来，手中捧着两杯咖啡，文婷手里也拿着一杯咖啡跟在后面。
伟廉一面把咖啡递给我，一面用一种无可奈何的语气对我说：“柯丽，卡莱是否让你相信他是——”
“认真的呢？”文婷接口说完他的话。
我不由自主地满脸飞红，嗫喏地说：“我……不……我们……为什么？”
伟廉的脸也红了。“因为，柯丽，这是永远办不到的事。你不了解卡莱的家庭，在他还是孩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