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知识分子的意味，是对人的入世情怀与超越精神的一种限定。
作为知识分子的经济学者，当然不能惟经济是务，仅仅习惯于“经济学看问题的方式”。书中的一篇文章《“全世界知识分子，联合起来！”》，就很好地表达了周来兄的这一情结。知识分子的主要使命，就是进行社会和文化批判，对现行的、占统治地位的政治、经济、文化秩序进行质疑，这种倾向常常被人称作为“左翼”。与经济学家的传统倾向——“坚定的自由市场制度维护者”不同，周来兄认同于前者，并简明扼要把它归结为立场问题。一个经济学者需不需要有自己的立场，换句话说，要不要讲道德，这是近年来经济学界争论得较多、但还没有明确结论的一个话题。身为经济学场域中的一员，周来兄也曾卷入了一场经济学论争，在那场论争中，周来兄与一些经济学人一道，坚决反对“经济学家可以不讲道德”的谬论，呼吁经济学家不可以忘记自己的道德良心。这几年，周来兄不懈做着对经济学家的“除魅”工作，经济学家并不必然代表良心与正义，立场不同、价值取向不同，决定了经济学家们的服务对象不同，为富贵阶层说话还是为贫穷阶层说话，对经济学家有着意味上的天壤之别，反映了他们人格与品性的高下。
接下来：研究什么样的经济学？
长期以来，在经济学家中都有一种迷信：那就是经济学不言自明是服从于正义的目标，因为学术乃“天下之公器”。有这种信念无疑是一件好事情，当年亚当·斯密一手写《国富论》，一手写《道德情操论》，想来经济与道德问题，在他老先生心中本来就不可分割，甚至要说，作为工具理性的经济研究，实际上只有促进作为价值理性的道德领域的改善，才能证明其合法性，凸显其价值。周来兄也是这样来理解经济学的，他有一颗知识分子之心，难以理解经济学如果不能成为“公器”，那么经济研究到底有何意义。
然而现实中的经济学又是如何呢？经济问题关系着大众的日常物用，只要是在关注社会公正，从原初上来给经济学设立价值坐标，显然，便不能避开日常生活。周来兄的知识分子情怀，使他的经济研究，也正是从日常生活开始。让经济学“还乡”，从常识和具体可感的经历中来观察分析现行的经济学及其作为，让卢周来无比看到了另外一幅场景。在这幅场景里，主流经济学充满了假象和欺骗，根本不值得过于信赖。举例说来，可以列出以下种种弊端：
1。经济学没有立场。
既然经济学家是有立场，是有价值偏向的，那么，到底存在还是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置之百世而不惑的经济学呢？与那些打着“中立”旗号、热衷于“计量”的经济学家不同，周来兄不仅投入精力对社会问题进行经济性分析，同时又超越“经济学看问题的方式”，致力于对经济问题进行社会性分析。在出入经济学视野内外的综合性观察研究中，他发现：那种关于经济学舍弃了价值判断、没有价值预设的说法，要么是此地无银三百两，有意以虚假的理论来做块“遮羞布”，要么就是实实在在的无知，根本没有深入经济学的底蕴。他的那篇《出租车惊魂记》，讲了一次乘坐出租车时司机痛骂“狗屁经济学家”的经历，文中指出某位主张涨油价的经济学家，实际上乃是某石化公司海外上市公司的独立董事，他所抛出的“国内油价要与国际接轨”的理由，不过是为自己的公司谋利益，根本不是出于什么“中立”的、纯粹的经济学考虑。
经济学家背后有利益背景、有立场的分别，经济学也不能免俗。在这个问题上，那些具有社会学历史学背景的知识人看得尤其明白，比如马克斯·韦伯，他在百年前就已经针对流行于当时的柏拉图技术主义，痛斥主流经济学家所说的“经济研究不要价值判断”乃一派胡扯，事实上，政治经济学必然受制于人类的某一特殊价值。即便在经济学家圈子中，其实也不乏清醒者。周来兄提到，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罗宾逊夫人因为发现了不完全竞争定理而名扬经济学界，但忽然有一天，罗宾逊夫人突然想到，同样是啤酒，其价格上涨后，对于收入很低的穷人来说，消费量的确会明显减少，而对于那些富翁来说，这对于他们的消费量根本就没有什么影响，罗宾逊夫人恍然大悟：哪有什么普适性的经济学定律！她主动将她的书绝版了。
周来兄出身于乡村，每每回家，与乡里乡亲聊天，都倍感到财富及财富观念在穷人与富人之间的天壤之别。在《穷人与富人》一文中，通过与他哥哥的谈话，他用非常经济学的术语表达了这种差别：“可以这样说，同样一块钱，对于一个富裕的城里人和一个贫穷的乡下人，其边际效用是不同的。”而他母亲的疑问：“广告是做给谁看的？”和一次在一家超市买东西时，看到一边是一位大汉出手千金只为买“猫食”而另一边是一位老年乞丐跪在地上只为求食的场景，周来兄渐渐明白过来，我们所习以为常的“市场”二字，对不同的人其实意味是不同的，到集市和小商店买东西的一般不会是富人，而到高档商厦购买物品的，则绝不会有穷人，所谓“市场”，事实上存在着两个部分：一个是穷人的市场，一个是富人的市场，这两个市场对应着不同的生产与消费。在这两个市场面前，经济学“中立”的神话彻底破解了，生产和消费的理论到底关注的是什么样的人群，决定了经济学内部的不同偏向，也就是说，决定了理论本身的分歧。
周来兄的观察是细致的，也是中肯的。我最近正在看一本书：法国哲学家埃德加·莫兰的《复杂的思想：自觉的科学》。书中一反通常人们的科学乃“客观”“中立”的传统印象，抽丝剥茧指出，任何科学在其背后其实都有非科学的“神秘意志”作着支配。这位哲学家说：“意识形态的、形而上的预先假定（意识到的或未意识到的）的冲突是生命力的不可缺少的条件”，“科学理论是从位于此时此地的文化内部的人类精神中产生出来的”。举例来说，二十世纪上半叶围绕世界的实在性，同为大科学家的爱因斯坦和玻尔，就曾经各执一端，发生了友好但又激烈的争论，他们分别运用相对论理论和量子力学理论，对物理世界作出了不同解释。两人的观念为什么相差甚远而且互相不能说服？莫兰认为，主要原因就在于两个人的世界观大为不同，在进入物理学的场域时，他们的价值预设彼此相背，并导致所建立起来的物理学风格迥异。号称“纯粹”的科学都如此，为人事服务的经济学当然更不能例外。经济学家的世界观、价值观也决定了他们的经济学研究，纯粹“客观”、技术化的经济学事实上并不存在，经济学背后也隐藏着支配经济学的“神秘意志”。
2。解决贫困的办法是“做大蛋糕”。
在《穷人经济学》一书中，很多文字是谈贫困问题的。主流经济学并非就不关心贫困问题，然而，流行的经济学理论，给贫困问题所开的药方，基本上不离“效率”二字，通俗的说法是：只要把蛋糕做大，那么，每个人都可以多分一杯羹。
理论归理论，在主流经济学把“公正”打入冷宫后，周来兄看到的现实却是：在“蛋糕”越做越大的今天，农民和工人却越来越相对贫困。这不能说不是事实，在写作这篇小文的时候，正看着社会学者孙立平先生的一篇文章《经济增长的现实悖论》〔1〕，文中提到了相同的问题：一方面，“近些年来，我国的经济增长一直保持着百分之七至八的增速”，但另一方面，“我们社会中大部分人口却没有从这种快速的经济增长中获得好处”，农民也好，农民工也好，城市下岗工人也好，他们的收入这些年来没有增加，相反甚至还有下降。我最近刚刚从老家回来，在家里时所看到的所听到的，也证实了相同的事实。
单纯的“做大蛋糕”能解决贫困问题吗？周来兄的答案是：不能。当然，周来兄并不反对“做大蛋糕”，相反，他认为目前“蛋糕”做得还不够大，但关键的问题不在这里而是：“蛋糕”做大之后怎么办？是让少数人受益还是让多数人受益，显然对“做大蛋糕”有着不同的意味。周来兄因此对《谁动了我的奶酪》一类的书籍及其观念，极其反感，“当属于你的奶酪不见时，不要问是谁抢走了你的奶酪，而要赶紧像小老鼠一样穿上跑鞋，去寻找下一个奶酪”。在周来兄看来，这种说辞不仅是在亵渎人类的尊严，而且是在赤裸裸地将强盗逻辑合法化。首先，“我”的“奶酪”就是“我”的“奶酪”，他人并没有权利抢走“我”的“奶酪”；其次，在这个世界上事实上存在着出身与能力的不平等以及在资源稀缺的情况下，“我”的“奶酪”被抢之后，并不能保证“我”还能找到“下一个奶酪”。
周来兄所关心的，正是“蛋糕”做大之后的文章，这样的文章主流经济学家不屑去做，他们觉得这已经不是问题，弱势阶层的利益随着“蛋糕”做大，会自动实现的。周来兄戳破了这一谎言或漠视，在《贫困的理由：经济学的三种解释》和《到底应该招聘谁？》等文字中，周来兄揭示了事情的另外一面：权力、知识、财富等资源的非公平配置，决定了出身与能力的不平等，而出身与能力的不平等，又决定了权力、知识和财富等资源的获取。换句话说，造成贫困的那些原因，并不单纯如主流经济学家所说的那样，是个体的能力，而是社会对各种资源的非公平分配，才造成了“能力低”与贫困的循环。解决这一循环怪圈的合理途径，并不简单地只是经济学所说的“效率”，如何在竞争的初始态时相对公正地调配资源，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
3。现代化有利于农民。
这种论调与“做大蛋糕”有些类似，之所以特意把它抽出来讲，是因为周来兄与我都出生于农村，都在农村生活过较长时间，对“三农”问题更有同感。
农民必然是现代化的受益者吗？不少人是这么认为的，然而周来兄所看到的却是悖论。在那篇阅读曹锦清先生《黄河边的中国——一个学者对乡村社会的观察与思考》的随想《感受乡土中国》一文中，周来兄指出现代化逻辑存在着两个悖论：“其一，在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避免地被裹挟进资本统治的世界的当下，在任何一个民族国家都几乎面临‘要么发展，要么灭亡’选择的当下，中国要想生存不沦落、要在与世界强国落差已经很大的情况下至少现在能保持平行的发展，怕只能选择西方关于现代化的成套价值目标；而中国一旦选择了这一成套的价值目标，‘黄河边的中国’之状如曹先生所述就不可避免。反之，我们如果自己放弃‘赶超战略’，保持自己的发展道路，可能面临的是更严峻的民族国家的存亡问题”；“其二，现代化的逻辑中，任何一个国家要获得高速的经济起飞，离不开资本积累；而农业社会中农业人口仅能生产稍许超过他们再生产所需的小额剩余，所以，农业国家要实现现代化，只能试图用‘提靴带’的办法来进行，即抑制农业人口的消费，将他们的剩余生产物夺过来用于建立现代工业社会的资本装备……所以，农业、农村与农民是注定要为现代化付出代价；除非这个国家放弃现代化的努力，而一旦放弃这个努力，这个国家又如何在今日之世界自处呢？”这两个悖论当然是折磨人的，尤其是会折磨那些有着良知和正义感的人们。怎么解决这一悖论呢？一些从现代化中受益的经济学者，干脆选择以悖论为结论，将牺牲农民的利益作为当然，同时为农民开出空头支票，到处兜售“农民会从现代化中受益”的骗子话语。然而如卢周来这样有着不忍之心的经济学者，所选择的是另一条道路，他们无法任良心受悖论的任意摆布，不仅要正视和说出农民并没有从现代化中太多受益的事实真相，还要知其不可而为之，设法走进现代化进程中受害者的处境和身心，并为改善他们的生存状况尽绵薄之力。
真正的思想者看到的是本真，说出的也是实相，他们不打理论的旗帜。关于现代化进程中农民的处境，作家韩少功也写过类似文章，指出近些年来的经济发展，交通运输和通讯联系条件的改善，并没有像人们预计的那样，使农民的生活“好上加好”，相反，却加剧了传统农业和手工业的凋零，使农村中的资金更快地流入城市。如不采取切实有效的政策措施，农民要改变自身的命运，会变得越来越不太可能。
（三）
正是因为以现实生活为基准，卢周来为自己、也为他的经济研究工作定准了位。他反对主流的乐观主义取向的、为富人的经济学，在这种经济学中，他认为假象和欺骗正在大行其道，因此他所致力建设的，是服从于公正目标的、为穷人和弱势力者说话的经济学，他要为创造一个相对公平的世界而做出努力。他的《穷人经济学》一书，就完好地展示了他的这种价值取向和理论抱负，也是对此作出的一个有益尝试。
卢周来的工作无疑深具现实意义。我们身边每天发生着的那些事情，对富人的格外逢迎而对弱势者的漠不关心，正在毒害着我们处在的这个社会，它不是在将我们引向更加高尚和人性化，而是在纵容着粗俗与无耻。同时我又要指出来，他的工作又有着“苍蝇撼大象”和“牛犊顶大树”的悲剧性意蕴。放眼来说，这个世界的不公正、不平等，不是在一天天缩小，而可能是在一天天扩大，西班牙《起义报》不久前就曾刊出文章《两种全球化》，认为世界存在着两种全球化：富裕国家全球化与贫穷全球化；它们绝对不一样；并且正被看得见的高墙越来越明显地分隔开来。在这个高墙之内有不到三十个国家，其强大核心是七国集团，在这里生活着占世界百分之十一的人口，而且其国内生产总值占世界产值的百分之七十（1993年时占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