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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控制的两难在于，我们今天已经无法摆脱技术意志的纠缠。一方面我们抱怨技术破坏了地球，另一方面我们又寄希望于新技术来改变这种现状。我们今天每一种新的发明与技术诞生，同时就需要有更多的技术与发明来解决这种新发明带来的负面问题，技术正在处于不断的恶性循环之中，这是技术增长的宿命。这种本质被称为“座架”的技术，使得“人被坐落在此，被一股力量安排着、要求着，这股力量是在技术本质中显示出来的而又是人自己所不能控制的力量”〔25〕。技术就是人的命运，人存在的天命，因此人也无法操纵技术，当人类恐惧技术的时候，除了寻找新的技术外，没有什么是可以暂时对抗技术统治的。“新时代技术的行星运动是一股力量，这股力量规定历史的伟大作用是无论怎么估计也不为过的。我认为今天的一个关键问题是，如何能够为技术时代安排出一个——而且是什么的一个——政治制度来。我为这个问题提不出答案”〔26〕。因此，海德格尔发出了绝望的叹息：“只有一个上帝能救渡我们！”
注释：
〔1〕2001年，就在“9·11事件”发生之后不久，罗马俱乐部成员、布达佩斯俱乐部主席、系统哲学家、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科学顾问欧文·拉兹洛出版了新著《巨变》（中文为杜默译，中信出版社2002年版）。在这部影响颇大的著作中，拉兹洛以大量的数据和令人信服的分析指出，全球生态问题将是二十一世纪人类面临的最大挑战，其观点迅速产生了积极的回应。
〔2〕转引自（德）E。卡西勒：《启蒙哲学》，顾伟铭译，山东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42页。
〔3〕参见伍方斐：《现代性：跨世纪中国文学展望的一个文化视角》，载《文艺研究》1998年第一期。
〔4〕（美）乔治·萨顿：《科学史和新人文主义》，陈恒六、刘兵、仲维光译，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2页。
〔5〕（德）霍克德默、阿多诺：《启蒙辩证法》，洪佩郁、蔺月峰译，重庆出版社1996年版，第8页。
〔6〕需要指出的是，海德格尔的“技术”是在现象学意义上谈的，不是我们通常指称的机器、机械、工具、仪器等被他称之为“技术的东西”。但是，“技术”是“技术的东西”得以可能、得以被理解的本质。“技术”作为本质，先于“技术的东西”。“一般来说，机器的利用和机械的制造本身还不就是技术——它还只是适合于技术的一种手段，在这里技术的本质在其原材料的对象特征中被建立起来。”参考吴国盛：《海德格尔与科学哲学》，载《自然辩证法研究》1998年第九期。
〔7〕（德）冈特·绍伊博尔德：《海德格尔分析新时代的技术》，宋祖良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9～20页。
〔8〕转引自（德）哈贝马斯：《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李黎、郭官义译，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第43页。
〔9〕（英）哈耶克：《科学的反革命——理性滥用之研究》，冯克利译，译林出版社2003年版。
〔10〕（英）P。C。斯诺：《对科学的傲慢与偏见》，陈恒六、刘兵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11〕〔21〕（巴西）何塞·卢岑贝格：《盈利取代支出——生态学与社会正义》，见《自然不可改良》，黄凤祝译，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40～49、97～98页。
〔12〕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55、52页。
〔13〕参见（英）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田禾译，译林出版社2000年版，第8、109～114页。
〔14〕（美）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刘继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版，第1页。
〔15〕黄平、李陀等：《南山纪要：我们为什么要谈环境—生态？》，载《天涯》2000年第一期。
〔16〕（美）艾恺：《世界范围内的反现代化思潮》，贵州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页。
〔17〕（美）列奥·斯特劳斯：《现代性的三次浪潮》，载贺照田主编：《学术思想评论》第六辑《西方现代性的曲折与展开》，吉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18〕许宝强、汪晖主编：《发展的幻象》，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前言第5～6页。
〔19〕（德）马克斯·韦伯：《学术与政治》，冯克利译，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05～117页。
〔20〕（法）波德里亚：《消费社会》，刘成富、全志钢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43～45页。
〔22〕（英）斯克莱尔：《社会学的几种不同全球化概念》，载《中国社会科学季刊》，1993年5月，总第三期。
〔23〕参见（美）艾伦·杜宁：《多少算够——消费社会与地球的未来》第一章，毕聿译，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24〕（德）西美尔：《现代文化中的金钱》，见刘小枫编：《金钱、性别、现代生活风格》，顾仁明译，学林出版社2000年版，第10、11页。
〔25〕〔26〕（德）海德格尔：《“只有一个上帝能救渡我们”》，见孙周兴选编：《海德格尔选集》（下），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1307、1303页。
风雨百年“苏报案”
？ 傅国涌
晚清中国最大的一次文字狱——“苏报案”，曾在“国中之国”的上海租界七次公开审理。起诉方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大清政府，被控方是几个手无寸铁却怀抱热烈理想的文弱书生，双方各请洋律师，在法庭上激烈辩论，《申报》等大报追踪报道，留下了真实可信的记录，使我们百年后还能重温那些激动人心的场面，想见“风吹枷锁满城香”的风采。让慈禧太后无奈的是她的绝对权力在租界失去了随心所欲的用武之地，章太炎、邹容，两个忘年之交，“志在流血”的书生，得以幸免重蹈沈荩的覆辙。新闻史家胡道静在《上海的日报》中说：“苏报案在历史上的意义很大的。其正面的影响，就是革命派不过牺牲了一个报馆，毕竟予清政府以极锋利的舆论攻击，使它全盛时代辣手段焚书坑儒的威严全消失了。其侧面的影响，是清廷虽以雷霆万钧之力，欲提办章、邹诸人，卒以事出租界，外人为维护其既得之行政权的缘故，卒未使它达到野心的目的；以后的上海言论界、出版界多数集中于公共租界，这件事情有莫大的关系。”〔1〕
“苏报案”成为二十世纪中国第一次重大转型时期一个极富象征性的事件，邹容奉献了年轻的生命，章太炎付出了三年牢狱的代价，陈范为此流离失所、家庭破碎，在上世纪初天幕上放射过光芒的《苏报》像星星般陨落，这是《苏报》的结束，也是《苏报》的永生。百年重说“苏报案”，历史无情也有情，历经时间的磨洗，真相终究是不可遮掩的。
一
1896年6月，《苏报》诞生在上海公共租界，创办者胡璋以日籍妻子生驹悦名义注册，挂的是“日商”牌子，只是一份格调低下的小报，常以黄色新闻招徕读者。1898年冬天，因“营业不利”，胡璋将《苏报》转手卖给了罢官后蛰居上海、“思以清议救天下”的陈范。正是在陈范手里，《苏报》成为上海举足轻重的五大中文日报之一，最终于一百年前的那个夏天将《苏报》的事业推向了顶峰。中国自有近代报纸以来，还没有一家报馆曾赢得如此显赫的声誉。
陈范初掌《苏报》，以妹夫、也是朋友的汪文溥为主笔，他自己和儿子陈仲彝编发新闻，兼写论说。十八岁就创办《女学报》（被誉为“女苏报”）的女儿陈撷芬也“打横而坐”，编小品诗词之类副刊，熟悉上海报界掌故的包天笑称之为“合家欢”〔2〕。陈范亲自执笔作文，发表过《商君传》、《铁血宰相俾斯麦传》、《泰西教育沿革小史》、《论法律与道德之关系》等，旁征博引，借古喻今，倡导改革〔3〕。那时离戊戌变法遭血洗不远，陈范的哥哥陈鼎即“以戊戌变党事获罪，被判永久监禁”，民气消沉，即使在上海租界，清王朝鞭长有所不及，舆论也普遍保守。在上海五家中文日报中，《苏报》资本、规模都是最小的，发行量也不大，但其坚持了维新、改革的立场。1901年12月，流亡日本的梁启超在《清议报》第100期发表的长文中称它和《中外日报》、《同文沪报》“皆日报佼佼者，屹立于惊涛骇浪狂毒雾之中，难矣，诚可贵矣！”〔4〕
陈范有过宦海经历（当过江西铅山县知县），深味官场黑暗（他试图出污泥不染，并有所作为，即遭地方恶势力对抗，也为上司所嫉，于1895年落职为民），目睹朝廷的专制、腐败，戊戌变法的失败。曾领时代潮流的康有为从维新转向保皇。他对汪文溥说：“中国在势当改革，而康君所持非也，君盖偕我以文字饷国人，俾无再如迷途。”〔5〕《苏报》言论从此逐渐转向革命。1902年，蔡元培等先后在上海创立中国教育会、爱国学社，《苏报》与它们同气连枝，一起构成了清末中国新型的社会力量，章太炎、蔡元培、吴稚晖、黄宗仰、张继等都为《苏报》撰稿。这年冬天，上海、南京、杭州等地学潮不断，《苏报》开辟“学界风潮”专栏，不断报道各地学潮的消息，支持上海南洋公学、南京陆师学堂学生反对学校当局干涉言论自由引发的退学风潮，受到东南学界的注目。到1903年，《苏报》大量刊出张园集会上发表的演说稿及陈天华的《敬告湖南人》、《军国民教育会公约》等。4月11日、12日，《苏报》发表蔡元培的“来稿”《释“仇满”》。5月13日，发表《敬告守旧诸君》，公开倡言革命，“居今日而欲救吾同胞，舍革命外无他术，非革命不足以破坏，非破坏不足以建设，故革命实救中国之不二法门也”〔6〕。
以5月27日陈范正式聘请爱国学社学生章士钊任《苏报》馆主笔为标志，《苏报》迅速向辉煌的顶峰攀升。当天他在《苏报》发表言辞激烈的论说——《论中国当道者皆革命党》。年轻的章士钊以初生牛犊的猛劲，对《苏报》进行大胆革新，在形式革新的后面更重要的是内容的变化。陈范在经过短暂的紧张后毅然表示“本报恣君为之，无所顾藉”〔7〕，即使报馆有被封的危险，也“无所于悔”〔8〕。6月1日，《苏报》宣布“本报大改良”，凸显特色。同一天发表的章太炎《康有为》文，提出革命“如铁案之不可移”。2日，报首刊出“本报大注意”启事，将“学界风潮”移到头版“论说”后的显著位置，并增辟专门发表来稿的“舆论商榷”栏，明确提出“本报当恪守报馆为发表舆论之天职”，力图把《苏报》办成一个开放的公共论坛。3日，刊出“本报大沙汰”启事，宣布加强“时事要闻”，减少“琐屑新闻”，并增设“特别要闻”，“间加按语”。6月9日，章士钊以“爱读革命军者”的笔名发表《读〈革命军〉》文，以热情洋溢的语言对少年邹容的《革命军》大加赞赏，称之为“今日国民教育之第一教科书”。同一天，在“新书介绍”栏刊出《革命军》出版的广告，称“笔极犀利，语极沉痛，稍有种族思想者读之，当无不拔剑起舞，发冲眉竖”〔9〕。6月10日，《苏报》发表章太炎署名的《〈革命军〉序》，称之为“雷霆之声”、“义师先声”。这一天，离“苏报案”发生不到二十天。
6月20日，“新书介绍”栏推荐章太炎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誉为“警钟棒喝”。22日，发表论说《杀人主义》，有“杀尽胡儿才罢手”、“借君颈血，购我文明，不斩楼兰死不休，壮哉杀人！”这样激进的辞句。6月24日，两江总督魏光焘与湖广总督端方通电中透露，他已要求工部局查禁《苏报》。《苏报》之所以如此放言无忌，并非不知道危险。6月3日以后，《苏报》即译载了《查拿新党》、《西报论工部局保护新党事》等消息。一个不能忽略的原因是：《苏报》的言论态度得到了租界工部局总办、也是伦敦《泰晤士报》驻沪通讯员濮兰德等的支持。工部局多次找《苏报》撰稿人谈话：“你们止是读书与批评，没有军火么？如其没有，官要捕你们，我们保护你们。”〔10〕吴稚晖的回忆也证实，租界老巡捕房捕头蓝博森曾对他说：“没有兵器，你们说话好了，我们能保护你们。”〔11〕正是有了租界当局的承诺，他们才放言革命。
从1903年5月到6月，短短一个月间，《苏报》如同从上海租界放了一颗卫星，在舆论界放射出夺目的异彩，刹那的光华让《申报》等老牌大报黯然失色，其发行量迅速飙升，仅发行点就增加到几十处。论说一出，《中国日报》、《鹭江报》等报刊纷纷转载，大有“鼓动风潮”之势，难怪清廷“视之若一敌国”。6月26日，江苏候补道、南京陆师学堂总办俞明震奉命从南京到达上海，协助上海道袁树勋处理查禁爱国学社、《苏报》等事宜，罗网已经张开。6月27日起，《苏报》连续两天发表文章悼念一个多月前蹈海自杀的留日学生陈海鲲（自号“仇满生”，有“杀满之声，腾于黄口”这样激烈的辞句）。6月29日，《苏报》在头版显著位置刊出章太炎《康有为与觉罗君之关系》（节选自《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以饱满的激情、极富感染力的文采赞美革命：“然则公理之未明，即以革命明之；旧俗之俱在，即以革命去之。革命非天雄大黄之猛剂，而实补泻兼备之良药矣。”〔12〕甚至直呼光绪之名：“载湉小丑，未辨菽麦。”斯文一出，举世哗然，“上海市上，人人争购”，专制者雷霆震怒，认为大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