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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是“苏报案”发生的那一天，《苏报》走到了它的顶点，厄运即将降临。1903年6月29日，经过多次密谋，在清王朝的要求下，租界工部局终于发出对钱允生、陈吉甫、陈叔畴、章太炎、邹容、龙积之、陈范等七人的拘票。如果只看这个名单，清廷对《苏报》的情况并不怎么了解，比如将钱允生、陈吉甫、陈叔畴三人当作主笔，不知道陈叔畴就是陈范，陈吉甫只是司账员，钱允生不是《苏报》人，龙积之也与《苏报》无关。当天，巡捕、警探到苏报馆抓人，陈吉甫率先被捕。他们问：“陈范在吗？”陈范正好在场，却叫人说不在，他们也未深究。陈范曾让儿子到爱国学社向章太炎示警，章说：“诸教员方整理学社未竟，不能去，坐待捕耳”〔13〕。有人劝他走避，他“哂之以鼻”。6月30日，等到巡捕来时，他自指其鼻：“余皆没有，章炳麟是我。”他不仅自己不屑逃走，还在巡捕房写信叫邹容、龙积之投案。随后，钱允生和不在名单上的陈范之子陈仲彝在《女学报》馆被捕。龙积之当晚自行到案。邹容本已藏匿在虹口一个外国传教士处，7月1日徒步到租界四马路巡捕房投案，自称：“我邹容。”至此，除陈范外，名列拘票的其余五人全部被捕，酿成了名动百年史的“苏报案”。
二
“有人把章太炎系狱之后，力劝已经脱身在外的邹容主动投狱，看作不可思议的迂腐和偏执，……在看重生命亲证和正面承当的章太炎，他是将此当作君子成人之美的义举来做的，是使邹容由此获得一个道德承当和生命亲证的机会。”〔14〕
这只是后人的评说，并不是章太炎当时的想法。他自述：“《革命军》为慰丹所著，仆实序之，事相牵系……仆既入狱，非有慰丹为之证明，则《革命军》之罪案，将并于我，是故以大义相招，期与分任，而慰丹亦以大义来赴。”〔15〕这番夫子自道说得再明白不过，他之招邹容，只是让他分担《革命军》罪案之责任而已。
从章太炎、邹容被捕之日起，清王朝就为引渡他们而与租界展开了一场马拉松式的艰难交涉，台前幕后，数不清的算计。上海、南京、武汉、北京之间，要员、坐探（如志赞希、赵竹君）、密友（如《新闻报》的福开森）之间文电交驰，仅收入故宫档案的往来电文就有近一百九十封。可以说，清廷为此绞尽了脑汁，用尽了手段，目的无非是要将他们置之死地。
“苏报案”发，舆论震惊。7月1日，与《苏报》在革命还是改良问题上有着尖锐分歧的《中外日报》也发表社论《近事概言》，抗议当局“与言者为难”。7月2日，上海英文《字林西报》发表社论，反对查禁《苏报》。7月3日，中国教育会常熟支部负责人殷次伊为此愤而投水自杀。
陈范出亡海外后，在章士钊主持下，《苏报》仍继续出版了七天，不仅刊出了《密拿新党连志》的消息，7月6日，还发表章太炎《狱中答新闻报记者书》，章在文中坦然表示：“吾辈书生，未有寸刃尺匕足与抗衡，相延入狱，志在流血，性分所定，上可以质皇天后土，下可以对四万万人矣。”充满了道德的力量，批评的锋芒，弥漫着一股浩然之气〔16〕。章士钊在五十九天后回忆：“太炎此文送出监门时，是闰五月十一日，《苏报》犹作垂死挣扎，未被封禁。吾亲将该文揭之首栏，与《新闻报》对垒，恍惚为革命党消灾解毒，弥形得意。”〔17〕
第二天下午，《苏报》终于被查封，这一天的《苏报》已出版，《申报》事先以《发封苏报》为题报道租界当局查封的经过。7月9日起，英文《上海泰晤士报》连续两天发表社论，反对“未断案而先封馆”，要求“设法阻止中国守旧官员在租界妄行其权”〔18〕。从7月11日魏光焘致端方、恩寿的电文看，“旋因上海爱国会演说虽禁，复有设在上海租界之苏报馆刊布谬说，而四川邹容所作《革命军》一书，章炳麟为之序，尤肆无忌惮”〔19〕。邹容和章太炎首当其冲，成为“苏报案”的中心。顺便说一句，蔡元培早在案发前半个月就去了青岛，与“苏报案”并无直接关系。
7月15日，上海租界会审公廨第一次会审“苏报案”。一百年前的中国出现了这样奇特的一幕，名义上这是清王朝在租界设立的最基层的一个法庭，实际上外国享有治外法权，朝廷的权力难以企及。章太炎以冷嘲热讽的笔调写道：“噫嘻！彼自称为中国政府，以中国政府控告罪人，不在他国法院，而在己所管辖最小之新衙门，真千古笑柄矣。”〔20〕中国无所不能的专制权力与一无所有、惟有一腔热血的两个平民有了一次面对面交锋的机会，东西方两种不同的政治文明、价值观念有了一次面对面冲突的机会。在君临天下、信奉绝对权力的清廷眼中，任何的批评声音都是大逆不道的，更何况《苏报》那样激烈的革命言论，那都是死罪。但在租界当局看来，发表文章、举行集会、批评政府都在言论自由的范围内，是公民的权利。即使有证据证明章太炎他们是“犯罪”，也属于“国事犯”，按国际惯例也应该保护。更重要的是，如英文《字林西报》评论说：“外人在租界一日即有一日应得之权利，中国人在租界一日即有一日应受外人保护之权利，而华官固不得过问也。”〔21〕正因为如此，他们才严词拒绝了清廷的重金诱惑，并挫败了武力劫持的企图。首次开庭，上海道袁树勋伏兵五百，阴谋将章、邹等劫走，租界方面作了严密防范，“传讯时，每一人以一英捕陪坐，马车复有英捕跨辕，数英捕驰车带剑，夹在前后，街巷隘口，亦皆以巡捕伺守，谋不得发”〔22〕。无奈的清廷只好求助于各国驻京公使。各国态度不一，其中意大利明确表示“此系公罪，而报章之言论自由久已准行于租界，无俟上海道之干预也”〔23〕。
《申报》7月16日发表的长篇报道《初讯革命党》、章太炎狱中致友人书都留下了生动而真实的记录：
代表原告清王朝的律师是古柏、哈华托，代表被告的律师是博易、琼司。先是古柏宣读《控告苏报条款》，控告《苏报》馆、章太炎、邹容等“大逆不道，煽惑乱党，谋为不轨”，并从1903年6月以来《苏报》发表的言论中罗织罪名。接下来是对六个被捕者的审讯。章太炎说：“所指书中‘载湉小丑’四字触犯清帝圣讳一语，我只知清帝乃满人，不知所谓圣讳，‘小丑’两字本作‘类’字或作‘小孩子’解，苏报论说，与我无涉，是实。”〔24〕并直言“不认野蛮政府”。邹容只承认“《革命军》一书乃我所作”，其他的什么也不说。〔25〕
这一天，也是三十六岁的章太炎和十八岁的邹容进入历史的日子，以指控罪名之大，他们从没想到会活着出来。章长发披肩，“其衣不东不西，颇似僧人袈裟之状”。邹已剪掉了耻辱的辫子，穿西服，其他人都穿华装〔26〕。《申报》记下了这些永远生动的细节，而历史恰恰是由这些细节组成的。庭审完毕，他们“乘马车归捕房，观者填堙，诵‘风吹枷锁满城香，街市争看员外郎’而返”〔27〕。
7月21日午后，会审公廨第二次会审“苏报案”，第二天的《申报》以《二讯革命党》为题作了详细报道。原告律师以“另有交涉”为由要求改期，遭被告律师博易反对，他说：“现在原告究系何人？其为政府耶？抑江苏巡抚耶？上海道台耶？本律师无从知悉。”〔28〕逼使对方承认“奉旨”办理，也就是说原告方即是清政府。博易冷笑说：“以堂堂中国政府乃讼私人于属下之低级法庭，而受裁判乎？”〔29〕对方无言以答。
7月24日，《江苏》杂志发表短评《祝苏报馆之封禁》，指出思想、言论、出版，“此三大自由为神圣不可侵犯之物”。香港《中国日报》和《上海泰晤士报》等纷纷发表评论表示，如外交团决定引渡，“应予以反抗”。英国蓝斯唐侯爵在上议院谈到“苏报案”时说：“此次诸人因刊登激烈之词于报纸，以致逮捕，余尝一读其译文，亦不能不称其为最激烈最勇猛之议论。”称他们被租界拘捕是“受上海道之促迫，不得已而出此”，同时表示坚决不能移交给清廷〔30〕。美国外交部下令不得将章、邹等交给清廷处置，“并将主张引渡之上海领事古纳调任”〔31〕。
直到7月27日，“苏报案”发生二十八天后，清廷外务部与各国公使关于引渡的交涉毫无进展。就在这个节骨眼上，7月31日，记者沈荩因为披露中俄秘约的消息，在北京被活活杖毙。经天津《大公报》等报道，举世震惊，8月4日，远在上海狱中的章太炎也写诗悼念。沈荩之死对租界当局最终拒绝引渡章、邹等产生了直接的影响。8月5日，英国首相向驻华公使直接发出“现在苏报馆之人，不能交与华官审判”的训令。到9月10日，经过两个多月翻来覆去的讨价还价、密谋筹商之后，清廷最后放弃了引渡“苏报案”犯的努力。
三
1903年12月3日，旷日持久的“苏报案”第三次开庭，会审公廨成立了“额外公堂”，由租界方面与上海县令会同审理。原告律师指控章太炎、邹容“登报著书，扰乱人心”；被告律师认为，既然没有真凭实据，就是无罪，要求当堂释放。12月4日，继续开庭，庭审进行了整整一天。章太炎在法庭上侃侃而谈，针对清廷所指控的大逆不道的罪名，他说：“至于‘小丑’两字本作‘类’字或‘小孩子’解，并不毁谤。至今上圣讳，以西律不避，故而直书。”〔32〕12月5日，被告律师琼司做了无罪辩护：“章、邹二人，系年轻学生，出于爱国之忱，并无谋叛之意。”〔33〕就有罪还是无罪的问题，双方律师唇枪舌战展开一场激烈的辩论。
12月7日，代表清廷参加会审的上海县令汪瑶庭单方面拟定的判决为：章、邹“永远监禁”，但受到英副领事的抵触。12月24日，汪瑶庭不顾租界工部局，在会审公廨“额外公堂”宣布：章太炎、邹容“故意污蔑今上，排诋政府，大逆不道，欲使国民仇视今上，痛恨政府，心怀叵测，谋为不轨”，应予“永远监禁”。公使团对此持有异议，这个判决未能生效。双方僵持了二三个月。
1904年2月，公使团方面表示，如果再不结案，就要将在押的犯人释放。由于公使团的坚持，5月21日，会审公廨“额外公堂”终于作出判决，章太炎监禁三年、邹容监禁二年，罚做苦工，“期满驱逐出境，不准逗留租界”。尘埃落定，离“苏报案”发已过了十个多月。
“苏报案”发生后，租界当局认为：“此租界事，当于租界决之，为保障租界内居民之生命自由起见，决不可不维持吾外人之治外法权。”〔34〕1903年7月8日军机处给端方、魏光焘的电文也说：“沪上各领事称，在租界犯案当在租界定罪、受罪〔35〕。无论出于何种考虑，租界工部局对“苏报案”被捕人员的安全，曾作了周密的布置。开庭前一周，工部局董事会接到口头指示：“如果发生对这些羁押犯中任何人撤回起诉，或宣判无罪释放的事，要求采取步骤防止他们重遭正常或非正常逮捕的可能性。”董事会作出指示：“在此种情况下，将护送羁押犯登上驶往香港或日本的轮船，随他们意愿。”〔36〕百年前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董事会关于“苏报案”的会议记录、会审记录，至今静静地躺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里，那是历史的见证。因为他们的坚持，先是清廷的引渡计划失败，最后也未能按自己的如意算盘处置章、邹，对一个从不把自己的人民放在眼里的王朝来说，无疑大大地失了颜面。在历史的天平上，一头是僵尸般腐朽的清王朝，一头是两个“志在流血”的知识分子，孰轻孰重，一目了然。“苏报案”成就了章、邹的英名，在百年前的沉沉暗夜里，他们如同启明星，出现在二十世纪的地平线上。孙中山后来这样评论：“此案涉及清帝个人，为朝廷与人民聚讼之始，清朝以来所未有也。清廷虽讼胜，而章、邹不过仅得囚禁两年而已。于是民气为之大壮。”〔37〕
在狱中，章太炎、邹容被罚做苦工，经常遭到拳打脚踢，章曾绝食七天抗议。虽然环境极其严酷，他们还是以诗唱和，他们的《绝命诗》联句已载入文学史。1905年2月邹容病倒，就在会审公廨同意保释出狱的前一天，在服用了工部局医院的一包药之后，于4月3日凌晨去世，这一天离他两年的刑期期满不到三个月。章太炎入狱之后，仍和外界保持着接触，他的诗文不断见诸报刊。被称为“《苏报》第二”的《国民日报》创刊后，1903年8月9日，他发表《论承用维新二字之荒谬》，学问渊博的国学家从字源学意义上重新诠释了“维新”的内涵。8月23日，上海举行沈荩追悼会，他在狱中写祭文，为章士钊的《沈荩》一书作序。1906年6月29日，他熬过三年的刑期，出狱当天就登上赴日本的轮船。
他们在“苏报案”中的表现感动了远在四川的卞小吾，他曾三次远道到上海狱中探望素不相识的章、邹，并决心效法陈范，毁家纾难，办一家报纸。1904年10月，《重庆日报》创刊后，以大量篇幅报道了“苏报案”消息及章太炎等在狱中的情况，被誉为“重庆的苏报”，发行量迅速超过三千份。1905年，他的处境已很危险，有人劝他出走，他说：“我决不负邹、章嘱咐。章炳麟坐监能避不避，邹容更自愿投案，何等伟大！我岂能后人？又何惧哉！苟不幸，上可质皇天后土，下可对四万万同胞。”〔38〕这年6月1日，卞小吾被秘密逮捕，《重庆日报》被查封，被称为“重庆的苏报案”。1908年6月13日，他在狱中被残杀。
四
关于章、邹，人们已经说得太多，他们的故事也早已进入历史教科书。值得一说的是，《苏报》馆主陈范虽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