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的材料，故现实性强，价值大。该书一方面根据中国之古籍进行考证，一方面参以实地之考察、考证、翻译、相结合，这是以往著作难以企及的，可谓通古鉴今之作。《俄游汇编》采用表格的形式，将各项主要内容纳入其中，未尽部分放在杂考部分，比单纯采用文字记述的方式更为清晰直观，在编纂体例上比以往同类著作胜出一筹。缪佑孙对同中国关系密切的部分，着墨甚多，尤其是对西伯利亚、中亚的记载，《通俄道里表》更是具有重要的军事和商业价值，从中亦可以看出缪佑孙经世致用的思想。
缪佑孙虽是奉使游历，但是远没有观光游览的闲适与惬意，尽管俄相吉尔斯答应在游历时给予方便，可以事先将欲往之处告知，然后行文各处，以备接待，然而并非处处待之以礼，仍有“一二处大酋不甚加礼，且不答拜”〔15〕。甚至在布连司克时，地方官听说缪佑孙仅为六品官，甚为轻慢，“且有责其不穿补褂往谒者”〔16〕。而异国游历，如无合适之人加以引介导览，则人地两生，难收成效，如缪佑孙本打算到海参崴去游览，以熟悉东三省界外之情形，但此行有待与东海滨总督为至交的佘威烈甫从中介绍，否则便难以成行。结果，这一愿望终因佘威烈甫爽约而不克实现〔17〕。
在外游历，处处需钱，缪佑孙在给缪荃孙的信中诉苦：“在此游历，所用甚费，即马车一项，每出必七八卢布，每一卢布合银四钱。有多至十余卢布者。又请俄人吃饭送礼物等等，计此三月余，已将及一千卢布矣。”〔18〕此次游历，经费本就不多，每人每月薪水仅二百两，但系从出使经费中支出，自然引起使馆人员的不满，以致公使洪钧在发薪时大加折扣〔19〕。又加上缪佑孙不熟悉国际金融市场的行情和汇率，在“换金镑时又吃了亏”〔20〕。经费短拙，捉襟见肘，亦使得缪佑孙不能任意纵览。
从俄罗斯通过陆路回国，所经之地多荒凉之区，人迹罕至，旅途之中，饱暖尚且不能保证，更遑论觅取可口之饭菜，而缪佑孙身体素非强健，这样的路程对他来说实在是一种考验，饥寒之中，日子稍久，不免生病，以致在伊尔库茨克一病难起，迁延几月之久〔21〕。此中艰辛，让缪佑孙不禁慨叹：“所受之苦，真有平生所未尝者。同一出洋，而使馆诸君在天上矣，即英法诸君亦在天上。”〔22〕
俄罗斯本非西学发源之地，又加上言语不同，让缪佑孙感觉所得有限，他说：“俄人于西学已落牛后，且多借重英美诸邦，兼之翻译，于要紧处言语便少，其机括一切名目，本不易通晓，故黑海船厂及其大铁甲等，（名扯斯马者，不亚于意之雷盘陀。）皆曾往观，彼皆指示周详，奈总未透澈底蕴。惟陆军操练及各学堂伎艺，本一目了然，尚觉有益耳。”〔23〕
除以上在国外所遇之种种困难不得不加以面对之外，国内的种种人事纠葛更是让缪佑孙感到身心俱疲，他虽自认事事谨慎，仍是“不意遭使臣之陵折，受翻译之挟制”，对此缪佑孙只能“隐忍将就，逊顺以应之”，幸“后皆平静，使臣且自惭其无礼”〔24〕。身虽在外游历，而心却牵念于内，因为自己的褒奖、升迁皆握于他人之手，因此在听说出使德国、比利时的游历人员给总理衙门奉送炭敬之后，缪佑孙自忖不能例于其外，唯有效仿，以致“现在妙手空空，归家只余百余金耳”〔25〕。
回国之后，缪佑孙仍回户部任职，由于所著《俄游汇编》“采访精详，有裨时务”，于光绪十六年六月被总理衙门褒奖，“免补主事，以本部员外郎遇缺即补，并赏加四品衔”〔26〕。不久，缪祐孙因见赏于醇亲王奕訢，调任总理衙门章京〔27〕。缪佑孙到总理衙门后，先任司务厅收掌，不久派俄国股当差，又兼法国股〔28〕。他终于得到施展自己才华的场所和机会，然而不料仅仅一年多的时间，就于1893年中风，1894年去世，年仅四十四岁。
注释：
〔1〕赵尔巽等：《清史稿》，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11494页。
〔2〕中国史学会编：《洋务运动》第１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6页。
〔3〕黎庶昌：《上曾侯书》，见《西洋杂志》，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83～184页。
〔4〕〔27〕陈思等修、缪荃孙等纂：《江阴县续志》第15卷，《人物志·文苑》，成文出版社1970年版，第775～776、776页。
〔5〕席裕福、沈师徐辑：《皇朝政典类纂》，见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92辑，第918册，第11566页。
〔6〕〔7〕〔8〕〔9〕〔10〕〔11〕〔12〕〔13〕〔14〕〔21〕缪佑孙：《俄游汇编》，见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89辑，第889种，文海出版社1973年版，第597、687～688、6、14、45～46、388、458、459、475～476、730～732页。
〔15〕〔16〕〔17〕〔18〕〔19〕〔20〕〔22〕〔23〕〔24〕〔25〕〔28〕顾廷龙校：《艺风堂友朋书札》（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297、300、299、298、302、298、300、297、300、302、252～253页。
〔26〕《申报》，光绪十六年六月二十九日（1890年8月14日）。
绝域留印亦留心 ——王之春与《使俄草
绝域留印亦留心
——王之春与《使俄草》
？ 易得见
光绪二十一年二月二十二日，王之春在完成唁贺任务之后，由俄罗斯启程，临行之际，触景生情，口占一首，以示同人：
珠盘奉使赋駪征，浃月勾留比得城。
海外雪泥应有印，道旁风景不胜情。
新亭近洒神州泪，绝域初回使事成。
已是归途相慰藉，何从报称答升平。〔1〕
出使俄罗斯的王之春如愿在异国雪域留下了游览的足迹，完成了出使的使命，然而这对于屡次遭受西方国家侵略、新近又方遭日本重创的清王朝之使臣来说，仅仅做到这些还不够。国难思良将，作为使臣来说，还有一大使命，即需留心异域之情形以为中国借镜之资。王之春充分认识到了这一点，因此在旅途中对于“西学之源流、山川之险易、民物之简蕃、风俗之殊变、军械之更新”随得随录。不仅如此，他对于出使中之“朝绅宴会、官眷茶会及乐戏跳舞各节”亦无不详细记载，此即王之春的留心之作《使俄草》（又名《使俄日记》）〔2〕。
王之春（1842～1906），字爵棠，号椒生，湖南清泉（今衡南县泉溪狮子坪）人，为明末清初大思想家王夫之的七世孙，由诸生而从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他曾先后任李鸿章、彭玉麟之部属，率军驻防北塘海口及江苏镇江。王之春关心时政，讲求事功，倡为经世之学。1874年日本侵略台湾之后，他受两江总督沈葆桢派遣赴东瀛以探访日情，于光绪五年十月十八日（1879年12月4日）从吴淞口出发，游览长崎、神户、大阪、横滨、东京等地，于光绪五年十一月二十四日（1880年1月5日）回到上海，在日本游探近一月，以所见所感书为《谈瀛录》，其中第三卷《东洋琐记》对日本的地理、户口、租税、兵制、官制、国债、物产、教育、风俗等方面的情况进行了简要介绍。光绪五年（1879年），王之春根据清代顺治至同治年间中外交涉的有关材料辑录成《清朝柔远记》一书，以为谈时务者之资〔3〕。光绪十七年（１８９１年），他署理广东布政使期间，曾代生病的广东巡抚刘瑞芬接待来华旅行的俄罗斯世子尼古拉二世。因以上经历，王之春被视为熟悉洋务之干才。亦因此之故，他在1894年（光绪二十年）到京师为慈禧太后祝贺六十大寿以及三年任满奏请先期晋见时，以头品顶戴、湖北布政使的身份，作为唁贺专使被派出使俄罗斯，一面吊唁沙皇亚历山大三世逝世，一面庆贺尼古拉二世加冕。
此时，中日甲午战争正在进行，清政府却做出了这项看似与战争无关的外交决定，派王之春作为专使参加次年四月俄罗斯沙皇的加冕仪式并赠送头等宝星，并谕令接旨之后即行交卸乘轮赴沪，候国书递到，迅速启行〔4〕。其实，这项决定实有深意，此可从光绪帝召见王之春的问答中看出端倪。光绪帝于十月十八日召见王之春时说：“甲申年间，朝鲜巨文一岛，英人曾泊兵船于其地。俄人恐其占据，屡来问讯。嗣诘英人，英人以恐为俄占据复。俄遂与中国定约，日后俄人断不占夺朝鲜地土。今倭人乃无故召衅，占据朝鲜全境，俄人岂得视若无睹？”王之春回答：“俟到彼国，从容与外部议及，彼纵不助我，将来亦免为其占据朝鲜境土地步。况今中俄交谊正孚，当必秉万国公法与倭人诘难也。”〔5〕此以夷制夷之法，意在通过俄罗斯对日本施加压力。
王之春是清政府中难得的有心人，受命之后即开始为出使进行各种准备。一面拜谒恭亲王奕訢、礼亲王世铎、庆亲王奕劻及军机大臣、总理衙门大臣，请示各种机宜，一面调派熟悉洋务的人员作为随行属员并奏调翻译人员。王之春还拜会了俄罗斯驻京公使喀希尼，告以使命。此外，又还到总理衙门查阅有关巨文岛一事的来往文档、帕米尔界务档册，对于重要的部分加以抄录、整理成册以备查询和参考〔6〕。
一切准备就绪之后，王之春一行于光绪二十年十二月初十日自上海启程，经新加坡、印度洋、红海、地中海，于光绪二十一年正月十三日在法国马赛登陆，十五日乘火车抵达法国首都巴黎，十八日抵达德国首都柏林，二十一日进入俄罗斯境内，二十二日抵达俄罗斯首都圣彼得堡。从光绪二十一年正月二十三日到达圣彼得堡，到二月二十二日由俄罗斯启程，王之春在俄国的时间并不长，总共只有一个月的时间。在俄罗斯期间，除了参加有关的外交活动以外，其余的时间几乎都在各处进行游览、访谈。他先后参观过船式厂、制造钱币局、大教堂、皇宫、博物院、万生院（动物园）、书库（图书馆）、格致学塾、礼拜堂、水师学堂、哥特林岛（岛上有船厂、炮厂、军械火药库）、布霍弗司克炮厂、报馆等，此外还曾观看芭蕾舞、陆操（陆军演练）、溜冰、赛马。通过这些活动，他对俄罗斯的“山川、险要、政治、帑藏、兵力、物产、户口、风俗”进行了详细的调查〔7〕。回国途中，王之春又取道柏林、伦敦、巴黎，以考察各国的武备与军械，他曾参观德国的伏尔铿船厂、鱼雷厂、枪炮厂、克鲁伯炮厂，英国的胡力枢枪炮厂，法国的武备学堂，此外还曾到英国和法国的议院参观。
在游览和参观的时候，王之春时时留心，处处留意，随时想着清政府之内政，如参观船式厂，见到了彼得一世亲手所制的舰船模型，随后就想到康熙六十年时，彼得一世曾向清王朝赠送亲手所制木船模型三个，他认为如果将来清政府仿效俄罗斯建立类似机构时，可以将此三个模型存于其中，以备考证，只是不知道这些模型是否还存于内库〔8〕。俄罗斯的制造钱币局也给王之春留下了深刻制印象，他在回国后所上奏折中称：“泰西造办纸厂，俄国为上，此纸须用机器，其费甚巨，民间不能猝办，故可杜绝伪造，其用暗码人头即在水中制成。”由此主张由驻俄使臣从俄国订购暗印纸张，作为发行钞票用纸。从这些小处可以看到，王之春在俄罗斯不仅处处留印，亦且时时留心〔9〕。
通过实地考察与参观，使得他对于一些新事物有了更为真切的感受和体验，如对于铁路的理解，王之春在到日本探访时就曾乘坐过火车，并以诗的形式形象而传神地描述了火车的迅捷，他写道：
车声辘辘逐斜晖，四面苍茫入翠微。
良骥追风偏就范，游龙天翼亦能飞。
路如砥矢长绳亘，山比烟云转眼非。
或挽或推都是拙，本来达者在知机。〔10〕
这次到达俄罗斯之后，更加深了他对于铁路的认识，他认识到“西人创兴火车，不过数十年，今已密若蛛丝，往来梭织，遇水则设长桥，过山则穿洞穴，或架桥行街市之上，或穴地而行其下，并无大碍人庐墓者，至经行之路不过稍为平治，于风水一说尤无妨碍，道路之畚锸修治，邨落之分运货物，一一需人，亦并无伤于贫民生计，而百货流连化重为轻，缩远若近，不啻以陆作海而以车当舟，运兵速，运漕便，行旅迅疾而无泥泞风涛之苦，何快如之！何惮而不为之？此中土所急宜创兴者也”〔11〕。通过自己的亲身体验，他认为国内反对修建铁路的那些理由完全是想当然而已，根本站不住脚。认为铁路可以“通国家之有无，济生人之日用”，对于国家的重要性不言而喻〔12〕。因此，王之春回国后在其所上奏折中提出了八条应该立即着手进行的事情，其中第一条就是铁路。他阐明了铁路的价值，指出了铁路的功用，并且提出建造三条线路的计划：由瓜州到天津以代替漕运，由汉口经襄樊、陕甘到四川，由上海经浙江到广东，以便货物流通、捍卫边疆。他甚至提出：“若十年之内不著成效，臣之身家愿职其咎。”〔13〕由此，可以看出此次出使加深了王之春对于新事物的信心。
通过这次出使，王之春加深了对于西方的认识与了解，如对于教育与富强之间的关系，他看到了“欧西各国教民之法莫盛于今日。凡男女八岁以上不入学堂者罪其父母，男固各学其学，女亦无所不学，即聋瞽跛哑者流亦各有学院，设塾师，择其可为者以教之。其贫穷无力及幼孤无父母者皆令收付义塾，在乡则有乡塾，至于一郡一县及国都之内，学塾林立，有大有中有小。自初学以至成材及能研究精详者，莫不有一定程限……近数十年学校以德为尤著，其兵多出学校，所以战胜攻取，而诸大国亦争先竞爽。推之于士农工商，何独不然，推究大局兴衰，观其所以致此之由，而知勃兴之本原不在彼而在此也”〔14〕。当看到“欧洲妇人无一不识字就学者，无事不与男子同，即战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