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由，而知勃兴之本原不在彼而在此也”〔14〕。当看到“欧洲妇人无一不识字就学者，无事不与男子同，即战阵亦用之，是其人数虽寡，实则一人有一人之用”，而“中国妇女惟秘置室中，是以人数虽多，已废弃其半于无用之地，宜其积弱而不克自富强”，王之春认为“今日中国万不能似欧洲之薄无检束，然建设女塾，使之各习艺能，自未尝不可仿而行之”〔15〕。
王之春赞扬欧洲各国在学堂、商政、监狱、街道方面无不法良意美，但是对其道德、风俗、法律等方面并不赞同，甚至是深恶痛绝。他是信奉传统儒家经典的读书人，往往拿了其中的一些观念、道德标准来观察和考量异域之政情民俗。如看到俄罗斯“官多由世及”，而“其读各国书者，颇自负才能而名位反居其下，多有私意不平者”，他认为对此应该运用儒家的思想来加以教化，让在下位者“读论孟五经，使知纲常之理”，这样“在下者自不敢侵凌其上矣”〔16〕。当看到议院可以“刑赏与共，而无上下雍阏之虞”时，王之春是赞赏的，一旦由此而导致“权魁巨憨要结蓄谋，迫令其君去位”的局面时，王之春认为是“君臣之义未知讲求者也”。当看到“子女年满二十即所谓宜有自主之权，可婚嫁不请命于父母。子既娶妇与父母别居异财，甚或不相闻问，其稍知亲爱者，夫妇于礼拜日食翁姑一餐即去”，认为是“以骨肉至亲而推远之若途人，宗彝传食，羔羊跪乳，是曾禽兽之不若”。当看到“子殴父坐狱三月，父殴子亦坐狱三月”的法律规定时，他认为是被墨子爱无差等一说所误，这简直是颠倒错乱。当看到“西俗贵女贱男，道遇妇女必让其先行，宴会诸礼皆女先于男，妇有外遇虽公侯夫人或弃本夫而再醮，夫有外遇其妻可鸣官究治，正与中国扶阳抑阴之义相反。女子袒肩露臂或竟徒跣，男子除面与两手外，必掩藏甚密，女子未嫁每多男友，生子不以为嫌，国中斗榖于兔之流几于四分居一，所以女多终身不嫁，免受拘束”的情况时，王之春认为是夫妇之伦失正。对于以上种种违背中国三纲大义之民俗、法规，他深不以为然，认为无疑是无君无父无夫的局面，真是“是可忍，孰不可忍”。对此，王之春希望“吾道西行”，以孔孟之道挽回此种恶风颓俗〔17〕。
王之春认为基督教同中国的佛教、道教一样是愚民之举，其理论不足采信。他说：“耶稣生时，考其行事不过一医生耳，其守摩西礼拜亦七日来复之义，其持十字架以治疾亦周礼以午横互之义，意其立说当与墨子相似。至所云天堂地狱当是教王假饰其说以欺哄西人使畏敬而广为布施也。”〔18〕不仅如此，王之春还认为基督教虚靡钱财，到俄罗斯大教堂游览时，了解到其始建于嘉庆中叶至咸丰六年才落成，花费达二千万卢布，认为这是“虚靡金碧，罔计生民膏血”〔19〕。对于西方崇信基督教一事，他认为是西人对“生死之关未能了悟”，“于阴阳升降之理、造化消息之机、神质离合之故，茫乎未之有知”，是“务征实而不求诸精深”而造成的，而儒教经典可以使得西人脱离宗教之桎梏，由此还可以减少教案的发生〔20〕。
此次出使并非王之春初次走出国门，但置身于异国他乡，面对另一种文明的时候仍不免时时有新奇之感，看到某些现象时，他往往想当然地加以揣测、臆度，不免由此而生出较大之误解，如在皇家大戏院观看芭蕾舞鸿池时（即举世闻名的《天鹅湖》），了解到戏院内设有沙皇的座位，且沙皇不时与妃嫔前来观剧，认为此是“与民同乐之意”〔21〕。正是“礼失而求诸野”，仿佛在现实的异域亲眼见到了在孟子书中读到的情景。到皇家戏院看法人与阿非利加州争战事之戏剧，又认为俄人“盖虽戏出，犹不忘武备”。以上之理解皆去事实甚远，不免是拿了作者自己的理想加于他人身上而已，但却可以由此看出其的真实思想〔22〕。
对于西方的科技发明，王之春并不完全排斥，而是以中国各种学说加以推测、附会，尤其是从诸子中找寻千丝万缕之依据。对于西方之礼俗，王之春并不详其政令风俗之源，而持中国传统观念加以批判，认为中国之政治思想、道德观念远优于西方。在他看来，对于西方的先进科技自然急需学习和引进，但是儒家的纲常伦理却可以矫正西方的君臣之义、父子之情、夫妇之伦，儒家罕言怪力乱神、不盲目崇信外部未知世界的思想可以破除西方的宗教崇拜。总的说来，王之春的思想核心仍是西学东源、中体西用。然而，十六七世纪的欧洲对中国的认识何尝不是一样充满了想像，其实很多时候不过是在他者身上找寻自己心中的理想而已。也许这是两种不同文化最初相遇时的通例，又岂独王之春哉！
经过将近七个月的旅行之后，王之春于光绪二十一年闰五月十四日到达上海。次日，即忍痛（其手臂在西贡被枪击伤）草拟奏折。通过出使，王之春对于西方的工商、制造、武备、教育有了更清晰的认识，认为这些方面是西方的先进之处，中国为求富强，必须加以学习。为此，他提出向西方学习、改革内政的八项主张，具体内容是：一、修建铁路；二、选派学生出洋学习军事、制造，招募洋将训练军队；三、变通科举，将天文、光学、化学、电学、重学、机器、格致等方面内容列入考试范围，或者将天文、舆地各学特设一科，与科甲出身者并重，对于武科举，将步箭改为枪炮；四、广设新式学堂；五、开设官银号，发行钞票，以筹集款项；六、加强商务管理，特简大臣专理商务，允许开设工厂，奖励发明；七、振兴矿务，允许外商开矿；八、设立专门的外交机构，派头等公使驻扎英、俄〔23〕。以上建议并非王之春首次提出，但他以亲身体会加以证实，大大增强了说服力，虽当时并未见诸实行，而后来几乎一一实现，可以说此行不虚。
回国之后，王之春曾先后任四川布政使、山西巡抚、安徽巡抚、广西巡抚。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在广西巡抚任内，传闻其主张出让广西铁路及矿产权利，换取法国侵略者的支持以镇压广西农民起义，从而激起了国内的拒法运动。在民众的一片反对声中，王之春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五月被清廷革职，此后寓居上海，因倡议“联俄拒日”于1904年11月19日在上海英租界四马路一枝春番菜馆被爱国志士万福华行刺，事未遂而万福华被捕，黄兴、章士钊等亦被牵连入狱，其后王之春在政治上的影响力就消失了。
王之春是清政府当中少有的文武兼备的时务人才，政务之暇，兼事著述，除以上提到诸书之外，还有《王椒生集》、《王船山公年谱》、《王大中丞椒生奏议》等。他关心时政，明了世界大局，提倡向西方学习是难能可贵的，但即使身为封疆大吏，在清末之政坛亦无从充分施展其才能，又由于其对清政府的忠顺态度，终至随着革命形势的风起云涌而成为过时之人物。
注释：
〔1〕〔2〕〔5〕〔6〕〔7〕〔8〕〔9〕〔11〕〔12〕〔13〕〔14〕〔15〕〔16〕〔17〕〔18〕〔19〕〔20〕〔21〕〔22〕〔23〕王之春：《使俄草》，见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7辑，第67种，文海出版社，第329、8～9、23～24、29～36、328～329、257～258、694、197～198、332、682、315～316、289～290、252、320～322、307、235、307～308、201～202、216、675～703页。
〔3〕该书因版本、内容不同，又有《国朝柔远记》、《国朝通商始末记》、《中外通商始末记》、《各国通商始末记》、《通商始末记》等名称。
〔4〕《清实录·德宗景皇帝实录》第56册，中华书局，第938、964页。
〔10〕王之春：《谈瀛录》第一卷，光绪六年刻本，第10b～11a页。
书生琴剑怅飘零 ——王韬和他的时代
书生琴剑怅飘零
——王韬和他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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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2年4月，围剿太平军获胜的清军在江苏缴获了一封署名“黄畹”的上太平军将领刘肇均秉帖。这封作于该年2月2日的信显然出自一位有见识的文人之手，对太平军在业已攻占了南京和苏州后的战略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建议，其焦点是劝阻太平军进攻上海。信中认为，进攻上海必然招致西方国家干预，而英法等国事实上只对贸易感兴趣，无意卷入中国的内乱，因此应该首先对西方国家的势力持和平态度，避免与之冲突，“缓以困之”。信的作者进一步建议说，眼下应集中力量对付已于1861年攻陷安庆的曾国藩湘军，争取夺取镇江，光复安庆，控制长江流域，与清政府形成“划江之势”。这封信的作者声称自己“急于报效”。尽管信是准备最终上呈李秀成的，但太平军实际并未按此信的意见行事，而是从1860年开始就在李秀成的率领下攻击上海，并在1862年发动第二轮攻击，但最终受挫。“黄畹”的建议确是有见地的。
缴获此信的清军从笔迹、名字——沪语黄、王无分——等推断，信的作者是当时上海的一位江苏籍文人，曾在英国传教士开办的墨海书馆里任中文编辑，现避居乡里的王韬（1823～1897）并开始通缉他。王韬闻讯后即于1862年5月返回上海，受到英国传教士麦都思（W。H。
Medhurst），慕维廉（William Muirhead）、艾约瑟（Joseph Edkins）等人保护，并于同年10月赴香港。此后，王韬协助另一名传教士理雅各（James
Legge）翻译中国“四书五经”，并于1867年应邀以文化名流的身份访问欧洲，逗留两年多，并以中文在牛津大学演说，成为中国最早直接了解西方世界的人之一，他的旅欧经历比之郭嵩焘早了七年。1874年，王韬与人在香港创办的《循环日报》，成为中国新闻史上最早由中国人创办的中文报纸之一——1872年创办于上海的《申报》，也是美国商人创刊，而由中国编辑执掌编务，而《申报》老板美查（Earnest
Major）甚至专门派遣第三任主笔钱昕伯到香港向王韬学习办报。王韬在《循环日报》上撰写的大量政论文章，成为晚清倡导西学、呼吁改革乃至革命的先声。
王韬的主要思想文化成就，是在流亡香港后取得的，但他流亡以前在上海的生活似乎更有趣味，对他的一生也至为重要。1848年，王韬乡试落第后从苏州甫里镇来到上海看望父亲，并定居下来。第二年秋天，他应结识的英国传教士麦都思之邀进入“墨海书馆”任职中文编辑直到1861年回乡。
王韬对开埠初年的上海景况的描述，今天已成为研究上海城市史的一段经典：“一入黄歇浦中，气象顿异。从舟中遥望之，烟水苍茫，帆樯历乱，浦滨一带，率皆西人舍宇，楼阁峥嵘，缥缈云外……此中有人，呼之欲出；然几如海外三神山，可望而不可即也。”〔1〕
据日记看来，王韬的上海生活，很大程度上是中国古时文人雅士的模式。他和当时的文化名人包括数学家李善兰等人都有交游，他们聚会的形式通常是游园、作诗联句、猜灯谜、作对联、饮酒品茗、访艳青楼。1858年11月内，王韬和朋友就两次光顾青楼，在访问南京时，他又与秦淮河的青楼女子谈《石头记》。同时，因为上海的开埠，西学的传播，王韬等人的眼界和知识结构与前代人相比都发生了变化。在王韬读的书中，不仅有《红楼梦补》、《水浒》、《易经》，也读报纸，读《圣经》、《数学启蒙》和传教士伟烈亚力（Alexander
Wylie）翻译的《几何原本》，对新知识，他的内心是完全开放的。他了解了西洋种牛痘的方法，并在1859年西历元旦的当天去向友人贺岁。正是这种处于中西之间的特殊状态，使得王韬的内心在本能地进行中西对比的同时不乏矛盾之处。他在日记中承认，西人于“学有实际……察地理，辩动植，治水利，讲医学”，并愿意把来自西方的有识之士尊为“西儒”，但同时，他又认为西人工于心计，说“西人隆准深目，思深而虑远，其性外刚狠而内阴鸷。待我华民甚薄，佣其家者，驾驭如犬马，奔走疲困，毫不加以痛惜”。
中国的对外交往情况，在王韬看来并不乐观，首先是懂得外文的人极少，在懂得外文充当翻译即当时所谓的“通事”的人中，又多是一些类似无赖的人，“于其政事得失，制度沿革，毫不关心”。中外隔阂的结果是，通商十余年来，中国仍然不清楚西方的情况，不能拿出有效的对策来应对西方的多方面渗透和挑战。在王韬发出上述感叹两年后的1861年，清廷才终于在北京成立了一个级别并不高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及附设的培养翻译外事人才的同文馆。乡试落第的王韬，在初步的中西对比后，将批评的矛头对准了科举制度，指出其“诗赋则只尚浮华而全无实用，明经则专事记诵而文义不通”。
胡适在评述中国新文学的时候，提到王韬在帮助传教士译书上是一个“重要的先锋”
，但直称其为“太平天国的文人王韬”〔2〕。王韬与太平天国的关系，一直是后世学人讨论的一个重点。专研太平天国史的历史学家罗尔纲也断定“黄畹”就是王韬，美国历史学家柯文（Paul
Cohen）的《传统和现代之间——王韬与晚清革命》一书也采此说。1861年，王韬曾与一批外国传教士去南京游玩，其间的确结识过一批太平天国官员。但据此把王韬算作太平天国幕僚，又似乎显得有点牵强——假如他真是一名幕僚，又何必用假名上书呢。而胡绳则把王韬既上书太平天国又上书曾国藩，指为“投机分子”
的行为，也未见得公平〔3〕。
王韬日记中，多次出现对太平军活动的描述，其厌恶和反感显而易见。他对太平军的称呼，非贼即寇，其间多次历数太平军“淫掠屠戮”的“亘古未闻”的罪行。他描述说：“凡小孩自二岁以上者悉歼之，壮者多裹胁而去，港中尸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