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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郭嵩焘出使时候，他推选了自己的广东老相识刘锡鸿充当使英副使。据说刘曾受命于李鸿藻，随时准备检举揭发郭嵩焘，出京时候刘什么都没带，就带齐了准备参奏郭嵩焘的空白褶子。等到何金寿参奏郭嵩焘，《使西纪程》被毁版后，刘锡鸿立即上书攻讦郭嵩焘，历数郭之罪状为：“游炮台披洋人衣”，“即令冻死，亦不当披”；“崇效洋人，用伞不用扇”；“效洋人尚右”；“违悖程朱”；“令妇女学洋语、听戏”；“向巴西国王起立致敬”；“听音乐会频频翻看节目单”。
这里面绝大部分指责在今天看来都是无稽之谈，但在当时却颇得“京师议论”响应，“枢府”之外，还有朝廷，还有最高统治者慈禧太后。终于在朝廷的严旨训诫下，出使甫及两年的郭嵩焘不得不自英法公使任上奏请销差，回国后立即称病乞休，连正常的回京述职也没有进行，就被诏允还乡。
这时候的郭嵩焘，所被骂名更甚于出使之前。回到家乡之时，不独当地官员对他十分轻慢冷遇，连士绅百姓也对他表达了各种形式的鄙视。当他抵达长沙时，有人“以轮船不宜至省河，属书阻之”，“士绅至于直标贱名及督抚之名，指以为沟通洋人，张之通衢”。
郭嵩焘乞休归里之后，仍没有放弃对于国事洋务的臧否，但大多被目以“书生论政”，他的满腔热情换来的不过是再多一些的打击与冷遇。与其说郭嵩焘“痴顽一船，无计收帆”式的孤独郁闷是他个人的无奈，倒不如说这是所有先知先觉者的宿命。
1891年7月18日，郭嵩焘病卒。当时由王先谦等具奏，李鸿章代奏，对于他为人治学方面的优长颇做铺陈，但终不能获准立传赐谥。身后寂寞，令人唏嘘。
在他死后九年，义和团运动酣畅之时，还有京官主张对郭嵩焘行戮尸以谢天下。
五
郭嵩焘的悲剧人生，其本质是时代悲剧在他个人身上的折射，是中国走向世界过程中的挫折。
晚清中国，老大中华遭遇“五千年未有之变局”，西方列强的武力入侵行径无异于打家劫舍的强盗，但另一方面，他们却又是我们富强与先进的引路人。如何看待这个一身二任的强盗老师，就是我们能否解读与学习西方文明的关键所在。在中国累朝积代的夷夏之辩的强力灌输之下，以西方为夷狄之邦、犬羊之性的观点已远不是流俗那么简单，而成为一种全民语言，成为“套话”（stereotype）。
在当时的人们语言文字之中，充斥着对于西方文明诸如“犬羊之性，贪得无厌，反复无常，见利则趋，见害则避；唯利是图，惟威是惧，用意殊险，为计弥毒”式的描述，根本就是“夷狄其邦，禽兽其人”的诅咒，完全谈不上对于西方文明进行正确认识的可能。这种对于西方形象的妖魔化，除了有利于维护当时中国人世界观念秩序的安全外，当然也有利于维护建立在“夷夏大防”基础上的大清帝国统治的合法性。
在当时的广东，广州姑娘的穿戴衣着相当欧化，风气所渐，连天津也每见西式带兜服装。在郭嵩焘出洋之前，中国就已经屡见卷发隆胸者。对于这种器物上的仿效，在上层士大夫阶层仍属罕见，林则徐到澳门巡视，深感“夷服太觉不类”，“婚配由男女自择，不避同姓，真夷俗也”〔7〕。但平民阶层这种对于夷狄的媚艳，并不曾影响到上层知识分子高高端起鄙夷仇夷的文化姿态。曾经行走于天津海防与抚粤大吏的郭嵩焘却以一个地道的上层知识分子身份，出使西方，形成了当时对于西方文明最真切的认识。
郭嵩焘对于西方文明的认识应该说是远远超越了同时代所有人，其始以经世派的“后劲”示人，再成为洋务派的“中坚”，最后成为他自己也不知道，康、梁也不曾承认的维新派“先驱”，特立独行，与时俱进。虽与世不容，但他就如同中国近现代史的一个缩微影像，将中国近现代化进程中，由器物而制度而心性的艰辛历程汇集一身，以自身的悲凉处境照亮了那个集体蒙昧的时代，使得当时看起来似乎已经陷入无尽暗夜的中国传统文化还是露出了一丝希望的光芒。
注释：
〔1〕郭嵩焘：《郭嵩焘诗文集》，岳麓书社1984年版，第576页。
〔2〕《四国新档·英国档》（下），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66年版，第854页。
〔3〕〔4〕〔5〕〔6〕《郭嵩焘日记》（三），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47、548、124、439页。
〔7〕《林则徐集·日记》，中华书局，第351页。
有为者亦若是 ——读曾纪泽《使西日记》
有为者亦若是
——读曾纪泽《使西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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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纪泽，字劼刚，湖南湘乡人，曾国藩长子，出生于1839年，即鸦片战争前一年；1890年去世，距离甲午中日战争四年。他是处于内忧外患大变局时代少有的开局先锋之一，杰出的外交家，也是当时秉承“经世致用”新思维的知识分子。
曾国藩以其道德文章治兵方略，加上唐浩明的小说精彩，其名头家喻户晓，可知道曾纪泽的人就少多了。曾国藩镇压了“太平天国”，是对内对同胞的胜利，而曾国藩调教出来的才华横溢的儿子，真正的“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了，是对外的胜利，比如出色的对俄交涉〔1〕。如果没有曾纪泽当年成功地对俄交涉，今日中国版图的雄鸡尾部，大片的国土就会失去，且将新疆南北分割，不管是战略上还是资源上，对中国都极为不利。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更应该纪念曾纪泽，而不是他父亲曾国藩。
公历1878年11月22日（光绪四年十月二十八日），曾纪泽乘法国“阿马松”号邮船离开上海，远赴欧陆，出使英法。曾纪泽使西时中国面临的国际背景是：俄国强占了伊犁，法国攻入了河内，日本割去了琉球，英国吞并了缅甸；帝国主义派驻中国的使臣威妥玛等，公然在呈递给清政府的文字中叫嚣：“将来中华天下，不免分属各邦”，“不在各国有无侵占之心，而在各处有易侵占之势”。中国被瓜分的危机迫在眉睫。
在国内，“清议”之流诋毁西学和洋务。中国向来以天朝大国自居，视他者为夷狄蛮邦，可是一败再败于西方列强，天朝心态不免大受冲击；物议派为代表的士大夫觉得列强还是蛮邦，不过一时“奇技淫巧”武器上占上风，承认天朝落后于夷狄，心理上却承受不了。因此，对洋务人士诋毁甚烈，如对郭嵩焘，就是显例。后来，郭嵩焘的使西游记把西洋的文明说成两千年，不同于从前的夷狄，显示了他的非凡见识，却在京城上下却掀起轩然大波，激起“满朝士大夫的公愤”，《使西纪程》被毁版。之后不到一年，郭嵩焘即从任上被撤回，从此未再启用。郭死后多年，还有人上书，“请戮郭嵩焘、丁日昌之尸以谢天下”。以此可见一斑。但清流也分三等境界：
上焉者，硁硁自守之士。除高头讲章外，不知人世更有何书。井田学校必欲遵行，秦汉以来遂无政事。此泥古者流，其识不足，其心无他，上也。中焉者，好名之士。……或陈一说，或奏一疏，聊以自附于腐儒之科，博持正之声而已，次也。下焉者，视洋务为终南捷径，钻营不得，则从而诋毁之。以娼嫉之心，发为刻毒之词。此其下矣。
以上这段话就是引自曾纪泽答复好友杨商农的信。杨商农“来函谆谆恳恳，以清议为言”，“不甚以洋务为然，规余（曾纪泽）与松生不应讲求西学”。而这些清议之流都认识不到的，而为曾纪泽指出来的真实状况是，“中西通商互市，交际旁午，开千古未曾有之局，盖天运使然”。“天运”也就是时代的潮流，形势如此，“中国不能闭门而不纳，束手而不问，亦已明矣”。曾纪泽告诉他们，空谈高论于事无补。“穷乡僻左，蒸汽之轮楫不经于见闻，抵掌拊髀，放言高论，人人能之。登庙廊之上，膺事会之乘，盖有不能以空谈了事者，吾党考求事理，贵能易地而思之也”。从来都有明理之人、办事之人以及庸俗愚蠢搅局之人。曾纪泽既是明理之人，亦是办事之人，因此就要和庸俗愚蠢的搅局者斗争。
在这种内忧外患情况下，办洋务就尤为困难了。曾纪泽在出国前两宫召见对话中表达了他对办洋务的远见卓识。曾纪泽认为“办洋务难处，在外国人不讲理，中国人不明事势。中国臣民常恨洋人，不消说了。但须徐图自强，乃能为济；断非毁一教堂杀一洋人，便算报仇雪耻”。慈禧对曾纪泽说：“这些人明白这理的少。你替国家办这等事，将来这些人必有骂你的时候，你却要任劳任怨。”曾纪泽对曰：“臣从前读书到‘事君能致其身’一语，以为人臣忠则尽命，是到了极处。观近来时势，见得中外交涉事件，有时须看得性命尚在第二层，竟须拼得将声名看得不要紧，方能替国家保全大局。”
两宫召见之后，曾纪泽去接被朝廷上下讥讽辱骂从而罢了官的郭嵩焘的缺，可以想象是什么样的压力。面对时局，曾纪泽认识到必须做到“办事之人不怕骂”。他不仅要做到“不怕骂”，还要不辱使命。郭嵩焘为国人士大夫所骂，而郭的杰出外交作为却为西方人士所赞赏，所以曾纪泽对内要顶得住，对外还要拿得出手，至少不能表现得比郭嵩焘差，辱没父亲曾国藩。曾纪泽在日记中表达了自己出使前的心情：
奉旨以来于此二者（道路遥远和风涛凶险）尚不甚措意。所惧者，事任艰巨，非菲材之所堪称。现任名望，海外闻知，偶有失误，上累前徽。郭筠仙长在欧洲甚得西人敬重，承乏其后，深恐相形见绌。夙夜兢兢，实在于此。
曾国藩晚年就是栽在天津教案处理的外交上的。曾纪泽深知外交事务其中的艰难，能够忍辱负重，要何等勇气和胸怀！后来的实践证明，曾纪泽不仅没有辱没先人盛名，而且由于其卓越的表现，弥补了曾国藩在天津教案中所受的委屈，难怪左宗棠说他“孝不违亲”。
为了不被骂成“卖国贼”，当时多少英才不敢作为。连恭亲王、李鸿章这样的人物都束手束脚，畏首畏尾。在郭嵩焘的日记里有这样一则，他“与威妥玛论两宫、恭王及李鸿章”，威妥玛谓中国无意求进步。郭对曰：“……恭王能谙悉一切情形，不敢任耳。”威问何故，郭曰：“直苦人言尨杂，不敢任耳。”威曰：“亦知之。动辄怕说是汉奸。合淝伯相亦是半明半昧”郭曰：“合淝尽透彻。”威言：“吾与办事甚多，纯是一种猜疑。”郭说：“合淝直是不能主持，无从直切定议。但使恭王肯任事，外得合淝助之，天下事尽可为。中国地利、人才原自不乏，勿轻视也。”威曰：“我持论亦如此。政府无人便无如何。”郭亦不能置对也〔2〕。中国有人才，政府又无人才，真是一对矛盾，而后来恭亲王和李鸿章还是没有逃脱卖国贼的骂名！
在中国开始办现代外交的草创期，奠定制度基础是很重要的。作为开局先锋的曾纪泽凡事从长远打算，从以下两件事情可见一斑。一是驻外国买房还是赁房的小事。慈禧问：“你去住房如何定局？”曾纪泽答：“郭嵩焘早经赁定房屋，臣去悉当照旧。近与总理衙门王大臣商量，将来经费充足时，宜于各国各买房屋一所作为使馆。外国公使在中国，其房屋皆系自买自造。中国使臣赁房居住，殊非长局；且赁价甚贵，久后亦不合算。”二是学习语言文字与做外交官的关系的处理也是从制度建设上着眼。慈禧问：“你既能通语言文字，自然便当多了。可不依仗通事、翻译了。”曾纪泽答：“臣虽能通识，总不熟练，仍须依仗翻译。且朝廷遣使外洋，将成常局。士大夫读书出力后再学洋文洋语，有性相近性不相近、口齿易转口齿难转之别。若遣使必通洋文洋语，则日后择才更难。且通洋文洋语洋学，与办洋务系截然两事。办洋务以熟于条约熟于公事为要，不必侵占翻译之职。臣将来于外国人谈议公事之际，即使语言已懂，亦候翻译传述。一则朝廷体制应该如此；一则翻译传述之间，亦可借以停顿时候，想算应答之语言。英国公使威妥玛，能通中华语言文字，其谈论公事之时必用翻译官传话，即是此意。”
在这段对话里，使用翻译又反映出曾纪泽考虑的是朝廷体制，是“常局”。语言文字能力和办外交办洋务确实是两种才干，“术业有专攻”，后来纪泽与沙俄谈判，他并不通俄语，而获得了大成功，即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虽然曾纪泽说翻译之不可少，但同样强调学习外语的重要，自己听懂了，可以在翻译传述的时候想应对之策，他自己就是身体力行学习外语的，不仅英语，还有法语。
面对天朝的崩溃中华文化的先进和落后，曾纪泽试图找到中国文明和文化自信的地方，以求获得自信和勇气，才能在外交上有底气。比如这样一则日记：“二十三日夜，与松生一谈。松生言，西人政教多与周礼相合，意者，老子为周柱下史，其后西到流沙，而有周之典章法度随简册而俱西，但苦无确证耳。其说甚新而可喜。余谓欧罗巴洲，昔时皆为野人；其有文学政术，大抵皆从亚细亚洲逐渐西来，是以风俗人物与吾华上古之世相近……或者谓，火轮舟车、奇巧机械，为亘古所无。不知机器之巧者，视财货之赢绌以为盛衰……观今日之泰西，可以知上古之中华；观今日之中华，亦可以知后世之泰西，必有废巧务拙、废精务朴之一日……”从这里看，曾纪泽认为中华文明仍然是先进的，西方文明依然是落后的，而且西方学习的是上古时代的中国。
曾纪泽还将西方近代科学技艺的发展溯源于《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