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文明依然是落后的，而且西方学习的是上古时代的中国。
曾纪泽还将西方近代科学技艺的发展溯源于《易经》。“西人不信五行而言水、火、气、土，以为创论。不知《易》以乾坤坎离为四正，即水、火、气、土也。……即大地全体，中心皆火，大力相摄，斡旋不息，故得自转以成昼夜，绕日以成岁之说也。……震、既济皆言‘七日得’；则礼拜之数，亦圣人所前知。西人纪数号码，九与六颠倒相背；《易》则九为老阳，六为老阴，凡爻之阴阳皆为九六别之。……则火轮汽机以制舟车，以勤远略，圣人亦于数千年前见之矣。……即以西学而论，种种精巧，亦不能出其范围，安得谓之无关学问哉！”这种将西学比附中学的说法，也不是曾纪泽独创，颇能代表当时一些人的想法。今天看来，这类比附实在牵强。关于中西文化的优劣与落后和先进问题，见仁见智，我们不能苛求前人，但这种比附确实可以为曾纪泽找回一点文化上的自信和自尊。
尽管有这种不当的比附，曾纪泽还是以扎实的西学为起点和基础，走的是从西学到洋务的路子。平心而论，曾纪泽学习西学的机会与他是曾国藩的儿子也有关系。曾国藩的幕府人才荟萃，有西洋经验和西学背景的人才如华蘅芳、徐寿、薛福成、容闳等，并接触西人如马格里、戈登等，交往颇密，成为朋友，同时对西方传入中国的器械新玩都有见识的优势。比如，1871年，在其父两江总督府邸中，他可以见到寒暑表、自鸣钟、千里镜、天文灯、照相机、显微镜、洋书、手枪等等西洋器械设备。因此，曾纪泽写出来的《〈几何原本〉序》、《〈文法举隅〉序》和《〈西学述略〉序》，都有着对西学的真知灼见。在《〈几何原本〉序》里，他说：“观其象而通其理，然后立法以求其数。《几何原本》不言法而言理，括一切有形而概之曰：点、线、面、体。……譬诸闭门造车，出门而合辙也，奚敝敝然逐物而求之哉？”但是，这种物质环境条件只是提供了可能，并不是充分条件。那么，另一个重要的成功因素是，曾纪泽没有执著于科举，而是实事求是地学真学问，这是非常难得的见识和罕见的选择。在当时士大夫看来，科举才是正途。曾国藩洞察到了科举的弊端，一直不赞成曾纪泽早学八股时艺，而曾纪泽在科场上也实在运气不佳，两次应试，皆告落第，难得的是他绝意企求科举，转而专注于经世致用的学问，还自学了外语。
因此，曾纪泽熟悉了现代科学包括物理、化学、天文等等，更容易了解西方工业社会的发达之物质基础；熟悉了西方的法规制度和国际关系规则，更容易了解西方社会的运作，从而采取应对措施。没有西学做基础的洋务是肤浅的，曾氏重视了解西方，从日记中长篇大论录写下马建忠的上书，即是一个好例子。在现存的日记中，这种长篇幅日记确实很少。
现在来看看曾纪泽的杰作：对俄谈判。无论曾纪泽如何博学多才，而且出使英法，如果没有新疆一场惊天动地的叛乱发生，都不会有我们的杰出外交家曾纪泽。曾纪泽在对俄谈判中的杰出表现，证明了一个真理：弱国同样有外交。
沙俄借口阿古柏叛乱影响了俄国边界的安全，为中国“代收”了伊犁九城及附近地区，视新疆为其囊中之物。由此，在清廷引发了一场“海防”和“塞防”的争论。当时以北洋大臣李鸿章为首的海防派认为，国家积弱，势必不能两面作战，即使侥幸收复新疆，也是“千里空旷无用之地”，成为国家鸡肋，食之无味，不如许其“自为部落”，成为朝鲜越南模式的藩属国，“略奉正朔可矣”。以左宗棠为首的塞防派却相反，主张武力收复。我们经常佩服左宗棠，就是因为收复新疆的伟业，但是很少谈到另一位收复新疆的关键人物：曾纪泽。
当时对俄谈判最佳人选就是曾纪泽，但是，清廷还是以他历练不足为借口用了满人权贵“尚能办事”的户部右侍郎署盛京将军崇厚（地山）为驻俄使臣。此公无勇无识，又怕吃苦，不到新疆实地勘察了解情况。在沙俄的威胁下，在清廷不知情的情况下，崇厚于光绪五年（1879年）12月2日擅自与沙俄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里瓦几亚条约》，除割去霍尔果斯河以西和特克里斯河流域大片富饶的领土外，还赔款五百万卢布。伊犁名义上归还中国，实际上却是“已成弹丸孤注，控守弥难”的残破空城了。据说，当时是因为崇厚家里出了点事情，造成急欲早日归国的私念，为沙俄所利用。崇厚路经巴黎返国，曾纪泽问到对俄交涉，崇厚回答是：“事已了结，十分周妥！”这一不平等条约激起朝廷上下的愤怒，不但没有批准，而是要“重谈”。经多方努力，俄国又被迫同意再次坐到谈判桌前。在这种“反悔”前约、天下汹汹的情况下，曾纪泽被推上了历史的大舞台，虎口夺肉，无疑是一个荆棘场，充满凶险的战场，这次真是“仓卒珠盘玉敦间，待凭口舌巩河山”。沙俄代表在谈判中傲慢蛮横，语言放肆，曾纪泽不卑不亢，据理力争。谈判伊始，沙俄代表坚持不让步，“吉尔斯面冷词横，始言约不可改，继言各国订约诚有商改之事，惟未经商改即罪其全权之使，增兵设防，有意寻衅等，诘难良久”。曾纪泽也利用了大国持久战的思想，“中国不愿有打仗之事。倘不幸有此事，中国百姓未必不愿与俄一战。中国人坚忍耐劳，纵使一战未必取胜，然中国地方最大，虽数十年亦能支持，想贵国不能无损”。曾纪泽对俄国内外困境和国际局势熟谙于心，加上左宗棠和李鸿章的军队后盾，巧妙运用外交技巧，做到了不战而屈人之兵。让我们用谈判对方的话来看曾纪泽的谈判表现：
“今天与曾会谈以后，我们和毕佐夫一起从邮局给您寄上一信。……我坚信对于这些中国老爷们不能再抱任何幻想。他们十分傲慢，并且熟悉世界政治。我们的示威没有使他们害怕，正如科托尔的示威没有使苏丹害怕一样”（沙俄外交大臣格尔斯给若米尼的信，1880年9月27日）〔3〕。从这里的“熟悉世界政治”可以想见曾纪泽的西学对外交的助益。
在这次谈判中，曾纪泽的一个观点尤为重要，就是争取以金钱换土地，因为钱可以再生，而土地不会再来。作为弱国，有些不能马上定下来的，可以悬而不决，以后还可以谈判，不能悬而不决的就争取最大的利益。曾纪泽以非凡的毅力，“逐日争辩，细意推敲”，于增减之中将此前条约造成的损失降到最小。于是，只由原来的五百万卢布再加四百万卢布赔偿就换回了有“塞外江南”美称的两万多平方公里的领土。新约传回国内，受到战和两派的交口称誉。这么一次成功的外交，在1840年以后的清代外交史上，实在是绝无仅有的事，是爱国主义历史教材中不可少的一笔，可惜这类理性和智慧行为往往被淹没在意识形态简单的话语里。
在办外交上，与李鸿章相比，曾纪泽确实高出一筹。李鸿章办外交的主要目标就是，想在中外现行条约的基础上应付各国，以抑制其在华势力和既获特权的进一步扩张。难怪梁启超曾评价李鸿章：“要而论之，李鸿章有才气而无学识之人也，有阅历而无血性之人也。彼非无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之心，后彼弥缝偷安以待死者也。彼于未死之前，当责任而不辞，然未尝有立百年大计以遗后人之志。谚所谓做一日和尚撞一日钟。”〔4〕李鸿章的外交政策是消极的，被动的，并无长远积极目标，以致于逐渐被挤出和欧美列强并驾齐驱的国际地位。而曾纪泽学识兼备，则能不畏惧各国船炮的威力，能充分运用国际间的时势矛盾和外交技巧，以增强中国在谈判中的地位，而且能高瞻远瞩提出撤废不平等条约和加强中国与藩属间的宗属关系等具体外交目标，他显然抓住了中外关系中最具有关键性的实质问题。比如关于修约一事，他在日记中说：“清臣又言，‘修约之事，宜由中国发端。明告西洋各国云，某年之约，有不便于吾民者，现定于某年某月约期届满之时截止，不复遵行。则各国必求颁一新约，易就范围。西洋诸小国，以此术更换英法之约者屡矣’。……此说赫德亦曾言之，盖系西洋通例。如此，虽蕞尔小邦欲向大国改约，大国均须依从，断无恃强要挟久占便利之理。盖壤地之借属，如香港九龙司之类，则系长约不变。其余通商章程，于时迁变，尽可商酌更改以求两益，并非一定不易者。主人寻客，名正言顺，无所庸其顾忌也。”在另一则日记中这样记载：“余谓改约之事，宜从弱小之国办起。年年有修约之国，即年年有更正之条。至英德法俄美诸大国修约之年，彼亦迫于公论，不能夺我自主之权利。则中国收复权利，而不着痕迹矣。”
曾纪泽接任郭嵩焘出使英法大臣时，只有三十九岁，加上延长的时间，才八年驻外时间，这期间，是纪泽事业的辉煌期。奉调回国后，虽然先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并帮办海军事务，嗣后陆续在户、刑、吏等部任侍郎等职，却因为受满人贵族的掣肘，等于是闲职，在琴、棋、书、画中消磨时光。人说曾纪泽是接替李鸿章的最佳人选，可惜他英年早逝，享年才五十一岁，正是甲午海战前四年，正当国家多难的多事之秋，一个开局先锋走了。曾纪泽在英文论文《中国先睡后醒论》里所表达的宏伟目标，也只能留给后来者去实现了。
我们看看几位中外人士对曾纪泽的评论。左宗棠称道他“博通经史，体用兼赅”。“奉命出使，于交涉事件，随事执中，宽而有制，内则成乃父未伸之志，孝则不违亲，外仍慎与国邦交之仪，志殷补兖”。“张之洞虽名重一时，若论兼通方略，似尚未能及曾纪泽”。梁启超则把他推崇为和魏源、郭嵩焘一起同为近代中国早期讲求西学的先驱人物。美国史学家摩斯（Hosea
B。Morse）则赞扬他为中国不流血的外交胜利开创了先例〔5〕。
最后让我们以曾纪泽自己的两句诗作结：
人间谤议南箕口，天上辉光北斗星。
几年旋斡乾坤事，付与时人代计功。
（曾纪泽：《使西日记（外一种）》，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曾纪泽遗集》，岳麓书社1983年版）
注释：
〔1〕〔3〕李恩涵：《曾纪泽的外交》，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专刊》（15）1982年版，第327、329页。
〔2〕钟叔河主编：《郭嵩焘：伦敦与巴黎日记》，岳麓书社1984年版，第484～485页。
〔4〕梁启超：《李鸿章传》，海南出版社2001年版，第171页。
〔5〕Hosea B。Morse；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Chinese
Empire；ol。2；338。
强国护商得民心 ——解读西方富强之本的马建忠
强国护商得民心
——解读西方富强之本的马建忠
？ 刘立松
马建忠（1845～1900），字眉叔，江苏丹徒（今镇江）人，为《文献通考》作者马端临第二十世孙，父亲马岳熊，天主教徒，在家乡行医经商。1853年太平军攻克南京，马建忠随家转徙上海，入天主教背景的徐汇公学，学习希腊文、拉丁文、法文、英文和数学，同时准备科举仕途。1860年，英法联军攻占北京，火烧圆明园。马建忠愤于当朝士大夫蒙此大耻而仍闭目塞听，“绝口不谈海外事”，乃“决然舍其所学，而学所谓洋务者”。
1877年至1879年间，受李鸿章推荐，马建忠以郎中身份随福州船政学堂学生前往欧洲深造，就学于法国政治学院（Ecole
Libre des Sciences Politiques），广泛涉猎国际法、商法、西方政治制度，获得法律学位，同时成为第一个在法国获得语言学学位的东方人。更为可贵的是，马利用在法国三年时间广泛读书交游，深入考察西方政治经济进步根源，指出西方各国之所以富强，“其讲富者以护商会为本，求强者以得民心为要”。此论与当时洋务派局限于练兵、制器及器物改良自不可同日而语，也一洗中国传统知识分子耻于言商的陋习。回国后马建忠入李鸿章幕府，致力于外交与商业，生前最后几年潜心著述《马氏文通》，该书为中国语法学研究的开山之作。
游学以自强
三年法国留学生涯，大大拓展了马建忠的视野。在一封给李鸿章的“读书报告”（1878年）中，马建忠记述道：
四月以来，政治学院功课甚紧，考期伊迩，无暇将日记缮录呈上……五月下旬，乃政治学院考期，对策八条：第一问为万国公法，都凡一千八百页，历来各国交涉，兴兵，疑案存焉。第二问为各类条约，论各国通商、译信、电报、铁路、权量、钱币、佃鱼、监犯及领事、交涉各事。第三问为各国商例，论商会汇票之所以持信……第四问为各国外史，专论公使、外部密札要函……第五问为英美法三国政术治化之异同、上下相维之道，利弊何如……第六问为普、比、瑞、奥四国政术治化……第七问为各国吏治异同……第八问为赋税之科则、国债之多少……此八条者考试对策凡三日。其书策不下二十本，策问之细目盖百余条。忠逐一详对，俱得学师优奖，刊之新报，谓能洞烛微，提纲挈领，非徒钻故纸者可比。此亦西人与我华人交涉日浅，故有一知半解，辄许为奇，则其奇之，正所以轻之也；忠唯有锐意考求，讵敢以一得自矜哉！
这种高强度、涵盖广泛的学业训练，即使对于今天的留洋学子们来说也非易事。马建忠勤于功课，精于思考，这种印象吸引了当地的学界名士，他们纷纷劝其考取学位。马建忠认为“以远来学习，只求其实，不务其名”。法国友人劝道，“名之不扬，则所学不彰。故华人与西人交涉，时时或被欺蒙，非华人之志短才疏也，名不扬而学不彰，则不足以服之也。且办交涉以文词律例为主，讲富强以算学格致为本。盖中国不患不富，而患藏富之不用。将来采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