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罗德尼·金案和洛杉矶暴乱的内幕和隐情极为复杂，法院审判和司法上诉历时长达五年，不但惊动了总统老布什，而且还闹到了联邦最高法院。若想在短期内查清整个事件的来龙去脉，显然是自不量力，自欺欺人。果不其然，克里斯托弗主持的案情调查，雷声大雨点小，历时数月之后，呈交了一份调查报告，提出了若干改革措施，浮皮潦草，浅尝辄止，不痛不痒，草草收场。
1993年克林顿总统执政后，“前朝老臣”克里斯托弗东山再起，官运亨通，出任克林顿政府首任国务卿。克里斯托弗生于1925年，其父曾是富甲一方的银行家。1930年代经济大萧条期间，因银行破产，父亲病逝，家道中落，克氏全家沦为贫民，饱尝底层社会辛酸。身处逆境，克里斯托弗自强自励，勤奋攻读，以优异成绩毕业于斯坦福大学法学院，曾任最高法院大法官道格拉斯（William
O。 Douglas；1939～1975年任职）的法律助理。可能因早年坎坷经历，克里斯托弗对弱势群体和人权问题颇为关注。他在约翰逊总统内阁干过联邦司法部副部长，主持过1968年全美黑人大暴乱之后的调查和善后事宜；在卡特总统内阁干过主管国际人权事务的副国务卿，
故有“国际人权”专家之称。
想当年，毛泽东胸怀全球，放眼世界，对美国的“人权问题”异常关注。1968年4月，因黑人民权领袖马丁·路德·金遇刺，黑人弟兄怒不可遏，扛枪上街，烧杀劫掠，抗击军警，掀起了一场震惊全美、世界侧目的巨大风暴。本来，毛泽东就对金倡导的“非暴力反抗”原则不以为然；现在，金的被暗杀和黑人的抗暴斗争，似乎证明了其暴力革命必要性的观点。兴奋之余，毛泽东发表了《支持美国黑人抗暴斗争的声明》，激情澎湃，气吞山河。他呼吁：“世界各国的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和一切愿意反对美帝国主义的人们，行动起来，给予美国黑人的斗争以强大的声援！全世界人民更紧密地团结起来，向着我们的共同敌人美帝国主义及其帮凶们发动持久的猛烈的进攻！”毛泽东预言：“万恶的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制度是随着奴役和贩卖黑人而兴盛起来的，它也必将随着黑色人种的彻底解放而告终。”〔5〕
世事变幻，沧海桑田。1981年卡特总统执政后，在国际人权领域，美国突然摇身一变，咸鱼翻身，口含天宪，自命不凡，指手画脚，转守为攻。卡特政府对外政策的核心即为“人权外交”，克里斯托弗则是这一政策的忠实执行者。值得注意的是，在当时的国际战略形势下，为了联合中国对抗苏联的全球扩张及其在阿富汗的军事冒险，美国“人权外交”及其“持久的猛烈的进攻”的矛头主要针对苏联和东欧国家，对中国的“人权问题”并未吱声。在卡特总统任内，中美两国正式建立了大使级外交关系。
东欧阵营崩溃和苏联自我解体后，美国外交界和思想库的智囊人物认为，以“人权外交”为核心的“和平演变”战略取得了意想不到的巨大成功。由于中国在美国抗衡苏联方面的战略地位急剧下降，美国迅速把人权外交的矛头转向中国。此外，随着美国成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它急于建立单极霸权体系的战略意图日益膨胀，先后提出“人权高于主权”、“人道主义干涉”和“人权无国界”等干涉主义论调。由此，自1990年代以来，中美人权问题日益突出，并成为影响中美关系和潜在威胁中国国家安全的重要因素。
据华盛顿外交界“透露社”消息，克里斯托弗是最让中国政府头疼的美国高级外交官之一。
在外交问题上，
中国人注重私人交情，喜欢请客吃饭，恭维对手是老朋友，先谈友谊，再扯外交。中国领导人喜欢跟基辛格、布热津斯基这类人物打交道。他们都是名牌大学教授出身，欧洲古典文化底蕴深厚，精通均势外交和地缘政治，不仅擅长从战略利益角度思考问题，而且非常注重人际交往。基辛格喜欢美酒佳肴，宴会上觞箸交错之际，茅台烤鸭入腹之后，立马腾云驾雾，忘乎所以，自我感觉才华盖世，气冲霄汉，纵横捭阖，天下无双，乃是唯一能与天朝大国折冲樽俎、单挑过招的绝代外交奇才。相比之下，克里斯托弗是一个典型的老派律师，精明冷酷，不苟言笑，谨慎低调，处处设防，擅长把对方往最坏之处设想，谈判技巧高超，精于讨价还价，对请客吃饭和私人交情毫无兴趣，令人极为头疼。
1993年5月，克里斯托弗上任之初，克林顿颁布总统行政命令，一口气把给予中国的最惠国贸易待遇附加了七项人权条件，强求中国在一年之内予以改善，从而把中美贸易与人权问题挂钩。从美国内政角度看，政府行政部门绞尽脑汁，煞费苦心，折中妥协，劝说参众两院撤回限制中国最惠国待遇的法案，避免每年为中美贸易大动肝火，大吵大闹，改以总统行政命令的手段应对中美外交，这自然体现出机动灵活，进退自如的行政手腕。但是，这种以人权问题为借口，以经济压力为外交武器，公然向中国施压和干涉中国内政的做法，遭到了中国政府强烈反对。
在中美关系问题上，克林顿执政之初，缺乏经验，草率行事，以克里斯托弗为前锋大将，积极推动“人权外交”，试图迫使中国低头退让，这绝对是选错了时机！1989年，中国一度面临极为严峻的国内外形势，外商撤资，经济紧缩，民心浮动，风云诡谲。可是，自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以来，中国一夜之间已成为全球成长最迅速的经济大国，欧日商家争先恐后地涌入神州大地，美国对华投资已呈落伍之势。中国已具有远比四年前更为强大的综合国力和战略地位，足以抗衡美国制裁的威胁。
可是，以克里斯托弗为首的美国国务院目光短浅，抱残守缺，拒绝另起炉灶，改弦易辙。1994年3月，最惠国待遇决策临近，克里斯托弗亲自出马，飞往北京施压，推行“临门一脚”的“人权外交”攻势。临行前，克里斯托弗向媒体吹风说，在会谈期间，他不会接受任何中国领导人的官方或私人宴请，也根本没兴趣参观长城故宫之类的名胜古迹，以此表明美国政府关注中国人权现状的严肃立场。专机抵达北京机场后，克里斯托弗冷若冰霜，干脆把致词声明中美友谊的老一套外交虚礼也给免了。
据美国媒体报道，克氏此次访华，可能是自基辛格踏破坚冰之旅以来最不和谐的一次中美高级会晤。1991年，中美关系气氛紧张肃杀。在此背景下，老布什政府国务卿贝克访华时，虽然拒绝出席公开宴会，但他至少还接受了中方官员的私下宴请。三年之后，中美关系已大为缓和，可是，身居国务卿之职，克里斯托弗摆出了一副公事公办、绝情寡义的“铁面律师”架势访客，轻侮最讲究人情和脸面的华夏古国。你以为你是谁呀？
这次中美首脑会晤的气氛颇为僵硬。会谈之初，克氏向当时的李鹏总理施加压力，咄咄逼人，不容协商，通告中国必须在人权领域做出一系列具体改善，才能得以延续最惠国贸易待遇。出乎意料的是，李鹏以其之矛攻其之盾，突然反击说：“你的家乡洛杉矶曾发生大暴乱，你当年负责善后调查工作。”“你们美国也有种族歧视和人权问题。罗德尼·金被警察殴打，就是人权问题。所以，请不要跑来跟我们谈什么中国的人权问题。”这个出其不意的反击，使克里斯托弗目瞪口呆，张口结舌。他慌不择言，答非所问：“在美国，对政府政策不满的人可投票，以此表达民众的观点。”〔6〕
次日，在克里斯托弗与钱其琛外长的会谈中，中方的立场稍有松动，表示或许可能满足美方的个别要求〔7〕。美国政府可真是挺有意思，一方面公开指责中国政府专制独裁、以权代法，一方面又明修栈道，暗渡陈仓，私下要求中方以行政权力干预司法裁决。尽管如此，中方的让步与美方开出的价码相距甚远，克里斯托弗对会晤深感不满，弑羽而归。
克里斯托弗返美后，白宫幕僚向克林顿建议，成立一个非官方特别调查委员会，主持调查中国的人权问题，聘请前总统卡特担任主任委员。可是，卡特对此“重任”婉言谢绝。最后关头，美国政府高层争吵不休，一片混乱，全无章法。由于巨大商业利益的需要，人权问题最终被抛到九霄云外。在此背景下，克林顿总统果断决策，决定放弃对中国的经济制裁政策，把人权问题与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的问题彻底脱钩，宣布永久性无条件延长中国的最惠国待遇。这一轮的中美人权外交折冲，以美方虎头蛇尾、“见利忘义”而告终。
回溯往事，把洛杉矶暴乱完全归咎于种族歧视和人权问题，似乎皆有简单化之嫌。当今世界，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人权状况无懈可击，尽善尽美。登高远眺，展望未来，人权固然无法替代主权，但是，维护国家主权的最终目的却是保护人权。不断改善国家的经济和人权状况，让全体公民逐渐享有更多的人权，包括生存权、发展权、知情权、表达权、选举权、政治参与权、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人类社会共同追求的崇高目标。一个民族的人情和脸面，应当体现为国家对平民百姓的善待和礼遇；一个国家的主权和尊严，应当体现为政府对公民人权的尊重和保护！
在名著《自由与繁荣的国度》中，二十世纪著名思想家、美籍奥地利裔经济学大师米瑟斯（Ludwig
Von Mises）精辟地指出：“国家的任务只有一个，这就是保护公民的生命、健康、自由和私有财产，抵御任何对这些公民权利的暴力侵犯。一切超出这一职能范围的政府行为都是罪恶。”〔8〕
注释：
〔1〕（美）孔恩：《有罪推定：罗德尼·金案悲剧》（Stacey
C。 Koon with Robert Deitz； Presumed Guilty： The Tragedy of the Rodney King
Affair；Washington； D。C。 ： Regnery Gateway； 1992）
〔2〕（美）吉布斯：《种族与公正》（Jewelle
Taylor Gibbs； Race and Justice： Rodney King and O。 J。 Simpson in a House
Divided； San Francisco； Jossey Bass Publishers； 1996； pp。46～47。）
〔3〕（美）罗·卡农：《官方疏忽罗德尼·金和暴乱如何改变洛杉矶和市警察局》（Lou
Cannon； Official Negligence： How Rodney King and the Riots Changed Los Angeles
and the LAPD ；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97；p。486）
〔4〕《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判例报告》第314卷，Bridges
v。 California； 314 U。S。 252； 260 （1941）
〔5〕“毛泽东主席支持美国黑人抗暴斗争的声明”，原载1968年4月17日《人民日报》。
〔6〕〔7〕（美）孟捷慕：《转向：奇特的当代中美关系史》（James
Mann； About Face： A History of American's Curious Relationship with China；
From Nixon to Clinton； New York： Alfred A。 Knope； 1999； pp。302？303。）。
〔8〕（美）米瑟斯：《自由与繁荣的国度》（Ludwig Von Mises；
The Free and Prosperous monwealth： An Exposition of the Ideas of
Classical Liberalism； Princeton； N。 J。： D。 Van Nostrand； 1962； p。52。）
漠 上
？ 刘大为 画
门
？
郭建国 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