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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侃的第三大爱好是饮酒。黄侃的弟子和侄儿黄焯曾在回忆文章中说，黄侃“每餐豪饮，半斤为量”。黄侃对酒不挑剔，黄酒、茅台酒、白兰地，他爱喝；糟醴、麦酒、啤酒，他也能将就。喝到“大醉”、“醉甚”、“醉卧”不算稀奇。稀奇的倒是，黄侃居然劝别人喝酒要节制。有一次林公铎“自温州至，下火车时以过醉坠于地，伤胸，状至狼跋”，黄侃认为“似此纵酒，宜讽谏者也”。醉猫劝醉猫，少喝三两杯，此事真令人绝倒。因为杯中之物，黄侃与三任妻子都闹得不可开交。黄侃在别的嗜好方面常生悔意，惟独喝酒，他从不自咎，反而将妻子视为自己的“附疽之痛”，夫妻情分因此坠落谷底。“一手持蟹螯，一手持酒杯，便足了一生”，名士习气，黄侃多有沾染。他辞世前偕友登北极阁、鸡鸣寺，持蟹赏菊，饮巨量之酒，致使胃血管破裂，吐血身亡。这项嗜好最终夺去了他的性命。
黄侃的第四大爱好是喝浓茶。王森然先生在《黄侃先生评传》中作过描述：“其茶极浓，几黑如漆，工作之先，狂饮之，未几又饮之，屡屡饮之，而精气激发，终日不匮矣。”功夫茶也算不了什么，他好饮苦茶，简直就是把苦茶当成了兴奋剂，害处不言自明。
黄侃的第五大爱好是下围棋。黄侃对黑白世界颇为痴迷，在《日记》中多处写下“手谈至夜”，“手谈殊乐”。尤其是在1922年4月8日至5月4日所写的《六祝斋日记》中，不足一月时间，有关下围棋的记录即有十三处之多。下围棋须耗费大量心力，黄侃不肯轻易罢手，经常自晡达晓，通宵彻夜地干。以他的体质，从事此项游戏，除了透支精气神，别无他法。
黄侃的第六大爱好是打麻将。黄侃从不讳言自己既有赌性又有赌运。在1922年1月15日的日记中，黄侃写了一句“日事蒱博而废诵读”。他在打麻将方面颇为自得、颇为自负。其实，牌技也就一般。客观地说，他的赌兴够豪，可以与梁任公（启超）一争高下。
黄侃的第七大爱好是逛风景。黄侃在北京的时候，教学研究之余，最爱与学生一起游山玩水。经常陪同他出游的是孙世扬（字鹰若）、曾缄（字慎言）两位，因此有人戏称孙、曾二人为“黄门侍郎”。孙世扬在《黄先生蓟游遗稿序》中写道：“丁巳（一九一七）戊午（一九一八）间，扬与曾慎言同侍黄先生于北都。先生好游，而颇难其侣，唯扬及慎言无役不与，游踪殆遍郊圻，宴谈常至深夜。先生文思骏发，所至必有题咏，间令和作，亦乐为点窜焉。”
《庄子·大宗师》尝言：“其嗜欲深者，其天机浅。”意思是沉溺于嗜欲之中的人天赋的灵性有限。这倒未必，大文学家、大艺术家、大思想家中嗜赌、好色、贪杯的不算少，他们的灵性却大大超过常人。规律只在于，嗜欲深者必多病，嗜欲深者必短命。黄侃多病而又短命，就全是嗜欲太深惹的祸。其实，他有自知之明，《日记》中即不乏自责之词。他曾发誓要戒烟、戒蟹、戒酒，谢绝宴请，摒弃无益之嗜好，但都是说过就忘，不曾落实。性格的弱点难以克服，拔着自己的头发毕竟无法离开地球。黄侃填写过一阙《西江月》，有全面自诫的意思：“行旅常嫌争席，登临未可题诗。欢场无奈鬓如丝，博局枉耽心事。似此嬉游何益？早宜闭户修持。乱书堆急酒盈卮，醉后空劳客至。”自诫归自诫，嗜欲总能占到上风，黄侃别无自救的良法，就只好多病而且短命了。
新文化运动旗帜初张时期，北大的章门弟子做柏梁体诗分咏校内名人，咏陈独秀的一句是“毁孔子庙罢其祀”，专指他打倒孔家店，甚得要领。咏黄侃的一句是“八部书外皆狗屁”。这八部书是《毛诗》、《左传》、《周礼》、《说文解字》、《广韵》、《史记》、《汉书》和《昭明文选》。这只是个约数，大体上是不错的。除此之外，黄侃还特别喜欢《文心雕龙》、《新唐书》等名著。他以博学著称，治学从不画地为牢。如果我们换个角度去理解，黄侃只重学问和文艺，至于个人私德则悍然不顾，那么这句诗就算是形容得当了。
越堕落越快乐
？ 曾以亮
清朝末年，有两位国学大师与民族革命扯上了千丝万缕的联系，一位是章太炎，另一位是刘师培，一个字枚叔，另一个字申叔。“二叔”的学问在伯仲之间，他们彼此推崇，互相抬举。只不过气性迥异，一个阳刚，另一个阴柔。结局也大不同，一个虽然负气使性，常与革命阵营闹点别扭，但还不至于卖身投敌，印帐碌校硪桓鲈蚯Я魍蜃毕叨槁洌晌搅蛹０甙撸砩削袈恕芭淹健薄ⅰ白吖贰钡某苋璞曛荆朗滥岩韵赐选�
刘师培（1884～1919）出生于江苏仪征一个世代书香的门第，曾祖刘文淇、祖父刘毓崧、伯父刘寿曾、父亲刘贵曾都是清代乾嘉传统的经学家，个个淹通经史，家学渊源甚深。刘师培八岁学《周易》，十二岁时即已将四书五经背诵如流，“为人虽短视口吃，而敏捷过诸父，一目辄十行下，记诵久而弗渝”。刘师培秉赋极高，精勤过人，再加上名师点拨，积以年月，他就不啻克绍箕裘那么简单，必定能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成为名动天下的国学大家。刘师培十七岁进学，十九岁中举，可谓少年得志。1904年，他会试落第，盘桓沪上，受到章太炎的强烈影响，倾向民族革命，著有《中国民约精义》等雄文，抨击专制，倡扬民主。1907年，刘师培前往东瀛，加入中国同盟会，创办《天义报》，宣传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由于看不惯孙中山的所作所为，又与章太炎发生龃龉，遂与革命阵营彻底决裂，投靠两江总督端方，叛卖革命党人。端方入川受戮，他亦遭到羁囚，幸而获释，在成都国学院短期讲学，然后前往山西太原，在阎锡山门下充当帮闲清客。其后，受其荐举，被袁世凯招揽于旗下，成为筹安会“六君子”之一。袁氏建立短命的洪宪王朝，刘师培被策封为上大夫，这番荣华富贵却只是梦幻泡影。1917年，蔡元培聘请刘师培为北京大学国文系教授。1919年1月，刘师培与黄侃、朱希祖、马叙伦、梁漱溟等学者成立“国故月刊社”，以保全国粹为己任。1919年11月20日，刘师培因患肺结核，医药罔效，病逝于北京，年仅三十六岁。其主要著作由南桂馨、钱玄同等生前好友搜集整理，居然有七十四种之多，合称《刘申叔先生遗书》。刘师培若肯将全部心思沉潜于学问，不走江湖，不入官场，不求荣达，自珍自励，积健为雄，他只须与章太炎同寿（六十九岁），成就当在章太炎之上。刘师培魂归道山后，蔡元培撰《刘君申叔事略》，言语间充满了惋惜之情：“向使君委身学术，不为外缘所扰，以康强其身，而尽瘁于著述，其所成就，宁可限量？惜哉！”
无论是在精神方面还是在身体方面，刘师培都属蒲柳之质，弱不禁风，受不起挫折和失败。他十九岁中举，踌躇满志，翌年进京参加会试，自以为“今科必中”，从此官运亨通，前途一帆风顺，却不料名落孙山，“飞腾无术儒冠误”，其翰林梦化为泡影。懊丧之余，刘师培口无遮掩，对考官对朝廷甚至对光绪皇帝、慈禧太后都多有微词。恃酒壮胆，狂态毕露，言论颇为激切。他说科举有哪样好？八股文有哪样好？直折腾得士子头脑僵化，一个个迂腐不堪，全无救世之勇和济世之智。当此河决鱼烂之时，朝廷若不改弦易辙，铲除科举积弊，创办新式学堂，鼓励出洋留学，弱国愚民将如何与世界列强争雄斗胜？正所谓祸从口出，尽管刘师培的话句句在理，但他的高论却完全不合时宜，传来传去，就鼻歪眼斜了，官府将他视为危险分子，要拿他治罪。这样，刘师培在扬州难以立足，索性逃到上海，去开辟另一片新天地。
在上海，刘师培与章太炎、蔡元培、谢无量等人一起发表反清言论，积极参与《俄事警闻》、《警钟日报》和《国粹学报》的编辑工作，为《中国白话报》撰稿，用通俗易懂的浅白文言，向民众宣传民族革命主张。这一期间，他写作了《中国民族志》、《攘书》、《悲佃篇》、《中国民约精义》和《匪风集》。他非常反感所谓满汉一体的高论，在《辨满人非中国之臣民》一文中，他详细考证满人的族源，力证满族是外夷，与汉族“不独非同种之人，亦且非同国之人”。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满族统治者卖国残民，无所不为，就并不奇怪了。
刘师培先后加入中国教育学会、光复会、同盟会、国学保存会等进步组织。尤其令人刮目相看的是，他迅速成为一名激进的革命党人，参与策划了行刺反动官僚王之春的行动，将好友张继所赠手枪借给义士万福华。倘若照这样的路数发展下去，刘师培也未必不能由文弱书生成长为钢铁战士，但他走错了一步关键棋，那就是与何震结婚。何震原名何班，具有极端的女权思想。她写作《女子复仇论》，鼓吹男女一切平等，称天下男子都是女子的大敌，女子理应复仇，声称要“革尽天下压制妇女之男子”，同时“革尽天下甘受压制之女子”，对女子“甘事多妻之夫”者，要“共起而诛之”。何震的控制欲和虚荣心特别强，她参加革命活动，只不过是寻求刺激。他们夫妇二人被上海革命党人比作普鲁东和索菲亚，乃是牵强附会。1905年，刘师培在《警钟日报》上公开辱骂德国人，遭到租界巡捕房的通缉。他化名金少甫，逃往嘉兴。1906年春，刘师培应陈独秀之邀，奔赴安徽芜湖，任教于安徽公学、皖江中学，他们秘密组织“岳王会”，宣传革命，发展党人，培养专门从事暗杀的人才。刘师培改名光汉，自署为“激烈派第一人”，他在《中国白话报》上发表《论激烈的好处》。文中说，中国人之所以瞻前顾后，一事无成，是由于有恐怖心、挂碍心、依恋心时常作祟；要扭转这种现状，解除这种束缚，改变这种心理习惯，非出以激烈的手段不可。中国的事情，如家庭上的压抑、政体上的专制、礼俗上的拘束，没有一桩不该破坏，也只有破坏才能更新变好。惟有激烈的手段可以唤醒和鼓动中国的民众，使他们不再安于现状，苟且偷生。一言以蔽之，中国的衰亡都误在“平和”二字，要治本就得激烈。刘师培的这种说法，在当时或许对革命者有其鼓劲加油的积极作用，但显得狂热而幼稚，摆明了，他是那种只喜欢烧荒不愿意垦殖的愤青。
二十世纪初，留学欧美的中国志士强调科学救国和教育教国，留学日本的中国志士则坚持民族革命，矢志推翻腐朽的满清王朝。在当时一大批造反的秀才中，刘师培去日本较晚。1907年春，他应章太炎的盛情邀请，东渡扶桑，结识孙中山、黄兴、陶成章等革命领袖，留在同盟会东京本部工作，与章太炎等人组织“亚洲和亲会”，发表一些火药味十足的文章，其排满反清的激烈程度丝毫也不逊色于章太炎。1907年6月8日，刘师培《辨满人非中国之臣民》在《民报》第十四期发表，章太炎的读后感是：“申叔此作，虽康圣人亦不敢著一词，况梁卓如、徐佛苏辈乎？”章太炎是清末民初著名的古文经学大师，他一向自视甚高，目无余子，这回识获巨才伟器的喜悦却溢于言表。
然而，刘师培本质上是一个喜好标新立异自以为高明的人，是一个犹疑多变患得患失的人。他受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潮的影响，在同盟会之外另立旗帜，发起成立“女子复权会”和“社会主义讲习会”，创办《天义报》和《衡报》，主张废除等级制度，实现人权平等。他还创立“农民疾苦调查会”，征集民谣民谚，反映民生疾苦。他组织人手翻译《共产党宣言》和克鲁鲍特金的《面包掠夺》、《总同盟罢工》等纲领性文件，为《共产党宣言》中译本作序，盛赞阶级斗争学说为“千古不磨之论”，马克思与达尔文双双造福人类“其功不殊”，俨然是一位无政府主义、进化论和社会主义的多重信仰者。
在“城头变幻大王旗”的乱世，狂热书生突然改变信仰，是完全可以理解，也是完全应该谅解的事情，而背叛革命，出卖朋友，踩着他人的白骨以求飞升，则另当别论，二者的性质天差地别。刘师培投靠两江总督端方，公开背叛革命，这不啻是白璧之玷，是其一生最大的污点，倾江河之水也无法洗刷。经此蜕变，刘师培在革命党人眼中已成无耻之尤的败类，遭到唾弃。若非蔡元培、陈独秀、章太炎等昔日友人保持宽容态度，刘师培的余生将更为凄惶。
章太炎不喜欢孙中山，这是公开的秘密。刘师培视章太炎为良师益友，受到影响，自然爱其所爱，憎其所憎。他对孙中山的评价极低：“盖孙文本不学之徒，贪淫性成，不知道德为何物。”可见他对孙中山反感至极。
1907年，日本政府接到清政府的外交照会，总得做做样子吧，便依循惯例，将革命者孙中山驱逐出境。但日本政府觉得这样对待孙中山颇怀歉疚心理，便由外务省赠予程仪（路费）五千元。此外，东京股票商铃木久五郎馈赠一万元。孙中山正为募集革命经费暗自犯愁，此项赠款来得恰是时候，他便悉数笑纳，并未拒绝。此事同盟会同仁一无所知，多少有点黑箱操作之嫌，因而引起风潮。章太炎当时正主编同盟会机关报《民报》，经费左支右绌，听说孙中山收取大笔黑金，拨给《民报》的补贴却只有区区两千元，顿时气不打一处来。他在总编室取下孙中山的肖像，咣啷一声掷于地上，坚决主张罢免孙中山的总理之职，由黄兴取代。陶成章更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