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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云：现在日军并未至大沽、天津、山海关等处，何以所拟停战条款内竟欲占据？
伊云：凡议停战，两国应均沾利益。华军以停战为有益，故我军应据此三处为质。……
李云：所据不久，三处何必让出？且三处皆系险要之地，若停战期满，议和不成，日军先已据此，岂非反客为主？
伊云：停战期满，和议已成，当即退出。
李云：中日系兄弟之邦，所开停战条款，未免陵逼太甚！
应该说，李盯住了要害，还是很有见地的。对于李鸿章在和谈中的功过，第十九回出现了这样的对话：
李云：去岁满朝言路屡次参我，谓我与日本伊藤首相交好，所参甚是。今与尔议和立约，岂非交好之明证？
伊云：时势彼等不知，故参中堂。现在光景，彼已明白，必深悔当日所参之非。
李云：如此狠凶条款，签押又必受骂，奈何！
伊云：任彼胡说，如此重任彼亦担当不起。中国惟中堂一人能担此任。
李云：事后又将群起攻我。
伊云：说便宜话的人到处皆有，我之境地亦然。
平心而论，这样的对话于谈判情节无关紧要，所以放进纪略，当然意在辩解。在第二十一回中，作者甚至还以貌似客观的口气说：“按中堂订立此约，苦心孤诣，本系无可奈何之事，国人不谅苦衷，交章弹劾。”这是作者的观点，当然也可视为小说的意图。这样，“洪兴全”不顾小说的体裁、风格，硬是将《中日和谈纪略》全文公开在《说倭传》中，借以反映马关谈判的艰难过程和李鸿章的顽强姿态，用心可谓良苦矣！
其实太平天国失败已约二十年，经过甲午战争，国人痛定思痛，对太平天国中人自然产生了理解和同情。这种心情尤以两广人为甚。这时将小说闪烁含糊地署名“兴全洪子弍撰辑”，无疑增强了吸引力。
作为小说来说，用人物形象、语言、情节等来衡量，《说倭传》是失败之作；但是由于其公开了尘封的秘档，并且将其置于中日战争的背景下向国人介绍鲜为人知的神秘细节，因而颇具史料价值。
此外，《说倭传》具体地反映出在和谈中日方的盛气凌人之态，中方的无奈与尴尬之举。例如，日方要中国让出台湾：
李云：台湾全岛日兵尚未侵犯，何故强让？
伊云：此系彼此定约商让之事，不论兵力到否。
李云：我不肯让，又将如何？
伊云：如所让之地必须兵力所到之地，我兵若深入山东各省，将如之何？
……
李云：赔款还请再减五千万，台湾不能相让。
伊云：如此当即遣兵至台湾。
李云：我两国比邻，不必如此决裂，总须和好。
伊云：赔款让地犹债也，债还清，两国自然和好。
李云：索债太狠，虽和不诚！
这当然是一场城下之盟，双方的实力背景悬殊：清兵一败再败，北洋水师全军覆没，日军登陆攻占辽东及山东半岛且随时可能长驱入京。骆玉明先生说得好，这一场谈判，要“不辱”实在是不可能的。至少，人们可以想，换了别人去谈，结果又岂能更好一些？就算是在这样悬殊的背景下，按之古今中外，像伊藤这样骄横凶狠，一味索逼土地钱款，寸分不让，真是要怎么做就有什么样的歪道理，也是极其罕有的，活脱脱强盗逻辑，于斯极矣！难怪李鸿章再三叹息“太狠”、“口紧手辣”、“逼人太甚”了。
《说倭传》也从侧面真实反映了清王朝官场的衰弊和日本经变法后的强盛。中日第一次会谈时主要官员曾彼此相问年岁，当时中方李鸿章已七十三岁，而日方首相伊藤五十五岁，外相陆奥五十二岁。李鸿章感叹对手年富力强，于是产生了下面的对话：
伊云：日本之民不及华民易治，且有议院居间办事，甚为棘手。
李云：贵国之议院与中国之都察院等耳。
伊云：十年前曾劝撤去都察院，而中堂答以都察院之制起自汉时，由来已久，未易裁去。都察院多不明事务者，使在位难于办事。贵国必须将明于西学年富力强者委以重任，拘于成法者一概撤去，方有转机。
应该说，伊藤所云还是切中肯綮的，只是这一席话由胜利者讲给失败者听，又多少带有一些讽刺意味。《说倭传》中有一首诗写得好：“战事如同一局棋，丧师失地亦堪悲。最怜命使求和日，应悟当前国事非。”
注释：
〔1〕梁启超：《中国四十年来大事记》。
《独立评论》的经理人
？ 陈 仪 任 重
众所周知，《独立评论》是以胡适为代表的一流文化精英所创办、发行全国各地乃至欧、美、日、德等国家和地区的刊物，是在中国现代史上产生过重要影响的刊物之一。然而，对于这本刊物，世人知道的却只有胡适，而对黎昔非与胡适以及《独立评论》的关系却知之甚少。黎昔非于1932年4月应胡适之邀出任《独立评论》的经理人，直至1937年7月25日最后一期《独立评论》出版之后，于7月27日离开北平，与《独立评论》相始终，前后历时五年有余。黎昔非为此牺牲了在北大研究院的研究生学业，付出了人生中最宝贵的黄金岁月。
胡适先生曾先后创办过《努力》、《新月》、《独立评论》、《周论》等刊。其中《独立评论》存在的时间最长，发行量也最大，最多时达一万三千份。黎昔非作为胡适先生的学生，其师生关系早在1929年黎昔非转学中国公学大学部文史学系三年级时就已经建立。1931年春，黎昔非考取北京大学研究院的研究生，与转任该校文学院院长的胡适再次有了师生关系。因而胡适了解黎昔非，对他十分信任，将《独立评论》除编辑以外的一切事务都交给了他。而黎昔非也没有辜负胡适的信任与厚望，圆满完成了胡适交给的任务，从而使胡适先生对于《独立评论》的出版发行事务得以实行“无为政治”。胡适对此一再表示非常满意和感谢。《独立评论》创刊三周年时，胡适在他写的《又大一岁了》的纪念文章中说：“在这贺周岁的日子，我们不要忘记了这个孩子还有一位忠心的看护妇。我们创办这刊物的时候，就请黎昔非先生专管发行所的事务。说也惭愧，我是实行我的无为政治的。我在这三年之中，只到过发行所一次！这三年的发行、校对、杂务，全是黎昔非先生一个人支持。”
《独立评论》社有一个专门的、常设的办公机构，设在北平慈慧殿北月牙胡同二号租来的一处民房里。对于一个每月出版四期，每期一万字左右，发行量经常逾万，遍布全国各地乃至世界一些国家和地区，基本上连续正常出版五年的大型刊物来说，没有这样一个常设的办公机构是不可想象的。这里除了装有电话等必需的办公设备之外，还是工作人员住宿、用餐和昼夜值班的地方。事实上，除编辑业务在胡适家中处理之外，其他一切事务都是在这里处理完成的。这里是与胡适和其他作者，与印刷所、邮局、银行，与全国各地乃至国外的读者、订户、寄售处、代派处进行联系、沟通的一个枢纽。
黎昔非从《独立评论》筹备伊始直至停刊为止，都是这个机构的负责人，而且是《独立评论》社中惟一的专职“干部”，是刊物的经理人。因为胡适是将这里的全部事务交给黎昔非管理的。黎昔非是《独立评论》社除了编辑以外“包办一切”的“总管”，编辑部的运转，主要有赖于黎昔非的工作。当时《独立评论》社日常运作情况大致是这样的：胡适“每星期有一晚编辑《独立评论》”，编好之后即送至社中。胡适与黎昔非等之间“来稿送稿都有工友”。黎昔非在其《自传》中对此作了概述：“他们编好送我，我负责付印及校对，复校多由他们。印好后由我负责发行。”由此可知，胡适组稿并在家中将稿子编好之后，剩下的工作基本上就是黎昔非的了。一个星期之后，一份新出版的《独立评论》就摆在了胡适的案头并发往全国乃至世界各地了。
“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后，黎昔非辗转回到家乡兴宁，做了七年的中学教师。后经闻一多介绍到昆明国立中央医药研究所史地部工作了一年多。黎昔非在这短短的一年多时间里，除完成研究所的任务外，还利用业余时间编撰了《本草纲目之本草产地考释》三卷，并重新恢复了自己的学术研究工作。从1944年至1945年，黎昔非先后给胡适发去三封信函，其主要内容有二：一、希望能代为介绍一个专业对口的工作单位，以继续自己的研究；二、请求写一纸证明，即证明自己曾有过北大研究院学历，因为此时他已经通过了大学教员资格审查，只需补上这样一纸证明即可获得大学教员的资格了。为此信函中特别声明“此关系于生非常重要”。但是不知出于何种原因，这三封信函却如石沉大海，无任何消息。黎昔非失去了这最后一个希望，终于不得已而再次返回故乡。
然而，事情远未就此结束。由于黎昔非与胡适及《独立评论》的特殊关系，解放后，在历次政治运动中，这些个人经历成了他背负一生的惟一的“历史问题”。1966年6月3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史绍宾的《吴晗投靠胡适的铁证》的文章，公布了一批吴晗致胡适的信件，包括1932年4月24日之信件中提及邀黎昔非担任《独立评论》经理人的情况。《人民日报》编者遂将有关胡适请黎昔非担任《独立评论》经理人一事加了黑体字的按语：“吴晗能够参与机密，为这个反动刊物推荐‘合适的经理人’，显然已是胡适进行反革命活动的一名伙计。”这份报纸运抵广东兴宁之后，黎昔非即被抄家、隔离，被打成“三家村黑帮”和“反革命分子”，成了全县第一个被揪斗对象，在受尽三年非人的凌辱和折磨之后含冤辞世。
竺可桢——校长生涯十三年
？ 傅国涌
教育是黑暗中的明灯，也是茫茫大海中指示航行的灯塔。
——竺可桢引述十九世纪美国Horace Mannn的话
竺可桢先生真可与蔡元培先生相比，两人都是中国近代教育史上最伟大的大学校长。
——数学家苏步青
晚清以来，在我国近代教育史上大力提倡科学精神，办理大学教育影响深远、成绩卓著的当推蔡元培先生和竺可桢先生。
——生物学家谈家桢
在1936年受命出任浙江大学校长之前，竺可桢已是一位声名卓著的自然科学家。他被誉为那个时代“学问上、智力上和性格上的伟人”，不仅是因为他在气象学、物候学、地理学上的成就，更是因为他办大学所取得的骄人业绩。从1936年到1949年，竺可桢当了十三年大学校长。在连绵起伏的战争、学运的夹缝中，在跋涉五千里、历经五省、五易校址、颠沛流离的恶劣环境下，竺可桢居然奇迹般地将这所他接手时只有文理、农、工三个学院、十六个学系的大学办成了拥有文、理、农、工、法、医、师范七个学院、二十七个学系的大学，成为当时全国最完整的两所综合性大学之一，其中不少专业在全国乃至国际上都享有盛名，如物理、化工、农业、数学等，并创建了数学、生物、化学、农经、史地等五个研究所，教授、副教授由七十名增至二百零一名，学生由五百一十二名增至二千一百七十一名。因此，浙江大学被誉为“东方之剑桥”不是偶然的（英国科学史家李约瑟称西南联大、浙大可与牛津、剑桥、哈佛媲美）。
十三年的大学校长生涯使竺可桢成为中国高等教育史上一个绕不过去的大人物。曾做过北大校长的物理学家周培源在了解到竺氏筚路蓝缕办浙大的历史时动情地说：“我们过去＇曾＇全盘学习苏联，但对浙大这样的，我们自己的好传统和好经验却没有很好学习和继承。”“中国既然已经有竺可桢这样成功的教育经验，我们为什么还要去学苏联？”同济大学老校长李国豪也说：“我们办大学，要学习竺可桢办浙江大学那样。”
一
竺可桢1910年赴美留学，1918年获得哈佛大学气象学博士。哈佛大学的教育对他一生的影响难以估量。他回国之后，曾在武昌、南京等地的高等学校执教，在东南大学创建了中国大学中的第一个地学系。他对大学教育并不陌生，但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会去做校长，主持校政，他内心对科学的热忱从来都没有泯灭过。做校长需要处理大量繁杂的事务，这对一个科学家而言无疑是一种牺牲。然而，1936年，浙大学生反对校长郭任远的一场旷日持久的学潮使竺可桢的人生轨迹出现了变化，当时竺可桢正在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所长任上。为了平息家乡的学潮，蒋介石要物色一位有声望、有学术成就的大学校长，负有人望的浙籍科学家竺可桢被多人提名。于是，蒋在约见一次以后，就决定起用他。而郭任远遭学生反对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在校园推行军事化管理，所以竺可桢在最终接受任命之前，对此曾有过思考。1936年3月9日，竺可桢在日记中说：“余以为大学军队化之办法在现时世界形势之下确合乎潮流，但其失在于流入军国主义，事事惟以实用为依归，不特与中国古代四海之内皆兄弟之精神不合，即与英美各国大学精神在于重个人自由亦完全不同。目前办学之难即在此点。郭（任远）之办学完全为物质主义，与余内心颇相冲突也。”3月16日，做过武汉大学校长的教育部长王世杰登门造访时，竺可桢提问：“关于办学方针是否采英美之学术自由或法西斯独断行为？”身在官场的王氏没有明白的表示，但竺氏此时心中即已拿定主意，那就是“采英美之学术自由”。
1936年4月25日，竺可桢走马上任。当天下午他向浙江大学师生发表就职演说《大学教育之主要方针》，阐述对大学教育的理解：“我们受高等教育的人，必须有明辨是非、静观得失、缜密思虑、不肯盲从的习惯，然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