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不同的对象，口中数来宝式地吐出诸如此类的话语：“太太给我两个钱，太太长寿万万年。”“乌龟上门来，老板大发财。”“老爷大施恩，抱子又抱孙。”……“软乞”中又分“坐乞”和“叫街”两种，“叫街”在游动中有时也收起哭腔露出凶相，喊出诸如“不给财，我不来，你剩下残钱买棺材！”“你不给，我不乞，看你子死急不急！”一类的怪话，但毕竟还属于软磨的范畴，与“硬乞”不同。“硬乞”的多为青壮年男子，嘴上不一定有那么多功夫，主要靠动作、行为取得效果。一般又把他们的求乞方法称为“做街”，如手执两把长刀或两块整砖，不断拍击裸露的胸部，使胸部红肿见血；又如口衔数枚长钉，手持砖头一块，当众把长钉插入头部一个肉疙瘩中，以砖头击砸，钉缝中鲜血进流，凄厉可怖；再如用一条带铁钩的铁链，将铁钩剜人锁骨之中，拖着铁链行走，铁链尾端往往还缀着一个铁球，击地当当有声……“花乞”者是借用一些最原始的杂技手段，如舞“莲花落”（手执一竹竿，每节挖几个眼孔，眼孔内贯几个制钱，边舞边乞）、打“玉鼓”（手持一个竹筒，一边绷着猪尿脬，以手指弹拍出变化的节奏）、“点风头”（在印堂中插一根粗针，针尖顶住一只粗碗，一面摆动一边求乞）、耍青蛇、拿大顶等等。“惨乞”则是指残废乞丐的求乞，如“看照壁”（下肢残缺，以烂布系着膝盖、护着臂部，坐在地上移动）、“翻太岁”（手足全残，在烂泥中翻滚）、“解粮草”（残废乞丐倒卧小木车中，两乞丐伴前挽后）、“驮石头”（男丐背负残废女丐过市）等等。
同薛家同院的荀兴旺师傅，小时候也跟着母亲要过饭，但那是农村荒年穷苦农民临时性的谋生方式，与北京城内当年丐帮的职业性乞讨的生活方式，有着质的不同。实际上这两种人不仅心态不同，所呈现出的外在相貌往往也有很大的区别。
卢宝桑的父亲卢胜七，成年以后大体上属于“硬乞”的行当；北京解放的时候他已经36岁，还没成亲，直到1950年被政府救济安置，当了蹬平板三轮车的工人，才算有了个真正能有益于社会的固定职业；1952年他奔40岁去的时候，才娶上了卢宝桑的娘，而她当时也已经35岁了。这一对晚婚的夫妻在婚后第二年有了卢宝桑这么个独生子。
曾经在北京市内的货运事业中起过重大作用、并至今仍起着一定作用的平板三轮运输业，长期以来属于合作社即集体所有制性质，细细考察起来，其中的三轮车工人，经历纯洁的城市贫民固然占一定比重，但也不乏两股旧社会的沉淀物：一种即是卢胜七式的贫民，贫则贫矣，而又并无劳动资历，大都是过去的乞丐、混混、破落户的败家子弟等号人物；另一种则是解放前下层军官、警察、帮闲中罪行较轻、民愤不大的那伙人，经过一段审查、教育，或宣布为管制分子，或免予法律处分，因他们与上一类人物一样，并无一技之长，所以其中一部分也安置到了平板三轮运输工人的队伍之中。这两种人有着若干共同点：缺乏劳动习惯，精于抽烟喝酒；缺乏自尊自爱，惯于谈男说女；贪小利却又讲义气，善挥霍却又能吃苦……当然，绝非人人都是这样，而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对他们的消化、改造，他们中的多数人也确在不断地发生着弃糟粕、增精华的可喜蜕变。
但是，把他们完全消化、改造为新人绝非易事，须知改造溥仪、改造战犯也有他较易人手的一面——他们有文化，可以作哲理性的思考，政治立场一旦转变，倏忽可成可爱可敬之人；改造社会沉淀物却有极其艰难的一面——他们没有文化，却有着一肚子垃圾，即使他们政治上没有问题了，他们也还可能散发出可厌可鄙的气息。
有一回在鼓楼边烟袋斜街里的鑫园浴池，卢胜七、薛永全、荀兴旺仨人恰好遇到了一块。仨人在最烫的池子里泡够了身子以后，就都到外头卧榻上躺着歇息。这时候如果有人注意观察他们，就会发现他们尽管一眼望去都不属于干部、知识分子，而属于劳动群众范畴，但各自在体貌、气质上，又有着明显的差异。
巳 （上午9时～11时）你知道当年北京的“丐帮”吗？（3）
荀兴旺师傅皮肤黧黑、粗糙，但肌肉饱满、匀实、紧凑，整个体态给人一种粗犷而充实的美感。这主要不是因为他比他们要小上几岁，而是因为他是一个从小从事正常体力劳动的生产者和战斗员，开头是种地，后来是当解放军，最后当产业工人。
薛永全师傅皮肤白中透黄，体态略偏肥胖，但又处处显露出艰辛生活所留下的痕迹——他把两块雪白的大浴巾那么一围、一披，再往卧榻上那么一躺，你就是不知道他当过喇嘛，也能不由自主地联想到寺院中的卧佛，那形象很难说美，却也绝不丑陋，也就是说，望去还是顺眼的。
卢胜七的皮肤是一种很难形容的土褐色，脑门上有个畸形的肉疙瘩，那是当年搞“硬乞”时，有意培植起来以供铁钉插入的；右胸上有个怪模怪样的伤疤，则是当年在“硬乞”中钩以铁钩的所在……和他的许多蹬平板三轮的同行一样，他们从三四十岁才开始从事正常的体力劳动，因此，一方面他们不可能再根本改变早已完成发育的体型，另一方面他们的骨骼、肌肉系统又不得不拼命尽力为适应新的负荷而变形、增生，因此他们的体型大都变得格外古怪。卢胜七就是如此：胸肌并不发达，而腹肌紧凑，上膊精瘦而下膊粗大，腿部青筋暴凸，整体形象令人不禁联想起一只螳螂或蜘蛛来。
他们的气质就更加不同。荀兴旺要了壶茶，就用浴池的茶叶，服务员来冲水时，他亲切而自然地同服务员搭话；从他的表情上可以明白无误地看出，他觉得服务员同自己是阶级兄弟，现在人家为他服务，另一场合他也许就为人家服务。薛永全也要了壶茶，也买的浴池的茶叶，但他只将袋茶的封口撕开三分之一，倒入壶中一半茶叶，然后将纸袋折好，将另一半茶叶留下，以备带回家中；当服务员冲水时，他欠身连道“劳驾您哪”，礼数极为周到，但多少显得有点世故。卢胜七可大不一样了。他是自带的茶叶，用小扁铁筒装着——待人家的茶都沏好了以后，他才取出那茶叶筒，连连对人家说：“用我这沏吧，用我这沏吧，我这是一块二一两的正庄货……”人家自然辞谢，他便把人家的茶壶端过来，掀开盖儿看不算，还把鼻子凑拢去闻，龇牙咧嘴地说：“不灵不灵，这五毛钱一两的色儿不正，味儿不纯，喝了拉嗓子眼儿。”评论完了把自己的茶叶筒盖子打开，硬凑到人家鼻子底下让人闻：“闻闻我这是什么味儿！”他高声吆喝着催叫服务员，让人家来给他冲茶，人家端来了茶壶，他拉过来从壶盖检查到壶嘴，挑出了一大串毛病……当人家往壶里冲水时，他斜倚着，微闭着眼，分明是在享受着一种伺候……
卢宝桑的父亲卢胜七跟薛永全、荀兴旺就这么着大不相同。
卢胜七1982年已经69岁了。他早已退休。他养了一只画眉、一只蜡嘴，为它们置备了精致而昂贵的鸟笼、食罐、罩幔等器物，前者养着为听鸣唱，后者养着为观衔球。卢宝桑总成不了家，跟父母合住，便把他那间屋的整堵墙排满了自焊的方形鱼缸，养的都是热带鱼，有神仙、吻嘴、蓝曼龙、虎皮、斑马、玻璃帆船、五彩金凤等许多品种，鱼缸里还栽培着玉簪、皇冠、如莲、香蕉、牛舌、菊花等各类水草。由此可见他们父子二人的物质、精神生活，毕竟与祖辈已有了很大的不同，但从丐头爷爷身上所渗透下来的一种乞丐心态，以及从父亲卢胜七身上散发出来的“硬乞”精神，却还是不难从卢宝桑身上寻到烙印。
而卢宝桑之所以成为卢宝桑，却还不仅受熏陶于父系，也受熏陶于母系。
他母亲卢黄氏，出身于天桥——即与钟鼓楼遥相对应的南城贫民集团。据说从敌伪时期到解放前夕，天桥有所谓“八大怪”，他们当中有：“大金牙”（拉洋片儿的，徒弟叫“小金牙”）；“云里飞”（唱小戏的，穿戴的是纸糊的行头）；“蹭油儿”（卖一种去油污的东西，边唱边卖）；“管儿张”（用小竹笛放入鼻子里吹，能奏出各种曲调来）；“王半仙”（同闺女一起变戏法，主要的节目是舞白纸条，纸条能在他们父女手里里外蹦、上下套）；“宝三”（表演中幡、摔跤的）；孙洪亮（卖虫子药，边卖边唱，后来居然成为一霸，购置了铺面，欺压百姓，解放后被镇压）；“大兵黄”（曾在军阀军队中当过下级军官，身板特奘①，他每天在天桥摆一圈凳子，卖点跌打损伤药，但他既不表演杂耍，也不表演武艺，而是坐在那里，甩开嗓门大骂，骂时局，骂贪官，骂污吏，因为他骂得有理，骂得痛快，所以天天有人坐成一圈听他叫骂。他穿一身陈旧的灰军装，山东德州口音，撂着辈儿骂脏话，竟因此得名）。卢宝桑的母亲，传说就是“大兵黄”的女儿，不过人们也只是私下窃议，除了派出所的户籍警，似乎也没有人敢去当面问她，而户籍警对此好像也从未产生过多余的兴趣。不管这传闻确否，从卢宝桑母系那儿，他确实又熏出了一种敢说敢骂、敢打抱不平的气概。
且说在薛纪跃办喜事那天，卢宝桑作为首先到达的亲友，一进门就给薛家带来了诸多不快。他来的最直接的目的是为了大吃大喝一番，他也并不掩饰这一点，所以他迈进了新房，见到薛纪跃并无什么贺喜的例话，先问薛纪跃索要三五牌香烟；未能遂愿后，他只好降格地权抽“礼花”；在沙发上坐了一会儿，他便站起来在屋里转悠，最后转到五斗橱前，踮着脚尖研究着墙上的结婚照。忽然他“嗤”地乐出了声来，那是一种阴阳怪气的闷笑；笑完他挨近薛纪跃身边，凑拢薛纪跃耳朵问：“怎么着！没先玩玩？我看她够你招呼一气的！”
薛纪跃脸刷地红了，气急败坏地把他一推：“去你的！胡！”
卢宝桑宽容地冲薛纪跃挤了挤眼，便叼着烟卷出了新房。他麻利地拐进了充当临时厨房的苫棚。
薛大娘见了他，不得不敷衍：“哟，宝桑来啦！你爹你妈怎么没一块儿来呀？”
卢宝桑嬉皮笑脸地说：“薛大妈，给您道喜啦！我爹我妈倒想来呀——可您跟大爷不是没请他们吗？”
薛大娘扬着嗓门应付：“哟，咱们两家还用得着虚礼儿吗？还用下帖子呀。知道了信儿，自然就该来呀——你们不也没‘随份子’吗？我就不挑这个礼儿，咱们谁跟谁呀，光你帮着搬家具，那股子牛劲，就顶别人俩仨‘份子’哩！”所谓“随份子”，就是亲友们给喜家的小额现金，一般少则两元多则20元。薛大娘点到这个问题，让卢宝桑脸上有点挂不住，他忙假装参观厨房中的种种景象，结果自然就同正铺摆大冷盘的路喜纯对上了眼。
路喜纯早从声音听出是他，四目相遇后，路喜纯便微笑着对他说：“你又到这儿足撮②来啦？”
“哥儿们！”卢宝桑没想到今天薛家请来的大师傅竟是路喜纯，他不由“惊呼热中肠”，一巴掌拍到路喜纯的肩膀说，“是你呀！你可得好好地露一手啊。这是我大爷大娘家，我二兄弟办喜事，看在我面子上，你也不能含糊呀！”
薛大娘不由问：“你们什么时候认识的呀？”
卢宝桑抢着回答：“他爹原先跟我爹在一块儿蹬平板三轮。他妈我也见过，两人前后脚都‘嗝儿屁’①了。他跟我一样，还是条光棍儿！”
巳 （上午9时～11时）你知道当年北京的“丐帮”吗？（4）
这话一出来，薛大娘心里又添了点不自在。经过三个多小时的考察，她本已对路喜纯的手艺和做派产生了信任和好感；可卢宝桑一揭“底儿”，原来这路喜纯偏是个父母双亡的光棍汉，真不巧！他那晦气，该不会通过饭菜，传到咱薛家来吧？
路喜纯微微地摇头，心里连连叹气。他太了解卢宝桑了，他们俩小学时候还是同学。卢宝桑原来比他高两个年级，后来蹲班蹲到他在的那个班。他最见不得卢宝桑那既不尊重别人也不自尊的丑态。他们在小学四年级的时候赶上了“文化大革命”，小学高年级学生也学着中学、大学生的“造反派”揪斗校长、老师，卢宝桑那时候比一般六年级的学生大一岁，个头已经基本长足，显得身粗力大，开头，他也戴个大红袖章，以“红五类”自居，那时他似乎确有这个本钱。据说他爸爸卢胜七，在解放后镇压钟鼓楼一带的恶霸时，帮着行刑的解放军捆绑恶霸，拖着恶霸拉向法场，表现得非常革命，非常勇敢。所以，在揪斗校长、老师的批斗会上，他总扮演那揪着人家“坐飞机”的角色。他除了撅人家胳膊、按人家脑袋，还要想出其他各种各样恶毒而刁钻的办法来侮辱人，如猛踩人家脚背啦，揪耳朵让人家偏仰着脸“示众”啦，拿墨水瓶往人家衣领里灌墨水啦……他干这些事时还爱一边朝台下的“革命师生”扮鬼脸儿。后来，他更把这种虐待狂的劲头施加到同学身上，他让那些“黑五类”家庭出身的同学用脑门顶着墙上的钉子罚站，用别针把他们的“认罪书”别到他们的胸脯肉上。可是，过了没多久，不知怎么的，卢宝桑的爸爸卢胜七在单位里被揪出来了。路喜纯去看过大字报，当时看不懂，后来才弄明白，原来有人揭发他，解放前夕北京的大学生进行“反饥饿、反内战”、抗议国民党反动政策的示威大游行时，国民党的军警收买了一批流氓打手，让他们放手冲撞游行队伍，打跑一个学生给一个馒头，被收买的打手中就有卢胜七，他一次就挣了18个馒头！这事被揭露出来以后，卢宝桑顿时由“红五类”变为了“黑五类”。让路喜纯感到奇怪的是，卢宝桑并没流露出什么悲苦忧伤，这倒还罢了——在学校后来那些批批斗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