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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把头发烫得全是波浪的小伙子，凑到澹台智珠面前，眼问：“您有‘猴票’吗？出不出？……”
澹台智珠慌忙躲开了：“我可不集邮，我是过路的！”
她想：真讨厌！想办件事就这么难——总有人打岔！她本能地横穿过马路，来到大街东面，啊，邮局！正好——她推门走了进去。太好了！玻璃隔音间里的公用电话正好闲着，总算是吉人自有天相！
走进隔音间，她从衣兜里掏出小小的通讯录，立即查到了她们团长家里的电话号码。
其实她早该来打这个电话。尽管团长一贯宠着“师姐”，毕竟他得秉公办事；倘若容忍“师姐”这种“挖墙脚”的卑劣行为，看吧，不要多久，团里肯定大乱！
未 （下午1时～3时）不需要排演《铸钟记》（3）
她怕占线。团长家电话十打九占，咦，这回倒一打就通了。她听见那边问：“哪一位呀？”
她仿佛不是在打电话，而是面对着团长本人，晃着脑袋，娇嗔地说：“我呀！您连我的嗓音都听不出来了吗？我还没‘塌中’哪！”
也许是那边电话线出了毛病，团长竟一个劲儿地问：“谁？我听不真——哪一位？”
“哟！”澹台智珠嗲声嗲气地说，“您真听不出来吗？奴家澹台智珠是也！”
“啊啊——”对方告诉她，“你找你们团长吧？他不在呀，他出去了——我是他家里人。你晚上再来电话吧！”
对方“喀哒”把电话挂断了。澹台智珠不觉一愣。细一想，那声音也确乎不是团长。自己竟没弄清接电话的是谁就撒上了娇！她回忆到自己刚才的声音，想像出自己刚才的贱相，蓦地脸红了。
她曾经反省过她们——不仅她一个，包括几乎所有戏校毕业出来的女孩子们——在领导面前的这种娇态。当她们刚毕业的时候，才十九二十岁。当她们初放光华的时候，也不过二十出头，那时候在领导面前说话嗲气一点，做派佻一点，似乎还情有可原——年纪既轻，且又是唱戏的职业……可是，很奇怪，当她们已经三十几四十岁以后，不少人却还时时不自觉地延续着这种在领导面前的撒娇做派，她本以为自己算其中较为清醒的，没曾想临到打这个电话，却把劣根性暴露无遗！呸！贱相，真是何苦！真是丢人！
……团长不在家，怎么办呢？……干脆，直接给那“师姐”打个电话，她家楼下就有公用电话，自己的通讯录上有她的电话号码，直截了当地向她发出质问，看她怎么回答！
一不做，二不休，打！她拨通了电话，让传呼者去叫“师姐”。传呼者非要她说出她这里的电话号码，让她先挂上，等“师姐”来了再打给她，她只好照办。
她站在电话隔音间里，等“师姐”给她回电话。时间过得真慢。她既盼那电话快点打来，又怕电话铃过早地响起来——即将要“短兵相接”了，她的战略战术却还没有确定！
她听见一阵响声。偏头一看，原来是隔音间外面有人等着打电话，嫌她站在里头发呆，敲那玻璃门催她要打快打。
她心里更加烦乱起来。她忽然悟出——“师姐”是不会给她回电话的，“师姐”哪会那么愚蠢呢？她刚才要不挂断电话，拿着话筒让传呼的人去把“师姐”叫下来，那倒还可能让“师姐”上当……现在怎么办呢？
她盲目地翻动着通讯录，忽然，她心头一动——她立即拿起电话，拨了一个号码。当她在家里仰靠在沙发上时，她也闪过这个念头：给一位著名的评论家打电话。这位评论家曾经写过关于京剧旦角表演艺术的评论，对她也有所提及，并且他们在戏曲界的一些座谈会、茶话会上多次聚谈过，对她很是关怀，很有鼓励……她想，也许到头来这位有着相当权威性的评论家，在这关键时刻能给予她宝贵的帮助？……
电话一打就通了。评论家的女儿接的电话，说她父亲刚刚开始午睡。
澹台智珠顾不得许多了，她恳求地说：“如果他还没睡着，劳驾你给请一下……我实实在在是有急事！”
那女儿叫去了。评论家真是个好人，他很快便来同澹台智珠通话。
澹台智珠激动地把整个情况讲了一遍，倾诉出了自己的全部苦恼和困惑：“……我该怎么办呢？是认倒霉，听凭团里随便再给我拨个京胡和小鼓来，凑合着演呢？还是跟那没良心的冤家争夺到底，把那老赵和老佟拢住？还是干脆撂挑子，吹灯拔蜡？……跟您说实在的吧，出现这号情况，我认为不是偶然的。我的思想全乱了，也不知道该怎么认识！您看，我把难题出给您了，我知道您本来是只管就戏论戏，不管搭班子这些个机构问题……可我实在是没辙了，万般无奈，求您给我捋捋思路，想想辙……”
评论家坦率地在那边说：“唉呀，这倒真是个原来没有接触过的新问题呢。现在改革之风吹遍了各个角落，你们团的这种动向，我看也是无风不起浪啊！究竟该怎么组织艺术生产？怎么既鼓励志同道合的艺术追求，又防止相互拆台？怎么既打破平均主义的‘大锅饭’，又保证年轻的艺术家有一定的经济上的竞争能力？怎么确定合理竞争的起跑线？……确确实实都很需要仔仔细细地研究讨论！不过，澹台智珠同志，我以为你倒也不必这么苦恼，这么慌乱，更不必悲观。我以为波动一下是好事，听说你们团这些年年年亏损——”
“可不是，”澹台智珠证实说，“年年月月要国家补贴！”
“所以说，不搞体制改革不得了啊！”评论家对她说，“你应当站得高一点，看得远一点，想得深一点。‘挖墙脚’当然是不对的。‘不辞而别，另上别船’确实也让人恼火。可是这种波动也恰恰说明，原来的体制是脆弱的，经不起风吹雨打的……当然，我一下子也还想不清楚，或者，我们当面细谈谈？”
澹台智珠高兴而且感激，她说她巴不得现在就去拜访，评论家表示欢迎。打完电话出来，澹台智珠几乎忘记交费。
可是，当她走出邮局，来到喧的街头时，她的心情又灰暗下来了。评论家的那些话语，当时听着，颇有顿开茅塞的感觉，但此刻一想到“师姐”那傲慢的嘴脸，心里又堵上了石头。改革团里的弊端，让“波动”朝着健康的方向发展，谈何容易！
评论家住得离鼓楼很远，需要乘坐公共汽车，澹台智珠朝汽车站走去。蓦地，她想到了李铠。李铠回家了吗？如果他仍旧没有回家，会在哪里？在干什么？天哪，他会不会干出荒唐事来？小竹呢？怎么刚才跑出家来的时候，没看看小竹在不在他姥爷屋里；小竹该不会找不到爸爸，倒把自己弄丢了吧？唉，事业，生活，你们可真太沉重了，让我怎么禁受得起！
一阵风迎面吹来。澹台智珠把围巾围得更紧。她走到了车站。
未 （下午1时～3时）一位编辑遇上了一个文学青年（1）
一位编辑遇上了一个文学青年。
1982年12月12日那天的《北京日报》第四版广告栏中，有这样一则广告：
寻 人
苏德佑，男，36岁，身高1．60米左右，辽宁鞍山人。身穿青布棉袄，劳动布工作裤，脚穿黑胶靴，挎黄帆布包，精神不正常，于11月14日离家赴京并带大量自写诗稿，至今无音讯。如有见到者请通知鞍山大孤山矿选矿厂苏德华。
当天《北京日报》的读者中，大约很少有注意到这则广告的，读到而产生出一种惶恐感的，更绝无仅有——那仅有的一位，便住在我们已经相当熟悉的那个钟鼓楼附近的小四合院中。
前面我们介绍这个四合院时，提到在前院的西边，有个用带月洞门的短墙另隔出来的小院。那小院里住着一对中年夫妇，男的叫韩一潭，是个有着30年经验的诗歌编辑，女的叫葛萍，是个有着27年教龄的小学教师。他们的独生女儿韩向红已经30岁出头，早已结婚另过，外孙子都快满五周岁了。
由于韩一潭夫妇那住房的位置，位于这个四合院的“死角”，且又有一道短墙将他们的居住区与其余部分隔开，加上他们生性不喜交际，所以尽管他们一结婚就住进了这个小院，却始终未与院里其他住户打成一片。1982年年初，住里院北屋的张奇林晚饭后翻阅《光明日报》时，看到一篇揄扬优秀编辑的文章。那篇文章里介绍到“辛勤的淘金者韩一潭”，说韩一潭每天要审阅近千首自发投诗，大都味同嚼蜡，毫无新意，但他坚持一首首认真地读下去，偶尔发现一首闪光的好诗，他便高兴得情不自禁，立即报送主编，予以扶持……有一回他刚读完一首只有十二行的好诗，便被叫走开会去了，开完会回来，他发现办公桌被好心的同事整理了一番——因为窗外的风把他满桌散乱的纸张刮到了地下，人家便为他拾起垛齐；他从那垛齐的稿堆中再寻那首好诗，怎么也找不着了，非常懊丧，有人劝他不要找了，因为来稿者不过是无名小卒，其诗文只有十二行，按编辑部规定是可以不予回音、不予退稿的；他却不能忘怀，他费时一下午，翻遍桌上、抽屉中所有的纸片，去寻觅那首小诗，竟毫无踪影……第二天，他下了更大的决心，甚至趴到地上，搜寻柜橱下面，终于从柜橱下蛛网密布的角落里，找到了那首小诗。最后那首小诗被发表了出来，给作者极大的鼓舞，在首次成功的激励下，那作者的创作热情一发不可收拾，后来又陆续发出了许多短诗、组诗，目前竟俨然成为所在省份的一颗文学新星。当记者问到韩一潭从这桩事中总结出什么经验时，韩一潭风趣地说：“我的经验教训是——必须去买一方镇纸，压住我桌上的每一篇稿纸，不让它们被风刮跑。”他那办公桌上，后来果真出现了一方铜制镇纸……张奇林读完有关韩一潭的报道，不禁感叹地说：“各行各业都需要韩一潭这种伯乐啊，我们局里要多几个韩一潭，事情就好办多了嘛！”当时他的女儿张秀藻在一旁咯咯咯地笑了：“爸，您知道吗？韩一潭就住在咱们院里！”张奇林吃了一惊：“邻居？”张秀藻笑得更凶了：“爸，您的官僚主义真够可以的！韩一潭就住咱们前边西小院里，您到现在才知道！”
那篇报道的功效，首先是编辑部每天的诗稿暴增，而且来稿要么在信封上就写明是寄“韩一潭同志亲收”，要么就在里面附上给韩一潭的信；其实报道见报前，韩一潭已经不看自发来稿了，编辑部新分来了两个“工农兵学员”，自发来稿后来由他们处理——他们却聪敏地把所有附有写给“敬爱的韩老师”信件的诗稿，看也不看地都送到韩一潭的案头，用那镇纸镇住；而当韩一潭把径寄他而实在无暇过目的诗稿转给他们时，他们又总是任其积压，因为编辑部早就对作者声明了嘛——“来稿勿寄私人，以免延误。”这话换个角度说，就是“凡寄私人，延误勿赦”。这种情况，自然是成百上千纯朴的自发投稿者们想像不到的。
那篇报道的功效还不止于此。报道发表后的半个月，一天傍晚，韩一潭同葛萍正在吃晚饭，忽然澹台智珠的公公把一个年轻人带到他们那里，对他们说：“韩编辑，葛老师，你们的亲戚打东北来啦！”
他俩朝那年轻人望去，大吃一惊——他们并无那样一位亲戚。后来他们弄清楚了，那年轻人并未自称是他们的亲戚，只是说他要找“韩伯伯”，澹台智珠的公公看那年轻人带着行李，说话带东北口音，遂误以为他是他们家从东北来的亲戚。
韩一潭忙撂下饭碗，迎上去问那年轻人：“你找我吗？”
年轻人反问：“您是韩一潭韩伯伯吗？”
韩一潭点头：“对，我就是。”
年轻人把手里提的旅行包一撂，伸出两只手来，抓住韩一潭的右手，紧紧握住，眼里竟涌出了泪花：“韩伯伯，我可找着您了！”
韩一潭有所憬悟，他忙问：“你从哪儿来？你找我有什么事？”
就是一般的亲戚，见着韩一潭也不会那般亲热，年轻人弯腰拉开旅行包的拉锁，取出了一个大塑料包来，透过包装，可以看出里头全是又大又整的干蘑菇。他把那一大口袋干蘑菇搁到饭桌上，就毕恭毕敬地招呼葛萍说：“您是师母吧？师母您受累啦！”
葛萍还没明白这是怎么回事，她只是发愣。
韩一潭心里说不出来是高兴还是恼怒，他对这事态还缺乏足够的思想准备。他不由得再一连串地问：“你是文学青年吧？你是怎么找到我这来的？你从哪儿得着我家地址的？你是不是想请我给你看稿子？……”
不一会儿也便全都弄清。他是东北一个县里的文学青年。他酷爱诗歌。他自然早就尝试着给报刊投稿，从《诗刊》和《人民日报》的副刊，到他们地区的刊物和报纸副刊，全都投过，但一首也未被刊登，并且几乎一律石沉大海……关于韩一潭的那篇报道自然给予了他极大的鼓舞，他说他读时流出了热泪——看来绝不是说谎，他感到他在“黑暗王国”中看到了“一线光明”，所以毅然投奔韩一潭来了。下了火车，他先找到编辑部，传达室告诉他编辑部的人这天都外出听报告去了——这也是事实；他便要求传达室的人告诉他韩一潭的家庭地址，传达室的人犹豫了好久，经不住他一再恳求，最后告诉了他，所以他现在才好不容易地找了来……
葛萍出于一种女性的同情心，问他：“你还没吃晚饭吧？”
他坦率地说：“找不着韩伯伯，我什么也吃不下呀。”
葛萍便请他吃饭，菜不够了，便下厨房为他去现炒了一大碟鸡蛋。
韩一潭请他坐到茶几边的沙发上，问他：“你带了些作品来吧？”
那年轻人便拖过他那沉甸甸的旅行袋来，“哧溜”一声拉开整个拉锁，从里面取出了一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