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曼殊的初恋对象是一位不知名的日本姑娘，很快便无疾而终。其后，他的西班牙籍英文老师庄湘愿将爱女雪鸿许配给他，尚须等他们成年。再后来，河合仙极力撮合曼殊与表姐静子成婚。曼殊此时已遁入空门，沙弥十戒中有一条“不娶不淫”。他作茧自缚，便惟有挥剑斩情丝。他留给静子的诀别信值得一读：
静姊妆次：
呜呼，吾与吾姊终古永诀矣！余实三戒俱足之僧，永不容与女子共住者也。吾姊盛情殷渥，高义干云，吾非木石，云胡不感？然余固是水曜离胎，遭世有难言之恫，又胡忍以飘摇危苦之躯，扰吾姊此生哀乐耶？今兹手持寒锡，作远头陀矣。尘尘刹刹，会面无因；伏维吾姊，贷我残生，夫复何云？倏忽离家，未克另禀阿姨、阿母，幸吾姊慈悲哀愍，代白此心；并婉劝二老切勿悲念顽儿身世，以时强饭加衣，即所以怜儿也。
幼弟三郎含泪顶礼
他走了，做了情场的逃兵，只能反复再三地扮演这样一个既可恨又可悲的角色。不久，痴情的静子便抑郁致疾，芳魂缥缈。深深的负罪感，无法排遣的忧伤，一齐压在苏曼殊的心上。他恨世道太险，嫌空门太闷，便一头扎入秦楼楚馆，流连忘返。他要寻一片温柔之乡，管它是梦幻还是泡影，更不管别人骂他欺佛犯戒，伤风败俗。
一般人不能理解苏曼殊的是：他若想还俗，谁也不会阻拦他，爱情既可圆满，婚姻也得成全，却为何偏要自己跟自己闹别扭呢？殊不知，自古多情者皆为多情所累，得其一，则不能得其二；得其二，则不能得其全。曼殊的人生绝非一场恋爱、一局婚姻可以包圆。于他而言，情爱永远都不是目的，而只是贯穿于生命过程中的美好体验。他逃来逃去，躲来躲去，每次逃躲的也只是爱与被爱的对象，而非情爱本身。还是挚友刘三最知曼殊心肺，“只是有情抛不了，袈裟赢得泪痕粗”，可谓一语道破底细。
更令人奇怪不解的是，表面看去，苏曼殊是在纵欲，实际上他却是在禁欲。这就必须仔细寻究一下他的爱情观。苏曼殊曾对情人花雪南说过这样一番话：“爱情者，灵魂之空气也。灵魂得爱情而永在，无异躯体恃空气而生存。吾人竟日纭纭，实皆游泳于情海之中。或谓情海即祸水，稍涉即溺，是误认孽海为情海之言耳。惟物极则反，世态皆然。譬如登山，及峰为极，越峰则降矣。性欲，爱情之极也。吾等互爱而不及乱，庶能永守此情，虽远隔关山，其情不渝。乱则热情锐退，即使晤对一室，亦难保无终凶已。我不欲图肉体之快乐，而伤精神之爱也。故如是，愿卿与我共守之。”他认定欲望的实现便是爱情的失败，这个观念在他的头脑中太执著太顽固了。与美女肉袒相对，他居然也能悬崖勒马，虽说“偷尝天女唇中露”泄露了他与情人之间并非完全没有亲密接触，但他每次都能够守住最后一道防线，你就不能不佩服他具有非凡的定力。曼殊所爱的人多半是歌台曲院的风尘美女，这些在肉欲中日夜打滚的悲苦红颜竟三生有幸，遇着一位只作精神恋爱的痴情和尚，也可算是难得的人间奇遇了。
十日樱花作意开，绕花岂惜日千回。
昨来风雨偏相厄，谁向人天诉此哀？
忍见胡沙埋艳骨，休将清泪滴深怀。
多情漫向他年忆，一寸春心早已灰！
曼殊上人除了《忆东京调筝人百助枫子，作此悲歌》外，另有“华严瀑布高千尺，未及卿卿爱我情”、“还卿一钵无情泪，恨不相逢未剃时”、“袈裟点点疑樱瓣，半是脂痕半泪痕”和“一自美人和泪去，河山终古是天涯”的绮语和痛语，足见其深衷已为情所困，为情所伤。超越欲望的爱情一旦化成诗句，便完全不沾世间烟火气，简直赛似天外清音。
1913年12月中旬，苏曼殊因暴食致疾，缠绵病榻，百无聊赖，在东京写信给国内的至交刘三，堪称绝妙好词：“芳草天涯，行人似梦，寒梅花下，新月如烟。未识海上刘三，肯为我善护群花否耶？”病中仍记挂着那些红火坑里的众姝，只有怜惜，只有关怀，并无一点亵玩之意。
佛家说：“色即是空，空即是色。”情禅一味原不是毫无依据。“忏尽情丝空色相”，“是空是色本无殊”，这多少有点像是在刀尖上跳舞，看上去很酷，却令人捏一把冷汗。八指头陀诗云：“自笑禅心如枯木，花枝相伴也无妨。”他是能够做到，曼殊则无法做到。他做不到身如槁木，心如死灰。他始终都在干一件苦事：自己跟自己拔河，左手与右手相搏。“与人无爱亦无嗔”，这是他的愿望，愿望而已。有人说：现代三大诗僧，八指头陀堪称大明大德，弘一法师是律宗第十一代传人，他们两人均修成了正果，惟独曼殊上人至死仍是一位佛祖不待搭理的花和尚，他的情禅终于妨碍了他的慧业。
苏曼殊的种种怪癖非常有名。“背人兀坐，歌哭无常”，还只是有点癫。他喜欢收集美人玉照，喜欢描绘女子发髻，也不算太出格。他视金钱如粪土，挥霍无度则非同小可。在他看来，朋友的钱便是自己的钱，有时取而不告，有时借而不还，好友陈独秀、何梅士、章士钊、刘三等人均多有领教的机会。不过朋友们谁也不会为银钱的事与他怄气。
曼殊“以绘画自遣，绘竟则焚之”，这不知让多少友人深感惋惜。他为刘三画《白门秋柳图》、《黄叶楼图》，乃是自愿。他不仅出于友谊，还敬重刘三的侠义之举，为邹容收殓遗骨，葬于自家黄叶楼下。他遵守然诺，为赵声画《饮马荒城图》，则是酬报死友，托人代他焚化于赵声墓前，颇有延陵季子墓门悬剑的古贤遗风。曼殊生性浪漫，对自己的画，旋作旋弃，而别人一开口索画，则又变得十分矜贵，轻易不肯下笔。南社好友高吹万千里寄缣，请曼殊绘制《寒隐图》，尚且一再稽延，频年难以到手，其他人就只有垂涎的份了。还是《太平洋报》总编叶楚伧有办法，他请曼殊作《汾堤吊梦图》，也是屡索不遂，于是心生一计。有一天，他闲谈时告诉曼殊，上海新到一批外国五香牛肉，闻香下马者不知凡几，他好不容易购得三斤，还有摩尔登糖和吕宋烟，一并放在楼上美术编辑室，曼殊有空可去品尝。曼殊听说美味在等他，就如同佳人有约，没有不去的道理。他三步并作两步上了楼，叶楚伧即在他身后锁上房门，声称，曼殊若不完成《汾堤吊梦图》，就别想出来。有美食，就有好心情，有好心情就有灵感，绘一幅画又有何难？有饵能钓大鲈鱼，叶楚伧果然得计。
曼殊豪于饮而雄于食，过于贪图口福，尤其喜欢饮冰水，吃糖果和五香牛肉，朋友们戏称他为“糖僧”和“牛肉大师”。他的观点是：酒肉穿肠过，佛祖心中坐，于精神毫无妨碍，我空，人空，宇宙空，今日之美食，不过是异日之尘埃，不吃白不吃。然而暴饮暴食损坏肠胃，最终要了他的命。
“舞低楼心杨柳月，歌尽桃花扇底风”，吃花酒要的就是这般情境和气氛，别人多半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曼殊却不仅仅满足于秀色可餐，而是放开肚量，将各种美味吃到盘碟见底。柳亚子回忆道：“君工愁善病，顾健饮啖，日食摩尔登糖三袋，谓是茶花女酷嗜之物。余尝以芋头饼二十枚饷之，一夕都尽，明日腹痛弗能起。”曼殊对性欲的控制力堪称天下第一，对食欲的控制力则堪称天下倒数第一。他写信给柳亚子，信中谈及自己病中贪食，颇为诙谐：“病骨支离，异域飘零，旧游如梦，能不悲哉！瑛前日略清爽，因背医生大吃年糕，故连日病势，又属不佳。每日服药三剂，牛乳少许。足下试思之，药岂得如八宝饭之容易入口耶？”在写给另一位朋友的信中，他也将自己那副老饕相活写如画：“月饼甚好！但分啖之，譬如老虎食蚊子。先生岂欲吊人胃口耶？此来幸多拿七八只。午后试新衣，并赴顺源食生姜炒鸡三大碟，虾仁面一小碗，苹果五个。明日肚子洞泄否，一任天命耳。”他明知多食伤身，仍然对各类佳肴欲拒还迎，照单全收，这真有点“瘾君子”不怕死的劲头了。
有一次，曼殊去易白沙处作客，宾主相谈甚欢，到了吃饭的时候，易白沙用中餐款待他。好家伙，曼殊真是肚量惊人，总共吃下炒面一碗，虾脍二盘，春卷十枚，还有许多糖果。易白沙以为曼殊手头拮据，多日挨饿，才会这样狼吞虎咽，便邀他明天再过来坐坐。曼殊连连摇头说：“不行，吃多了！明日须病，后日亦病。三日后当再来打扰。”
鲁迅对苏曼殊的诗文评价很高，对他的个人生活则不表恭维：“黄金白银，随手化尽，道是有钱去喝酒风光，没钱去庙里挂单。”曼殊去世前一两年，在东京十分落魄，有时竟会典当掉剩余的衣服，赤条条不能见客。这种有钱时饱撑一顿，无钱时饿瘪数天的生活方式，简直就是玩忽生命，调侃死神，结果折腾出大病来，终于医药罔效。
“不可无一，不可有二”的苏曼殊，无疑是天下第一多情种子，也是天下第一伤心词客，其诗篇，十之八九都是和血和泪写成，哀感顽艳，绝非无病呻吟。有时，我不免觉得奇怪，以其多愁多病之身，天既未假其年，人又常沮其意，却留下了那么多优美之极的诗词、小说、绘画和译著，还编纂出一部厚厚的《梵文典》，若非大智大慧，怎能成就？大学者马一浮曾对苏曼殊作十六字评语：“固有超悟，观所造述，智慧天发，非假人力。”堪称精当。真是可悲可惜，“千古文章未尽才”，“才如江海命如丝”，又掉入了一个天嫉多才的老套子。对于早熟的天才，上帝收割的镰刀确实要来得比平常更快，这一避无可避的自然规律横亘在曼殊眼前，他无法逾越。
春雨楼头尺八箫，何时归看浙江潮？
芒鞋破钵无人识，踏过樱花第几桥？
怎么会无人识呢？曼殊上人一袭袈裟，越八十余度春秋而来，正是西湖天心的朗月，水心的皓月，可望不可即，那出尘之姿，纵然丹青妙手，也难描画。
百年回眸谁与功
——记清末修律大臣沈家本与《大清新刑律》
？ 陈 浩
二十世纪初的清政府就如同汪洋大海中的一叶木舟，虫蛀风摧，内忧外患，已不堪重负。这时，就连亲手扼杀了戊戌变法的慈禧也意识到，老祖宗的法不变是不行了。1901年初，因八国联军攻入北京而逃往西安的这位慈禧太后下诏变法，称：“世有万古不易之常经，无一成罔变之治法。大抵法久则弊，法弊则更”，“法令不更，锢习不破，欲求振作，须议更张”〔1〕。
1902年，以光绪皇帝名义颁布的修律上谕说：“现在通商交涉事益繁多，著派沈家本、伍廷芳将现行的一切律例，按照交涉情形，参酌各国法律，悉心考订，妥为拟议，务期中外通行，有裨治理。俟修定呈览，候旨颁行。”〔2〕正是这道上谕把当时担任刑部侍郎的沈家本推到了修律变法的前台。此后十年，沈家本以开放的眼光、必成的决心，诚心修律，全力引领中国法律走出残酷野蛮状态，步入文明时代，立不朽之功，名垂青史。正如民国时期的法学家杨鸿烈所说：“沈氏是深入了解中国法系，且明白欧美日本法律的一个近代大法家。中国法系全在他手里承先启后，并且又是媒介东西方几大法系成为眷属的一个冰人。”〔3〕所谓“冰人”就是媒介之人。
1840年，沈家本出生于浙江湖州的一个诗书世家。稍懂历史的中国人都知道，正是这一年爆发的鸦片战争揭开了中国近代屈辱史的序幕。大清帝国在外国列强枪炮的威逼下不得不承认自己的年迈和虚弱，家门洞开，任由外国侵略者抢掠凌辱。沈家本降生在这样的年代里，必然也将承受时代的重负。
沈家本从小喜好读书，勤于思考，多年都不曾懈怠。《清史稿》中记载，沈家本“少读书，好深湛之思，于《周官》多创获”〔4〕。据沈家本自己的《借书记》载，仅二十一岁至二十五岁短短的五年时间就读了三百八十四部书，范围遍及经史子集、神仙怪异，连《测量法义》、《几何原理》、《海录》、《新释地备考全书》等早期西方传教士及近期译作，都被他尽收眼底〔5〕。当时捻军、苗民、太平天国等起义风起云涌，战火纷飞，时局动乱。因父亲已先外放贵州做官，沈家本携母亲及弟妹颠沛流离，先离京入黔，后反复出入湘黔。如此动荡，沈家本尚能好学不倦，实属难得。
结束辗转湘黔的艰难之行后，沈家本在同治三年即1864年开始在刑部任职。同治四年，浙江补行因战乱而停的乡试，沈家本参加了这次乡试并一试中举。后多次参加会试，谁知造物弄人，屡屡受挫，到光绪九年即1883年才金榜提名。这时距离第一次参加会试已经过去了十八年，沈家本已是人到中年。感慨于韶华流逝却功业未成，沈家本写道：“饥来驱我复何之，乞米长安岁月驰”，“雪泥鸿爪讯从头，弹指光阴去不留”〔6〕。
考取进士后，沈家本“专心法律之学”，成绩斐然，十多年中撰写了《刺字集》、《压线编》、《律例杂说》、《刑法杂考》等大量法律著作〔7〕。对于刑部重要案件，重要奏稿，堂官都点名交由沈家本处理，可见当时他“以律鸣于时”并非虚言。但就是这样一位精通律例、才干俱佳的人才，入刑部近三十年（1864～1993），未得重用，多年仍是司员，恐怕沈家本自己当时也认为会以老司员致仕终老。
按照晚清官场惯例，像沈家本这样的六部司员，必须先通过京察，京察一等才能外放省道府当地方官，考察政绩后，再逐步升迁为封疆大吏或朝廷重臣。这原本也是无可厚非的。在中央的低级官员中选拔出佼佼者，出京历练，熟悉地方具体事务，增强才干，再委以重任，倒也还算不错的用人之道，但问题是选什么样的人出来。如果确是优秀人才，假以时日锻炼，自然容易培养出国家栋梁。但在清末，官场腐败、黑暗，官纪败坏，徇情枉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