貌似孔子。这个故事发生在公元前497年。“围于陈蔡”一说即缘于此。由于阳虎貌似孔子，这一回差点让孔子丢了性命。据《史记·孔子世家》记载，阳虎曾经未打招呼，擅自带兵过匡人之境去郑，因而得罪了匡人。孔子周游列国至匡（即陈蔡）时，被匡人误为阳虎，“拘焉五日”。后经人再三解释，消除误会，孔子才“得去”。这次事件，孔子及其徒子徒孙们一直耿耿于怀，将账算在阳虎身上。清人所著《隔帘花影》中有两诗句，即“曾参投抒疑慈母，阳虎招尤误圣人”，可谓二千多年以来拥孔者对阳虎怨愤之情的生动写照。
以上三个故事，在时间跨度上有三十余年，说明阳虎与孔子的矛盾由来已久，积怨之深，不难想象。谓阳虎为孔子一生中最憎恨之人，一点也不为过。从史料来看，骂阳虎为恶者，始于孔子。公元前502年，孔子大骂阳虎“陪臣执国命”〔2〕，晚年作《春秋》，大骂阳虎为“盗”，明显掺杂了个人成见，借以报复阳虎，让其遗臭万年。孔子骂阳虎，有些明显属于乱骂、昏骂，可为历史之笑柄。公元前501年，孔子得知阳虎奔晋投赵简子，即放言“赵氏其世有乱乎！”结果晋国不仅没有“乱”，反而在阳虎“善事简主，兴主之强”的情况下“几至于霸也”〔3〕。到春秋末期，晋国之强，排在一百二十余个诸侯国之首。其实，能证明孔子心胸狭窄的事例尚不只此，他诛少正卯就是一例。少正卯与孔子也是同时代的人，操教授之业，其影响一度盖过孔子，弄得孔子学堂是“三盈三虚”〔4〕，使其丢尽了颜面。后来，孔子当上鲁国司寇仅七天，即给少正卯罗织了五项罪名（心达而险，行僻而坚，言伪而辩，记丑而博，顺非而泽），大骂少正卯“小人之桀雄，不可以不诛也”。他杀了少正卯嫌不解恨，还让其尸体示众三日。孔子诛少正卯的这一行为，谓之为公报私仇、假公济私或许不当，但谓之为公私兼顾，则于理成焉。满口仁义道德的孔子杀起人来，同样不眨眼，同样干净利索。古往今来，文人杀人，又岂止孔子一人！
二、不善树人
孔子在教书育人方面的确很有一套，是开我国私学之先河者之一。《史记》称，孔门弟子三千，其中贤者七十有二，可谓“桃李满天下。”而且弟子承继师业，再传弟子层出不穷，绵延不断，孟子就是受业于孔子弟子子思之门人。孔子弟子原宪、公晳哀“死而已四百余年，而弟子志之不倦”，这还只是司马迁修《史记》前之境况。
孔子授业极具专业性，所授内容亦极规范、系统，包括“文，行，忠，信”等四个方面〔5〕。其中“忠”、“信”是孔子特别强调的，而且教学效果极佳。在孔子众多弟子中，后来背叛孔子的据说只有公伯寮一人。而史学界对此人是否为叛徒，尚有争议〔6〕。孔子死后，其弟子集体为其守墓三年，子贡又三年，哭尽哀而去，敬之如父。
作为孔子的徒子徒孙，自然都尊崇孔子，想方设法将孔子的思想不断发扬光大。孔子死后，其弟子分述与孔子的对话内容，结集成《论语》，以寄托对老师的哀思，让老师思想流传百世。我们今天所了解的孔子的思想，几乎都是通过其弟子或再传弟子的著述体现出来的。与其说《论语》是孔子的个人思想，不如说是孔子及孔门弟子集体智慧的结晶。
孔子的弟子及再传弟子，不仅对孔子毕恭毕敬，而且顶礼膜拜，捧之至极。其弟子子贡将他比之“日月也”，“其生也荣，其死也哀”，若天之不可及〔7〕。其再传弟子孟子称赞孔子“自有生民以来，未有孔子也”〔8〕。孔子是出类拔萃的“圣之时者也。孔子之谓集大成”〔9〕。竭尽溢美之词。对于毁孔的言行，其弟子则是不依不饶，奋起而反击。如叔孙武叔毁孔子，子贡就很气愤，大声嚷嚷：“无以为也！仲尼不可毁也。
对孔子的弟子及再传弟子来说，老师的好恶，自然是自己的好恶。老师讨厌阳虎，唾骂阳虎，学生自然要效仿之。中国封建王朝的史官，几乎都是孔学之徒。这些人在修史时都不忘骂他阳虎一回。司马迁在《史记》中骂阳虎为“贼”。班固在《汉书》中骂阳虎为“盗”，并将阳虎列为三类九等人物之末。欧阳修在《新唐书》中骂阳虎为“盗”时，还添油加醋，言阳虎除窃了鲁国之“大弓、宝玉”外，还盗了“《春秋》书”，骂出了新意。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骂阳虎为“祸根”。凡此等等，不一而足。历朝的文人骚客也有不少加入骂者行列的。唐朝诗人白居易诗云：“季桓心岂忠，其富过周公。阳货道岂正，其权执国命。”〔10〕视阳虎为犯上作乱之徒。同为唐代诗人的李端亦诗曰：“乐生东去终居赵，阳虎北辕翻适楚。世间反复不易陈，缄此贻君泪如雨。”〔11〕视阳虎为本性游移、随时叛主的小人。清代诗人魏源在《江南吟》第十章的《阿芙蓉》中亦骂过阳虎：“儒臣鹦鹉巧学舌，康臣阳虎能窃弓。”不只如此，一些相书、医书作者也不失时机地大骂阳虎。古之相书《神像全编》的作者认为，看人应看其心性，“孔子河目而阳虎类之，一圣一狂，天渊之悬，是不可不辨”，大骂阳虎为狂徒。清代名医吴楚天士在比较药理时说：“如阳虎貌似孔子，若徒取其貌之似，则阳虎亦大圣人矣！孰知其为大奸大恶也乎？药之似对症而实与症相反者，亦犹是也。”〔12〕官骂与民骂上下呼应，连成一片，声势浩大，正所谓墙倒众人推。
相比之下，阳虎在培养门人方面则做得极差，这是他人生的一个败笔。阳虎是个实干家，在刀光剑影的伴随下去实践自己的理想。他没有时间以通过办班的形式招收门徒，以系统地传授自己的思想，扎实地培养自己的忠实信徒，而只能采用速成的办法，将一些人收之门下，安排职位，借以加强和巩固自己在官场的势力。事实表明，他的这种投机取巧的做法，犯的不是一般的错，而是大错特错。他的门人不过是一群乌合之众，毫无忠信可言。阳虎在鲁国未能最后站稳脚跟，奔齐后又被逐，亡命天涯，几乎无栖身之地，与他门下弟子背叛有很大的关系。对此，阳虎亦不否认。《韩非·外储说左下》有一段阳虎与赵简子的对话，即是明证。阳虎逃到赵国后，有一次，“简主问曰：‘吾闻子善树人。’虎曰：‘臣居鲁，树三人，皆为令尹。及虎抵罪于鲁，皆搜索于虎也。臣居齐，荐三人。一人得近王，一人为县令，一人为候吏。及臣得罪，近王者不见臣，县令者迎臣执缚，候吏者追臣至境上，不及而止。虎不善树人。”可见，阳虎的弟子，不是一个、两个叛变，而是大批的叛变；不仅不捧他、吹他，反而要抓他，要他的老命。不难想见，阳虎在与赵简子对话时，其心境一定是悲凉到了极点。唐朝大诗人李白诗曰：“赤心用尽为知己，黄金不惜栽桃李。桃李栽来几度春，一回花落一回新。”〔13〕其中，“栽桃李”用的就是阳虎不善树人的典故。可见，诗人对阳虎的遭遇也是唏嘘不已。
孔子一生也有做官的政治抱负，其周游列国的目的之一就是为了推销自己，希望有人赏识，借以进入仕途。不客气地讲，孔子想做官，曾一度到了痴迷的程度，甚至差点做出了傻事来。公山不狃亦是春秋时期的一大“恶人”。据《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公山不狃以费畔季氏，使人召孔子。孔子循道弥久，温温无所试，莫能己用，曰：‘盖周文、武起丰镐而王，今费虽小，傥庶几乎！’欲往。子路不说，止孔子。孔子曰：‘夫召我者岂徒哉？如用我，其为东周乎！’然亦卒不行。”由此可见，若不是子路爱惜老师的名誉，力劝孔子放弃糊涂的想法，孔子或许真的会与公山不狃同流合污。这样一来，孔子的历史恐怕就要改写，其脸谱也要另描了。孔子在鲁国做过“中都宰”、“小司空”、“大司寇”，前后约有四年时间（即公元前501年到公元前497年）。但在其他年龄段，则一直不顺：要么无人赏识没得做，要么与人政见有异不愿做。在这种情况下，孔子被迫潜心学问，专心授业。正如《史记·孔子世家》所言，孔子“退而修《诗》、《书》、《礼》、《乐》，弟子弥众，至自远方，莫不受业焉”。没想到，歪打正着，官未做成，倒成就了孔子的另一番事业。孔子因此而成为“儒学教主”、“万世师表”。这一点，不仅阳虎没想到，恐怕连孔子本人也未曾料及。
三、政见不同
阳虎是一位我行我素、口无遮拦的人。在某种意义上讲，他的性格决定了他必然要与当权者或有势力的人发生冲突，为后者所不齿。
被史料记载下来的阳虎言论远不及孔子的多，可谓雪泥鸿爪。不过，从这些流传下来的、少得可怜的阳虎言论中，我们仍然可以看出，阳虎不失为一位语言大师。在前面提到的阳虎与孔子的对话中，阳虎所说的“日月逝矣，岁不我与”一句，就极富哲理味道。以致有人认为，孔子答应出来做官，就是被阳虎这句话感动所致。因为，在这次对话中，阳虎一共提了三个问题。前两个问题，阳虎是自问自答，孔子是站在一旁默不作声。只有阳虎在提出第三个问题“日月逝矣，岁不我与”时，孔子才回答：“诺，吾将仕矣。”孔子后来所说的“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14〕，也是受了阳虎的启发。不管是否如此，我认为，阳虎的语言天赋、哲理思维决不在孔子之下。他的“日月逝矣，岁不我与”完全可以与孔子的“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相媲美，有异曲同工之妙，难分伯仲。但是，阳虎有些话，确实是说过了头，过于绝对化，没留丝毫的回旋余地。
阳虎有一句千古名言——“为富不仁矣；为仁不富矣。”〔15〕也许，阳虎这句话是针对当时的社会状况有感而发的，并且恰如其分。因为，当时的中国是个农业社会，轻商重农，实行的是专制统治，敛财或者发家致富的手段不外乎横征暴敛，巧取豪夺。显然，这些手段都是不仁的。然而，从纯立论的角度言之，阳虎的这句话就存在着硬伤，容易遭人非难，被人驳倒。因为，“富”与“仁”，应是对立统一的关系，完全可以做到“为富且仁”。两千多年以来，阳虎这句话一直被作为靶子，遭到人们的批评和鄙弃，甚至有人认为，阳虎就属于“亲富不亲仁”之辈〔16〕，将“为富不仁”的粪盆子扣在阳虎的头上。在专制社会的中国，不管是哪一朝哪一代，富人几乎都是当权者或者有势力的人。按阳虎的说法，他们都是“为富不仁”者。很显然，这是他们不能承认和接受的。
而孔子则不一样。从现有的史料看，孔子并没有直接谈到“富”与“仁”的关系问题，而只谈到“利”与“义”的关系。在利益面前，孔子强调“义以为上”，义是人的行为的最高准则，要“见利思义”、“义然后取”〔17〕。由此可见，孔子将“利”与“义”并没有绝对地对立起来。他的这种观点，尽管模糊，但对当权者或者有势力的人来说，还是能够接受的。
阳虎还有一句话：“主贤明则悉心以事之，不肖则饰奸而试之。”〔18〕对此，郭沫若十分欣赏。他认为，“这确实是含有些革命的精神在里面的”〔19〕。不过，当权者可不容许属下像阳虎所说的这么干，让自己的性命丢掉。而在这一点上，孔子的观点则要温和得多，他主张“以道事君”。他说：“所谓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则止。”〔20〕他所说的“止”，是辞职，或另投明君。不管君如何昏聩荒淫，孔子都不主张推翻，更不主张杀掉。两者相较，阳虎走的是极端，孔子走的是“中庸”。阳虎在实践中也是这么做的，如“执囚桓子”即是其例〔21〕。他的这种不“安分守己”的行为，破坏了官场上的游戏规则。后来，扣在他头上的“乱臣贼子”帽子也由此而来。
由于阳虎的不慎言论和极端做法，为中国历朝历代统治者所不容。所以，二千多年以来，对阳虎的谩骂，不论是官骂，还是民骂，统治者都是睁一眼闭一眼，放任自流。这也是对阳虎的骂声二千多年来一直不绝的重要原因。
结 语
其实，阳虎“勇猛过人，智谋百出”，是中国历史上一位了不起的人物。孔子及其徒子徒孙骂他，是因为政见不同和私人恩怨。在中国封建社会时期，统治者容许人们随意谩骂阳虎、丑化阳虎，是因为阳虎的一些言行，不利于他们的统治或有损于他们自我称榜的“仁德”形象。今人对阳虎，应作客观评价，公正对待，不可不分就里，鹦鹉学舌似的乱骂一通。孔子固然可敬，但阳虎也不致落骂。对阳虎的骂声应该休矣。
注释：
〔1〕〔2〕〔21〕《史记·孔子世家》。
〔3〕〔18〕《韩非子·外储说左下》。
〔4〕《论衡·讲瑞》。
〔5〕《论语·述而》。
〔6〕李启谦：《孔子弟子研究》。
〔7〕《论语·子张》。
〔8〕《孟子·公孙丑上》。
〔9〕《孟子·万章下》。
〔10〕《叹鲁二首》。
〔11〕《杂歌》。
〔12〕《医医十病》。
〔13〕《少年行》。
〔14〕《论语·子罕》。
〔15〕《孟子·滕文公上》。
〔16〕《左传·定公》。
〔17〕〔20〕《论语·宪问》。
〔19〕《十批判书》。
鸿雁传书及其他
？ 眭达明
引 言
关于通信，古代流传着许多生动的故事和传说，其中最有名的是“鸿雁传书”的典故。
据《史记》记载，汉武帝天汉元年（公元前100年），中郎将苏武出使匈奴，被长期拘留，关押在北海（今贝加尔湖）苦寒地带多年。后来，汉朝派使者要求匈奴释放苏武，匈奴单于却谎称苏武已死。与苏武一同出使匈奴的常惠秘密地见到了汉使者，告诉苏武并没有死，并让他对单于说：汉天子在上林苑打猎，射到一只鸿雁，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