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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大学士、临桂伯瞿式耜与兵部侍郎张同敞一同被俘，清兵统帅正是大明降将孔有德，孔自恃为孔子后裔进行劝降，瞿式耜、张同敞勃然大怒：“你乃毛文龙家走狗，递手本，倒夜壶，安得冒托先圣后裔？”孔有德被骂得羞愧难当，他将两人分别关押下狱，并私下里允其剃发为僧。两人不以为意，一连四十余日，每天赋诗唱和，大骂清廷。直到临刑之日，瞿式耜犹端正衣冠，南面而拜，张同敞被杀后，则直立不倒，头颅落地尚猛跳三下。瞿、张二人和唱之诗不下几十首，其中一首唱道：
从容待死与城亡，千古忠臣自主张。
三百年来恩泽灭，头丝犹带满天香。
而与之成为鲜明对照的，是那些被汉人骂为“汉奸”又被满洲皇帝称为“贰臣”的高官厚禄者。明天启年间进士、翰林院侍读孙之獬，降清后被授礼部侍郎，是在朝第一个剃发留辫、衣冠满服的汉大臣。当时“薙发令”未下，上朝满、汉大臣各自妆束分别而立，孙之獬上朝后站在汉大臣一边，汉大臣骂他沐猴而冠不准他入列；他又站到满大臣一边，满大臣也笑他不伦不类赶他出列，弄得他尴尬万分。后他被清廷夺官还乡。顺治四年，义军攻破他的家乡淄川城，将他的发辫割下来，将缕缕青丝栽入他的头皮游街示众，万般羞侮后将其处死。
可以说，终清一代，满汉畛域从未弭平，但满族人能以二十几万人口统治中国二百八十多年，在大政策上有很多是高过朱明王朝的。从清初撤辽饷、练饷、剿饷到康乾盛世的“滋生人丁永不加赋”，从不再修葺长城到平定准噶尔、收复台湾和中俄雅布萨之战，满族人都是站在大中华的立场上为君为国的，直至最后牺牲了本民族的语言、文字而融入了中华大家庭。偏偏在相对语言、文字而次要得多的剃发和衣冠上，满族人固执得非要为自己埋下灭亡的种子。
明代崇祯年间进士陈名夏，入翰林后官至明代都察院户、兵二科都给事中，李闯王入京他投降农民军，大清兵入关，他再拜在睿亲王多尔衮的帐下，被封为清朝的吏部尚书（部长），授弘文院大学士，进少保兼太子太保。这位朝三暮四的三朝叛臣，在人品上比孙之獬还要卑劣，但他偏偏看出了清代强行剃发和推行满洲服饰的可怕后果。顺治十一年，陈名夏被弹劾处死，其罪状数款均难查实，惟有一条“留发复衣冠，天下即太平”他自己供认不讳。陈名夏一生狡狯，惟此一句心里话，却断送了自己的身家性命。
至于那位大汉奸洪承畴，倒比陈名夏聪明得多，他眼见在剃发衣冠上，再也说不动满洲统治者，立即退一步向朝廷进了一个“三从三不从”的奏章，即男从女不从，官从吏不从，生从死不从。从此后的三百年间，汉族女人可以穿明代衣裙、梳汉式发髻，衙署的吏役可以着汉式的差服；死人入殓亦可打开发辫穿汉式衣衫。这样一来，倒稍稍缓和了平民百姓对异族习俗的抵触情绪。有人说，这是洪承畴屠杀汉人太多了，良心发现后为汉人争得的一点权利。实际上，这正是大汉奸的高明之处，他早已看透了满洲人狭隘的民族情结肯定挡不住亿万汉人对本民族文化的热爱，他的“三从三不从”，正是想为满洲主子填平民族沟壑而不得的无奈之举。
纵观大清三百年，果然历年历代的叛乱者也好、造反者也好，大都是假以“复我大汉衣冠”揭竿而起的。吴三桂之乱，公开的口号就是反清复汉，恢复衣冠，散辫留发；川楚白莲教，上百万教众打开发辫横行江南数省，搅得太上皇帝乾隆死不瞑目，在临终当年的山庄林下戏题碑上还留下他“二竖获日指，一章捷望天”的哀鸣，康乾盛世从此江河日下；太平天国定都江宁更名天京，偏师北伐撼动京津，历道光、咸丰、同治三朝，势力囊括全国十三行省的半数以上，实是动摇大清帝国根基的一次最大革命。而加入太平军的首要条件，就是不留发辫。故此，对同与太平军性质相同的起义组织，如小刀会、天地会、捻军、黑旗军等，满洲统治者一律恶毒地咒骂为“长毛”。
公元1911年，旧历辛亥年，中国爆发了武昌起义，大清王朝在隆隆的炮声中倒坍。革命的意义当然不止于此，而是在中国大地上延续了几千年的封建统治，宣告了最后终结。但是，这场地覆天翻的革命之初，国父孙中山先生提出的口号，就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其最明显的标志就是剪发辫。“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的铁血口号被翻成了“留辫不留头，留头不留辫”，再次响遍了九州大地。此次为满洲人那条发辫殉礼的，居然不是摄政王爷载沣，更不是宣统皇上溥仪，倒是一群来自江南的道地汉人。
张勋，字少轩，江西奉新人。清末曾任江苏巡抚摄两江总督，清亡后依然孝忠清廷。民国政府先后授予他定武上将军、长江巡阅使、江苏都督、安徽督军等职爵。但面对民国的剪发令，张勋甚至指着棺材发誓：“可死不可从。”其所部定武军二万余兵，也誓死不剪发辫，被人们指为“辫子军”。民国六年（1917年）六月，张勋借口调停大总统黎元洪与国务总理段祺瑞关于是否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之争，率十营五千“辫子军”入京复辟，解散民国国会，拥戴废帝溥仪登极，宣布民国六年为宣统九年，任命中央部院大臣和各地封疆大吏，并自封为忠勇亲王。一时间，北京城早已被用作装殓死尸的朝冠蟒袍每套从二十元涨到一百二十元，到处是头戴假辫子和红顶花翎的人招摇过市，北京百姓嘲讽为“满大街跑祖宗”。这场闹剧上演了不到一个月，在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下，张勋几千名“辫子军”与六万“讨逆军”交火仅六天就一败涂地，北京城内不仅丢弃了张勋所部的大批枪械，还有“辫子兵”为逃亡而剪掉的满地大辫子。张勋独自逃入荷兰大使馆才躲过一劫，直到民国十二年（1923年）去世，他还拖着那条大辫子死而无悔。
康有为，字广厦，广东南海人，光绪年间进士，任清工部主事，曾七次“公车上书”要求维新，并领导过著名的百日维新运动，在慈禧的通缉下逃亡国外，此后则组织保皇会成为了顽固的保皇党。民国六年（1917年），他与张勋一同策划丁巳复辟，失败后致力著书立说，强调“一姓能顺天时，时自变，则一姓虽万世存，可也”，并大放厥词：“中国人不敬天，亦不敬主，不知留此膝以傲慢何为也！”不知这位死于民国十六年（1927年），脑后一直拖着辫子孝忠皇上的遗老知不知道，早在民国九年（1920年），宣统皇上溥仪就剪了辫子，而溥仪的亲阿玛、摄政王载沣剪得更早。真可惜了丁巳复辟的文武二圣人，倒像是奴才替主子奔丧，人家都脱了孝服花天酒地，他们还在抱着哭丧棒哀嚎，另外的一种喧宾夺主。
梁鼎芬，字节庵，广东番禺人，光绪六年进士，入翰林任编修，清时任武昌知府、湖北布政使（常务副省长），光绪三十二年曾弹劾庆亲王和袁世凯被撤职，民国后被小朝廷任命为“懋勤殿行走”。他誓死孝忠清王朝，自请到西陵为光绪皇帝守陵寝。民国二年（1913年）冬，光绪皇帝和隆裕太后的棺椁“奉安”，民国政府前往易县梁格庄灵棚为前朝帝后致丧。国务总理赵秉钧带领一群国务委员均到场换上满清衣冠，惟独清代山东巡抚、民国外交总长孙宝琦仍穿着民国礼服。梁鼎芬当即上前质问：“你是哪国人？”当孙宝琦一片茫然时，他又借题发挥：“你忘了你是孙诒经的儿子！你做过大清的官，你今天穿着这身衣服，行这样的礼，来见先帝先后，你有廉耻吗？你——是个什么东西！”这场闹剧后，梁鼎芬又用装入瓶中的西陵雪水，到京城遗老家中去募捐为皇陵栽树，直到民国六年（1917年），才拖着一条花白的发辫告别人世。想这位饱读诗书的三榜进士，肯定读过中国的历史，他应该知道满清的发辫和衣冠是怎样穿戴到汉人头上身上的，这简直是不要祖宗的愚忠！
倒是革命者心中光明磊落，面对有如梁鼎芬一样的责问，国民军北京警备总司令鹿钟麟的回答可谓义正辞严。民国十三年（1924年）十一月初，冯玉祥北京政变胜利后，赶走了贿选北洋政府大总统曹锟，立即决定驱逐清废帝溥仪出宫。当鹿钟麟带领军警各十二人进宫向小朝廷发出最后通谍时，内务府大臣绍英居然问：“你不是故相鹿传霖的一家吗？为什么这样逼我们？我大清入关以来，宽容为政，没有对不起百姓的事，况优待条件尚在，怎么能这样办呢？”鹿钟麟回答：“满清入关的‘扬州十日’、‘嘉定三屠’，老百姓是永远忘不了的。张勋复辟，颠覆民国，优待条件早已被清室所毁弃。”二百多年前为剃发留辫所强加给汉人的屈辱，终于在这一天得到了清算。清废帝溥仪很快在国民军的监视下，仓皇搬出了紫禁城。
实际上，留发还是剃头，束发还是梳辫，完全是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长期的生活习惯使然，根本没有必要作为两个民族水火不相容的文化标志而大动干戈。汉民族自古以耕种为业，春种秋收的慢节奏生活养成了束发和衣袍宽大的习惯。而满族人乃至蒙古、契丹、女真、羌、氐、羯、鲜卑、匈奴等生活在草原大漠的少数民族，逐水草而居，以狩猎为生，屠熊猎虎的搏斗，怎么能让额前的长发迷了自己的眼睛，追风逐电的奔驰，更忌讳被树丛挂住飘动的袍衫，故此他们往往剃发结辫、箭衣窄袖。就为这各自的生活习惯，汉满你死我活争斗了近三百年。但随着农业文明和游牧文明逐渐隐退，在工业革命的强大动力面前，束发和梳辫，汉装与胡服，统统都成了过去，连曾经高喊“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孙中山先生都认识到，要推翻的是封建皇帝，绝不单单是一根发辫，中国人不能再退回到朱明王朝的年月。为此，他在剪了大辫子之后，没再束起长发，而是像欧美人一样留起了分头；他在脱掉了满洲的马褂胡服之后，也没再穿上明代的长袍，而是独创了中国人的“中山装”，就连那“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狭隘民族主义口号，都被他换成了“民族、民权、民生”的三民主义。倒是清政府并不曾强令汉族女人穿着的旗袍，在国母宋庆龄等人的大力推广下，如今已成为全球华人妇女最有魅力的时装。
怪不得近三百年的头发之争，随着社会发展的大潮日益沉寂下来。顺治初年，汉人在满洲人的钢刀压迫下，暗自以正月不剃头来寄托对自己民族旧俗的思念，也可能为逃过统治者的警觉有意将“思旧”读成了“死舅”，也可能人多口杂将“思旧”误传成“死舅”，后来随着清王朝的覆灭和全球工业化的进程，束发与梳辫都成为了历史陈迹，人们早已将思旧的情绪深深忘却，剩下的恐怕是那以讹传讹的娘舅情怀。今天我们追本溯源，终于澄清了正月不剃头与舅舅的生死无任何关系，只希望所有的天下人，正月里头发长了该进理发馆就进理发馆。更希望所有的天下人也深深地记住，关于留发留头而搏杀了数百年的这段大案，早已被历史留在了昨天，滔滔滚滚不断前进的，一定是一个又一个崭新的时代，正像唐代诗圣杜甫一千多年前留下的那句名言：
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
进士娇娃会平康
？ 楚 人
古代中国的娼妓发展史，有文献可征，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战国策·东周策》记载说：“齐桓公宫中七市，女闾七百，国人非之。”鲍彪注释说：“闾，里中门也。为门为市于宫中，使女子居之。”这些被“国人非之”的“女闾”究竟是什么玩意儿呢？清代周亮工在《书影》卷四中说：“女闾七百，齐桓（公）征夜合之资，以佐军兴，皆寡妇也。”所谓“征夜合之资”，明白易懂，无须解释；“以佐军兴”，则为的是敛财以富国强兵；设在宫中，服务的对象当然都是贵族成员。在宫中蓄养女乐以供统治阶级内部淫乱，古已有之，但这个将娼妓作为一种“事业”进行商业性操作的怪点子是当时齐国的著名政治家、改革家管仲（管子）想出来的。明末清初的文士余怀在《板桥杂记·后跋》中说：“管仲相（齐）桓公，置女闾七百，征其夜合之资以富国。”果然，在管仲的全力襄助下，齐国的国力大振，齐桓公也成为了春秋时期的第一个诸侯霸主，其中似也有妓女的一份微薄贡献。
在春秋霸主中，齐桓公是一个有名的好色之徒，他曾经爽快地对管仲说：“寡人有疾，寡人好色。”管仲说，不要紧，好色乃人之常情，“无害也”。但是，齐国设置“女闾”，远远不止是为了满足贵族阶级的淫乱和试图敛财以富国强兵，有时还作为一种迷魂的武器应用于政治外交。据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公元前496年，孔子由大司寇摄鲁国的相位，齐国人听说后，非常忧惧，认为孔子主持国政后，鲁国必定能够成为霸主，而齐国地近鲁国，将首先受到威胁，“于是选齐国中女子好者八十人，皆衣文衣而舞康乐”，加上一百二十匹良马，一道送给鲁国国君。鲁国国君和掌握实权的贵族季桓子“受齐女乐，三日不听政”，“往观终日，怠于政事”。儒家的这位祖师爷孔老夫子当然看不惯这种将“食色性也”发展到极致的荒淫误政之举，是可忍，孰不可忍！于是决定不再担任这个鸟司寇，“拜拜”走人。这就是《论语·微子》中所记载的：“齐人归女乐，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齐国人的目的终于达到了。
官妓之设始于此；设妓院创收，征收颇似晚近时代特种营业税的“夜合之资”以富国强兵亦始于此。之后，官妓的设置便沿袭下来，民间的妓家也与此相伴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