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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所炮制的种种笑料，所呈现的狂欢场面，只不过是对大众欲求、趣味、幻想的复制而已，是一种虚假快乐的传销。英国社会学家齐格蒙·鲍曼认为，消费主义的欺骗性主要表现在两点，一是藐视公正原则，二是藐视自我实现原则。消费文化所标榜的幸福生活，所承诺的无穷回报，所炫耀的豪华享受，蕴含着对弱者的歧视、对女人的玩弄、对孩子的误导。它诱惑人们去奔赴一个不属于自己的目标，陷入想象性身份的迷恋当中，结局只能是真相缺席、个性迷失、自我丧失。在这样一个“娱乐至死”的时代，有一种无形的禁忌在实行，即个人化的痛苦与悲哀不得宣示。《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卡拉是条狗》等电视剧里面，已经没有了“哀其不幸”的悲剧感，响彻耳边的是一种空洞的歌声“今个儿高兴、高兴、真啊真高兴”。这种无力的抚慰因为缺乏力量支持，只能按照“谣言重复千遍就是真理”的思路，通过喋喋不休的办法来进行强化记忆。高兴！高兴！！高兴！！！这种喧嚣的语式是对“我为什么高兴？”“我为什么不能说自己不高兴？”等问题的阻挡和遏制。制造集体的平庸和快乐是媒体时代的一种商业策略。因为没有流行、没有趋之若鹜的疯狂，就没有巨额的利润。
在大众文化的批发复制链条上，儿童是被忽略的一环。大众文化是拒绝启蒙、消解启蒙、对抗启蒙的文化。而“立人”是启蒙价值指向，幼者本位的发现是人的发现的重要内容。在《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一文中，鲁迅先生对父权文化进行尖锐的批判：“儿子有话，却在未说之前早已错了。”让孩子用孩子的方式说话，也是“救救孩子”的一种手段。鲁迅说：“小的时候，不把他当人，大了以后，也做不了人。”鲁迅的意思很明显，就是要求尊重儿童用自己的方式思维、梦想和表达的权利。而今，泛滥的影像文化玷污了儿童的目光，进而使儿童的语言和心灵渐渐丧失了儿童的特征。儿童的嘴里唱的是港台歌星的爱情歌曲，模仿明星嗲声嗲气说话，脱口而出的是某某口服液、减肥茶、卫生巾的广告词，诸如“女人挺好”、“今天你泡了吗？”、“想和你亲嘴”之类。这无疑是对儿童无意识和美德的根植式破坏。儿童真正的本能和需求被遮蔽了，儿童的情感和想象无人理睬。“低龄写作”在媒体的炒作下被冠以“新新人类”、“八十后”之类的名号，写作内容却是成人化的，一个十二三岁的女孩就在作品中大谈情感与欲望，用的是那种比较老道、暧昧和酷的语言，有的小作家甚至用三角恋爱、婚外恋的模式来描写青春期情感，企图演绎《花样年华》的青春版。与之相对应的是，成年人开始“扮嫩”，大学校园流行“奶瓶族”，网上尽是“东东”、“PP”之类的童稚化语言。到底是什么东西侵蚀了童年和成年的分界线？微型的成人和苍老的儿童都是一种文化怪胎。尼尔·波兹曼说：“我们的文化会忘记它需要童年的存在，这是不可想象的。但是，它已经要忘记儿童需要童年了。”在快餐文化的催动下，一切似乎都可以速成。被传媒操纵的少年作家、少年明星、少年天才更是迫不及待地践行张爱玲那句“出名要趁早”的名言。这样，暴得大名的少年作家，只能不断地口出狂言来掩饰内心的浅薄。
童年的流逝加剧了当下社会的势利和世故。童年作为一种精神寄托，显示了一个时代的诗性气质。法国诗人保罗·艾吕雅说：“诗人应该是一个孩子，即使他已白发苍苍、血管硬化。”拥有一个天真无邪、纯洁美丽的童年是生活勇气、信念、信心和激情得以长久持续的保证。祖先的深度决定了当下生活的内涵和精神份量，而童年的纯度则决定了生活的期待与可能性的大小。生活是一个过程，是从童年启程所抵达的生命坐标、所饱览的生命风景，而如今却被物质生活压缩成了近乎一次性消费的选择。时间是平面化的，没有向纵深穿行的历练和刺激。枯竭的童年像一张茫然的脸，看着欲火中烧、行色匆匆的人们，不由得发出这样的疑问：“你们在拼命攫取什么？企图占有什么？”
童年不是一种疏离的经验，它给人以亲切感。一个人面对世界的方式、态度和立场的形成，都能在它的童年里面找到依据。一个人只有在童年时期充分地游戏、幻想，才能够获得一个健康、成熟的人生。童年乌托邦看似无用，像是一段无所事事的时光，却不容许从人的一生中删去。只有技术神话、商业陷阱、明星绯闻的时代，终将是一堆心灵废墟。现代都市变着花样打造着造梦工程，用数码复制技术所制造的美女形象美轮美奂，这些富有诱惑力的画面所营造的物质主义氛围，把我们这个时代的孩子也一并裹挟了进去。尼尔·波兹曼将儿童精神生态的恶化归罪于媒体和电子技术。他说：“至于童年的概念，我相信，长远来看它一定会成为当今科技发展的牺牲品。电的发明搅乱了使童年产生并得到培育的信息环境。”在这种高技术、低情感的环境中，童年成为一笔不可再生的资源，消耗掉了，就再也无处寻觅。剩下的是矫情的追忆与怀旧，精神故乡被无情地放逐，没有什么东西能够让我们平静下来。作家孙甘露在他的《上海的时间玩偶》一书中写下了这样一句伤感而又意味深长的话：“忽然，我的童年结束了。”是啊，时代就这样让人措手不及。
（＇美＇尼尔·波兹曼著、吴燕莛译：《童年的消逝》，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5月第1版。）
谈诗与隐遁
——读李青松“归隐系列”有感？ 石天河读了诗人李青松赠送给我的四部诗集，颇感新奇。而最觉得奇特的是：这样一个中青年诗人，竟然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在过着“隐遁”的生活。而他一面在“隐遁”，一面又在出版“隐遁系列”的诗集。似乎生活上想“隐”，避去一些世俗纷纭的烦恼；而精神上又“隐”不住，不得不在诗里面把自己的心灵情感表现出来，寻求与他人的对话。这种灵与肉分离的矛盾现象，使我一下子就想到了孟浩然的那首《岁暮归南山》：“北阙休上书，南山归敝庐。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疏。白发催年老，青阳逼岁除。永怀愁不寐，松月夜窗虚。”这首诗，可说是孟浩然在发牢骚时不自觉地揭出了自己做“隐士”的心理底蕴。孟浩然年纪轻轻就在学人家做“隐士”，他以为“隐士”隐到一定时候就会出名。那时，达官贵人就会找上门来请他出去做官。古人的“以隐求名”，实际上目的还是想“求官”，似乎是一种公开的秘密。可是，孟浩然太憨了。他不知道，别人一面当“隐士”，一面还是在和做官的人交朋友，如后世的陈眉公那样“翩然一只云中鹤，飞去飞来宰相衙”，才能达到“隐而名”、“隐而官”、“隐而参政”、“隐而跻身于权贵之列”的目的。孟浩然憨憨的只是一个“隐”，谁会理他呢？所以，“隐”到四十岁上，到底“隐”不住了，才想到还是要到京城里去正儿八经地求个功名。可他没有想到，求功名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自己隐居在乡下多年，孤陋寡闻，既不知天下大事，又不懂官场厉害，想去考个进士，哪能考得上？好不容易在长安才学会了和名人交朋友：一个是当时的名宰相张九龄，一个是当时的名诗人王维，总算是进入了名人行列（其所以后来连李白也要说几句“吾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来为他捧场，就因为在长安他确实已经出名了）。可是，要推荐他做官，诗人王维是不顶事的。惟一的能给他帮得上忙的张九龄，又在官场内斗中败下阵来，被罢了相。哪个封建朝廷里，还有谁会来抬举一个只会写几句诗的乡巴佬呢？没法，到了“岁暮”，看长安千家万户都在热热闹闹的忙过年，自己孑然一身，什么也没捞着，这日子怎么过？只好还是满腹牢骚地“归南山”。后来，还亏得张九龄贬官到荆州时，携带他去做了个“从事”（相当于现在的“市长助理”），算是过了一把“官”瘾。他那诗里，明明是想骂那个“花花公子”式的昏皇帝唐玄宗不重人才，可在那封建专制的天威之下，又不敢骂，只好反过来骂自己“不才”，把昏皇帝称为“明主”。明明是在埋怨那些势利眼的朋友，无缘无故地疏远了自己，可又怕说气话会更多地得罪人，只好用自己“多病”来作掩盖。这光景，实在是够尴尬的了。所以，在翻来覆去想不通的失眠之夜，他感到了自己的一切努力，都只落了个竹篮打水一场空：“永怀愁不寐，松月夜窗虚。”一个“虚”字，泄出了他对“松月夜窗”式的隐居生活全是“白淘神”的伤感。由此可见，孟浩然那“以隐求名、以隐求官”的“隐——仕”之道，是完全失败了的。只是在经过了一次次的失败以后，他才渐渐明白了自己不是做官的那种材料，后来，回归到鹿门山，才真正变成了一个平心静气、一味在山林情趣中去寻求诗意的隐居诗人。他也许并不曾想过“以隐求诗”，可一个人淡泊了名利之心以后，他的诗就自自然然地写好了。那也并不是装出来的仙风道骨或佛理禅机，只不过是普普通通一个人，在散淡悠闲生活中的一种审美心境：“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再没有什么浮名浊利的纤尘碎影，只有在夜来风雨中飘落的花，才是他惟一关心的大自然之美。
“隐士”，可能是中国人首先发明的一种特殊“身份”。它大概是儒家文化与道家文化打伙捏造出来的一种“应世之道”。儒家所谓“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道家对政治的蔑弃，以及“尧让天下于许由，许由不受”的故事宣扬；“全生避害”和“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悉天下以奉一身，不取也”的人生说教，都为“隐士”之道，做出了一些精神规范。不过，儒家道家所说的那些道理，从历史事实来看，却还有一点不好懂，那就是：为什么从古至今，只有“隐士”朝朝代代都有，似乎一脉相传；而“隐农”、“隐工”、“隐商”却非常少见呢？也许与孔子同时的“长沮、桀溺耦而耕”，是古代的“隐农”，魏晋时竹林七贤的“嵇康蜡屐”，可以算得上“隐工”，那么，战国时“陶朱公泛舟五湖”，应该算是“隐商”吧。为什么这“隐农”、“隐工”、“隐商”后来都几乎并没有再出现过，只有“隐士”才不断线地流传下来呢？这多半是因为“农、工、商”就是那么一个行当，无所谓隐与不隐，只有“士”，才有一个“隐与不隐”（即做官还是不做官）的问题。这是因为，在中国社会里，“士”原本就是官僚的预备队。“士”和“仕”是同音字，“士”的出路就是“仕”（做官）。“士”的社会地位，其所以在“农、工、商”之上，也就因为它是统治者的官僚预备队。对“士”来说，这种“不耕而食、不织而衣”（俗话所谓“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特殊地位，应该是很值得珍惜的，却为什么会有人不愿做官呢﹖这一方面固然与儒家、道家的文化精神教养有关，另一方面，却大概是由于“士”所处的社会地位，即风险太大。历史传说中的“卫巫止谤”、“黄鸟歼良”，杀的是不是“士”，或是“文士”还是“武士”，由于时代过于悬远，弄不清楚，暂且撇开不说，但秦始皇“焚书坑儒”，则是比较明白地为成批的“杀士”开了个头。从那以后，“士”不仅可杀，可成批的杀，而且，历朝历代的封建统治者和争权窃位的封建政治集团，也越来越把“杀士”当成了树立专制权威的一种手段。东汉的“党锢之祸”，被杀、被禁锢终身的一二百人，都是当时名士。株连被杀、被流、被禁的家属、朋友、亲族、邻里等，多到六七百人。甚至为追捕一个“望门投止”的张俭，株连收禁拷问的人“布遍天下”（《资治通鉴》上是这样写的）。后来，三国时的曹操杀孔融、杨修，唐朝时柳宗元、刘禹锡、韩愈、白居易等著名诗人的遭罪被贬，宋朝时的“新旧党争”，明朝时的“东林党祸”，以及清朝时的一连串文字狱，几乎历朝历代的每一次政治风波，都有许多“士子”遭难或被杀。所以，“隐士”在中国历史上的出现可以说，主要是由于士子中许多人被杀怕了，不能不考虑“全生远祸”。同时，由于历史把士子也教聪明了些，他们中有些人看透了封建朝廷和官僚贵族的荒淫腐败、卑鄙险恶，不愿同流合污，所以，宁可不做官，放弃仕途，“高蹈远举”。在古代，所谓“全生远祸”与“高蹈远举”之法，无非就是“遁迹山林”去做“隐士”。这种“隐遁”现象，特别是在社会动乱、政治黑暗和改朝换代的时候，出现得最多。其中，有些人是从没有做过官或立志不做官的，谓之“处士”；有些人则是做了一阵官，心灰意冷才“弃官归隐”的“归隐之士”；也有一些，则是由于改朝换代，为了保持个人气节而决心不再做官的“节义之士”；还有一些，是由于修仙慕道或醉心艺术、怡情山水，想超世脱俗的“高士”。所以，“隐士”里面，其“隐”虽同，其志则不一，其中还混杂了一些“以隐求名、以隐求官”的“假隐士”。以致弄到后来，“隐士”之中，鱼龙混杂，真中有假，半真半假，假戏真做，弄假成真，各种情况都有，旁人就不容易分得清了。
“隐士”这个名词，原本是属于古代士子的，对现代知识分子已经不合适了。那么所谓“隐遁”之路，今后是不是也会因少有人走而长上青苔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