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如果茨威格是老子的信徒，他当然不会对富谢抱什么同情心。但恰恰相反，作为一个洞悉人性、精于心理分析的哲学家（当然不是学院意义上的哲学家），完全清楚只要政治还只是一个赌局，只要“胜者通吃”还是游戏的铁则，处在风口浪尖中的政治赌徒就会有怎样的个人理性选择，这选择当然也包括背叛在内。因此他完全是以历史哲学家般的深邃为富谢之辈作了减罪辩护：“每一种英雄传说，总是历史的一种精神后方，它和任何后方一样，自己未能亲身经历的美德非常轻巧地要求别人全都做到：漫无限制地牺牲人的生命，毫无保留地献身于英雄主义的疯狂，让别人英勇就义，让别人表示无谓的忠诚。拿破仑传说推行非好即坏的技巧，必然只认识它主人公的‘忠臣义士’和出卖它主人公的‘叛徒贼子’，对第一位拿破仑和日后那位恺撒似的疯狂的拿破仑之间不加区分。那第一位拿破仑，是那位凭着聪明和干劲又把和平和秩序还给他国家的那位。而日后的拿破仑则迷恋打仗，为了满足个人的权力欲，一而再地把世界毫无顾忌地拽进谋杀生灵的冒险行为之中。”
让我们从斯密绝妙的“经济人”论述重新回到政治，回到马克斯·韦伯那里，也许会看得更清楚。套用韦伯的术语，富谢这个“目的伦理”一无可取的家伙，借助其工具理性，实现了历史把他推到的那个位子所要求的“责任伦理”。但正如尽管经济人出于自利动机借助市场促成公益，我们仍然不能对市场机制盲目崇拜、仍然不能对资本家掉以轻心一样，我相信爱默生的论断：“每一种实验，不管集体做还是个人做，只有一种淫乐、自私的目的，就会失败。……只要我们的文明本质上还是一种财产的文明、防护的文明、排他的文明，它就会受到幻想的欺骗。”
富谢，这个从来不会为任何高尚事业献身、不会忠于任何崇高信仰的家伙，在抵押了自己的灵魂后换回了路易十八的一顶大臣帽子。但这一次他走得太远了，因为他背叛了自己，背叛了自己的历史——弑杀国王的刽子手。恢复元气的王室对其报复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了，富谢被路易十八像扔掉一只旧手套一样永远地放逐了。终于，这个政治的不倒翁倒下了，这个权力的暴发户破产了。1820年12月26日，曾经显赫一时的富谢悄无声息地死在异国他乡。
（〔奥〕斯蒂芬·茨威格著、张玉书译：《约瑟夫·富谢——一个政治性人物的肖像》，华夏出版社2004年版。）
注释：
〔1〕安东尼，恺撒的亲信。
〔2〕勃鲁托斯，刺杀恺撒的凶手。
〔3〕《圣经》中，扫罗为古罗马士兵，积极参加对早期基督徒的迫害，后为上帝感化，积极宣扬基督福音，从此改名为保罗。
偷不如偷不着
——《红楼梦》中的性爱及其他
？ 王 淼
在清代，《红楼梦》虽以“淫词小说”的名义被禁，但翻遍全书，其中真正涉及性爱描写的情节并不多，除了第六回“贾宝玉初试云雨情”写得比较露骨之外，倒是撩人想象的地方不胜枚举。在曹雪芹笔下，性总是表现得若即若离、迷离恍惚，总能让你在无性处看到性，也总会在关键的地方戛然而止，与同时代的各类艳情、性爱小说相比大异其趣，可谓不涉“性”事，却尽得风流。这样的意淫意味在贾宝玉与秦可卿之间梦幻般的性关系描写中达到了高潮。
话说有一日贾宝玉随了老祖宗、凤姐等一干人到宁府聊天赏梅，那宝玉竟一时倦怠，欲睡午觉，贾母于是将宝玉交予重孙妻秦氏安置。这秦氏小名唤作可卿，乃是贾蓉之妻，生得袅娜纤巧，又兼行事温柔和平，是贾府重孙媳辈中的第一个得意之人，自不在话下。可卿先将宝玉带到上房内间，偏偏宝玉对这里装修的世俗气甚不满意。可卿复将宝玉引到自己的寝室休息。刚刚走近房门，便有一股细细的女人香扑鼻而来，一时之间竟让宝玉难以自持，连骨头都觉酥软了。再看房内，只见壁上高挂着唐伯虎画的《海棠春睡图》，两边配有秦少游手书的对联“嫩寒锁梦因春冷，芳气笼人是酒香”，案上设着的是武则天用过的宝镜，以及赵飞燕立着舞过的金盘，盘内还盛放着一只木瓜，据说当年安禄山曾以此木瓜掷伤过杨贵妃的乳房，床上则有西子浣过的纱衾和红娘抱过的鸳枕，文字之间充斥着的性意味自然是不言自明的。那宝玉虽久在女儿群中厮混，却毕竟未历风月，更不曾见识过这等阵势，只觉得有一种莫名的冲动正在体内氤氲，不大一会儿，即在带有可卿体香的被衾中昏昏睡去。且说宝玉睡意正浓，朦胧间觉得秦氏带他来到一处名为“太虚幻境”的所在，并把他交给了一位仙姑。仙姑先让宝玉看了“金陵十二钗”的册子，然后如此这般，面授机宜，既教之以云雨之事，又复将可卿许配给他，最后推宝玉入房，自己竟带上房门径自开溜了。
既然前面有了那么多的情境铺垫，各位看官一定会以为后面好戏连台，谁知这时作者突然笔锋一转，在关键处仅以“那宝玉恍恍惚惚，依警幻所嘱之言，未免有儿女之事，难以尽述”，即草草作结。接着就是宝玉在睡梦中被夜叉、海鬼吓醒的情节，以至上述好事究竟是梦还是真，亦最终让人费尽猜测而真假莫辨了。颇有意思的还有警幻仙姑对宝玉分别说过的两句话：其一是在成其好事之前，仙姑如是说道：“吾所爱汝者，乃天下古今第一淫人也。”其二则是在成其好事之后，仙姑对宝玉如是警醒：“快休前进，作速回头要紧！”警幻仙姑之所以推许、看重宝玉，乃是因为他“天分中生成一段痴情，吾辈推之为‘意淫’”，而宝玉与所谓“世之好淫者”的区别，也正在于“意淫”二字。在警幻仙姑看来，一般“悦容貌，喜歌舞，调笑无厌，云雨无时，恨不能尽天下之美女供我片时之趣兴”者，大抵不脱“皮肤淫滥之蠢物耳”，而真正的多情种子却是能够“领略仙闺幻境之风光”的“意淫”者，即如法国作家莫洛亚所说的：“与美人相对，就是一种幸福”，庶几就能够代表这样一种境界，或者一种状态。所以警幻仙姑既充当了宝玉的性爱启蒙者，同时又及时提醒他性“即迷津也”，毕竟“意淫”者才是仙姑理想中的浊世佳公子形象——这里无疑带有明显的灵、肉两分的痕迹。文人对于人格高下的判断亦同样由此划分。可见，“蠢物”与“意淫”者虽然都喜欢美女，但后者与前者的“片时之趣兴”却有着截然的不同，与其说后者喜欢的是女人，不如说他们追求的是一种永恒的理想，而那些心智超群、纯洁无瑕的女孩子，也正是这一理想的象征与化身，所以，作为“意淫”者的贾宝玉屡屡声言：“女儿是水做的骨肉，男子是泥做的骨肉。我见了女儿便清爽，见了男子便觉浊臭逼人！”也就毫不足奇了。
但是，话虽如此说，但警幻仙姑的灵、肉两分却有着明显的矛盾之处，她本人也只能沉迷于左右摇摆、进退失据之境而无法解脱。根据她的理解，所谓“意淫”，原是将性的接触限制在一个可望而不可即的距离之内，为你制造想象力的空间，而并不提供性的生理满足；让你感受到性的气息，却无法真正抓住它。传统社会之所以不乏意淫氛围的营造，首先是因为它缺少两性之间正常交流的机会，当性找不到正常的渠道去发泄时，它只好诉诸精神的自赎来解决，性就是以这种意淫的面目出现在传统文学中，满足着各色人等的心理需要。人们读明清小说，总能在其中的两性关系中嗅出一股狎邪的气息，即一方面是无休止的纵欲，另一方面却是以精神营造性爱的乌托邦，即前者刻画的人物大多是一些性爱场景中的拉线木偶，后者则塑造灵、肉两分的理想人物，借小说之名，行意淫之实。而事实上，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两者殊途同归，不免都是性压抑的产物，只是前者执著于性行为，后者执著于性意识而已。在中国古代社会，一般文人更喜欢以他者的目光去偷窥性爱场景，来达到自己解欲的目的，因为宗法社会必然以禁欲为保证其血缘关系纯正之前提。在这种环境下，偷窥实在不失是一条风险最小、收获良多的解欲渠道。表现在性爱描写上，则大多相互因袭，既缺少个体间的差异，尤缺少个人化的真实体验，所以他们意淫起来固然津津乐道，而一旦涉及具体的性爱操作细节，马上就会想象力枯竭，陷入陈词滥调的境界中而无法自拔。不过，意淫虽然与现实无涉，却足以为想象力提供一个左右逢源的空间，最终使意淫演进成为一种别具一格的性爱文化，以至上至王侯将相，下至贩夫走卒，无不沉湎其中，且乐此不疲、大废不起。据晋人王嘉的《拾遗记》所载，汉灵帝曾在自己的王宫中建了一座“裸游馆”，为的是让美丽的宫女们在这里集体裸浴，供他观赏；到了《赵飞燕外传》中的汉成帝，则尤喜欢从浴室外四垂的帷幕间偷窥赵飞燕姐妹洗澡时的裸体，甚至为自己的这一雅好不惜动用国库里的黄金来贿赂宫女。最绝的当然还是《长生殿》中的“窥浴”一节了，洪升以宫女的视角绘声绘色地描写了唐玄宗与杨贵妃之间的“鸳鸯浴”：“悄偷窥，亭亭玉体，宛似浮波菡萏，含露弄娇辉。轻盈臂腕消香腻，绰约腰身漾碧漪。明霞骨，沁雪肌。一痕酥透双蓓蕾，半点春藏小麝脐。爱杀红巾罅，私处露微微。”在这里，很难分清何为实、何为幻，哪些是真实场景的描述，哪些出自作者的想象，借用纪晓岚评价《聊斋志异》的一句话，真个是“燕昵之词，亵狎之态，细微曲折，描摹如生”，字里行间，可谓极尽意淫之能事。
中国古代流传着这样一句民间俗语：“妻不如妾，妾不如妓，妓不如偷，偷不如偷不着。”所谓“偷不着”，其实也就是意淫了。看来，无论是让人失魂落魄也好，令人精神恍惚也罢，意淫的欲擒故纵与欲盖弥彰之玄妙，的确自有其颠倒人心的力量，而且，不管意淫的现实作用如何，它曾为自古至今的艺术家提供了无限的想象力，却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红楼梦》的高明处亦恰在这里，作者让你看到了性，却永远不让你得到它，而越是无法得到，也越是让人产生莫名的幻觉，那种欲说还休、欲罢不能的无谓的克制与内敛，那种雾里观花、水中望月一般“剪不断，理还乱”的感觉，既撩拨得你心旌摇荡、难以自持，也更让你感到了一种无奈的悲凉与不堪！在这种阅读状态下，读者除了让作者牵着自己的鼻子亦步亦趋而外，还能有什么样的选择呢？当然，清代统治者也敏锐地看出了曹雪芹的用心所在，看出了《红楼梦》虽然并没有以文字宣淫，却有着远比那些“淫词小说”更加广泛的影响力和杀伤力，所以，对之围追堵截不遗余力，甚至咒骂作者身后萧条是“编造淫书之显报”等等，也就决不是偶然现象了。
我有一位喜欢写作的朋友，曾将贾宝玉与秦可卿之间的性爱故事进行了再加工，其文笔也算极尽声色缠绵之能事，结果虽然其间的性爱细节终于大白于天下，阅读效果反而不如原著更让人想入非非——一览无余也就了无意趣，可见，蒙在性爱上的那层薄纱实在还是轻易撩不得。
玉钗思重是前生
——吴梅村与卞玉京的爱情悲剧始末
？ 戴庆华
“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清人赵翼的这两句诗用在作为诗人的吴梅村伟业身上是颇为合适的。明清易代之际，是一个英雄辈出而天下苍生却受苦受难的年代。正是这个动乱的年代成就了一个有清一代最杰出的诗人吴梅村。但是，这绝非是他个人的愿望，因为诗歌创作上的巨大成就掩盖不了他人生道路的巨大悲剧。生活在动乱年代的人究竟还是不值得羡慕的，不管是什么人。有句名言叫“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当然，那些不惜以天下苍生的性命为赌注来博取不世功名的“英雄豪杰”除外。
吴梅村的人生悲剧是时代悲剧的一个缩影，而他与秦淮名妓卞玉京的爱情悲剧又是他人生悲剧的一个缩影。封建礼教束缚下的古代中国社会是缺少培植爱情的土壤的，一个个鲜活的生命早早地就被“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包办婚姻的绳索捆绑住了。但毕竟对爱情的向往是人的天性，它可以在强大的外在压力下被摧残，却不可能被任何力量完全扼杀。敏感多情的文人墨客尤其如此。但是，在歧视妇女的封建时代，能与这些文人墨客找到共同语言的有文化有教养的女性人数本来就不多，且这少数人又大多养在深闺，被无情的礼教重重束缚着。像《西厢记》里的张生与崔莺莺似的爱情只会出现在戏里。但是，到了晚明时代，由于市民社会的发展和成熟，商品经济的不断繁荣，产生了以秦淮河畔的青楼女子为代表的一个特殊的女性群体。尽管她们仍然是被玩弄被侮辱的群体，但却不同于纯粹以出卖肉体为生的妓娼，因为她们有着高度的艺术才能和文化素养以及相对较高的社会地位。于是她们中的姣姣者就成了生于末世的文人名士们精神寄托的对象，以她们女性的妩媚和温柔滋润着这些在乱世烽烟中惶惑不安的灵魂。她们与这些名士结为知己，在感情上情投意合，在文学艺术上有共同的语言，在政治上也有共同的见解，留下了无数爱情佳话。于是，在那个风雨如晦的年代，名士们与这些秦淮佳丽结为连理一时蔚为风尚，如钱谦益与柳如是，侯方域与李香君，冒辟疆与董小宛等等。作为那个时代最杰出的文人之一的吴梅村也未能例外。只是由于各种原因，他与卞玉京最终未能结成连理，他们的爱情悲剧成了时代悲剧的见证。
出身贫寒的吴梅村，在仕途上可谓一帆风顺，从崇祯三年八月到四年三月，连续考中举人和进士，并取得会试头名的好成绩，被授予翰林院编修的官职。他的文章还得到崇祯皇帝的特别赏识。在他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