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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到这里，毛人凤满脸堆笑，得意地拍了拍毛森的肩，答应了。
然而，毛人凤高兴得太早了。潘琪武和李阿宝潜出上海，去了北平后，却从此没了消息。保密局北平潜伏站的那些人半天也没和这两人接上头。再后来，北平那些潜伏特务非但没有完成一件暗杀任务，反而在一年后相继落网，被枪毙了。
毛人凤懊恼不已。这件事在军统内部传为了笑谈，派出去的杀手生死不明，活不见人，死不见尸，硬生生人间蒸发了。行动处长叶翔之将这笔账狠狠记在了心底，去台后，为了与毛人凤争权，他向蒋经国告密，称毛人凤工作能力低下，欺骗领袖，根本没有执行总裁的制裁张治中的行动计划。
1949年5月7日，蒋介石父子乘康泰号军舰抵达上海。面对行将易手的大好河山，蒋介石悲从中来，怒从心头起，怨尤的人特别多。他召来毛人凤，让他尽速制裁宋庆龄。
这期间，蒋介石曾问及刺杀张治中的情况。毛人凤急得手心都出了汗，派出去的杀手如泥牛入海，杳无音讯。情急之下，毛人凤答道：“我们的同志已去了北平。由于共军防范严密，暂时未得手。我已令他们长期潜伏，摸清张治中他们这些人的情况。一俟机会成熟，迅速动手。请总裁放心，过去在北平制裁汉奸张敬尧，也是这样行动的。”
张敬尧是民国初期的湖南督军。此人失势后，梦想东山再起。抗战爆发前，受日本人的蛊惑与收买，张敬尧秘密去到北平，同日本人接上头，准备做个铁杆汉奸，充当日本人的侵华工具，出任伪华北政权的头目。蒋介石得知后，命戴笠遣派杀手，追踪到北平，于六国饭店内将张敬尧狙毙。此案轰动一时，被军统内部视作经典手笔。
蒋介石听毛人凤这么一说，心里有了底。他狠狠地说：“过去由于我们杀人太少，对一些反对我们的人没有杀掉，所以使得越来越多的人不再怕我们。今天只有多杀掉一些，才可以挽回这种不利于我们的局面。”
“总裁英明。”毛人凤一听，忙信誓旦旦地保证道，“我们军统上下一定精诚团结，不折不扣执行这个重要指示。决不会纵虎归山，留下隐患，危害党国事业。”
蒋介石盯了毛人凤一眼，突然问道：“你们那名单上还有哪些人在上海，不能再拖了。”
毛人凤一听，赶紧表白道：“民盟的首恶分子张澜、罗隆基、章伯钧、黄炎培、史良等都在我们的掌控之中。只等总裁一声令下，即可动手。”
“还等什么？”蒋介石不满地责问道：“这些人一贯与党国为敌，犯上作乱，与共产党眉来眼去，现在已完全倒向了共产党。你们在等什么？我看是越来越不行了。从前，雨农只要一受领任务，便可见分晓，哪像你们现在这样拖来拖去。”
毛人凤大骇，忙一个劲地检讨道：“卑职失职！卑职失职！不能替总裁分忧……”
“好了，”蒋介石恨恨地一挥手，“张澜、黄炎培已完全投敌，听说章伯钧、史良这些人去了香港。你们动手要快。不能心慈手软。另外，荣德生与顾毓权不到万不得已，不要动手。最好，能让他们连人带工厂一起撤到台湾去。告诉他们，党国有办法，他们就有办法。”
蒋介石说完，朝门外挥手做了个退下的姿势。毛人凤表白一番，诺诺而退。
一场残酷的追杀开始了。
罗隆基、张澜、史良、黄炎培被软禁；荣德生、顾毓权两大亨绝望地枯坐。
在公馆里，门外突然响起了急促的敲门声……
回到毛森的公馆，毛人凤情绪跌落到了冰点。毛森见叔叔如此沮丧，知道他又遇到了天大的麻烦。他小心翼翼地问道：“阿叔，有什么不开心的事情吗？”
毛人凤叹了口气，“我们越来越不行了。总裁意思，一定要杀他两个。”
毛森赶紧表白道：“侄儿愿意效犬马之劳。”
“好，马上扣押张澜、罗隆基、黄炎培。”
4月23日。中华民国的青天白日旗从南京总统府的旗杆顶上被抛落下来，一面火焰般鲜艳的红旗升了上去。白云蓝天。风展红旗。虽然国共的决战，大局已定；而黎明前夕的激战仍在血雨腥风地进行。坚守在军统上海办事处的毛人凤已得到蒋介石密电：“……所有在押共产党员、民主分子、嫌疑犯，包括保释出去的政治犯，一律处置，不给共产党留下活口……”
电话铃响。毛森请示道：“阿叔，我们该怎么办？”
“什么怎么办？都啥时候了，还要我教你吗？”毛人凤一接听就光火，“别等了，马上逮捕张澜、罗隆基，听候老头子发落。再出意外，我拿你毛森局长是问！”
搁下电话，他取过一份要立即处决的黑名册，用手指点着细数了开来。上海警备司令部方面，警备司令陈大庆不敢稍有延缓，紧急召开稽查处与警备大队会议。
陈大庆一脸正色道：“……情势很危急，解放军开始攻打上海，不论成败，我们不能给共产党留下他们需要的人。”
毛森接口道：“虹桥疗养院的张澜、罗隆基尤其要加紧处置！”
陈大庆一锤敲定，“马上逮捕！是送台湾，还是就地解决，听候总裁训示。行动！”
紧急会议一散，三辆军用吉普车鱼贯而出，风驰至上海虹桥疗养院，一些病人与路客见状无不悚然！
不远处，抓捕人的警车声不时可闻。正在一楼门诊的郑定竹医生不意间从窗户里发现，吉普车上跳下一个身材奇高奇大的黑脸警官，随即从中小吉普车里接踵跳下十几个武装的军警，直扑住院楼。
郑定竹心下猛地一沉，下意识地站了起来。那黑脸大汉一到住院楼楼口，就命令两名手下：“不准任何人进出！”大汉叫阎锦文，警备三大队大队副，时年三十余。
两军警挺身应命：“是。”进出的病人与医生护士一个个大惊失色！另一队武装军警直趋楼内，在木楼梯上“咚咚”地迅跑，惊吓得楼道中人纷纷避让。
“抓人？”“抓到医院里来了？”“难道是……”避让的人们不期而然，将紧张的目光不由投向二楼。阎锦文上得二楼，一眼瞄定楼口上的205房号，手枪一指：“一组，抓罗隆基；二组，跟我来——”205的房门被踹开了。
但闻房内罗隆基的声音：“干什么？你们……”军警的声音：“跟我们走！”阎锦文自己两步来到相邻的206病房，一脚踹开房门。病房里，张澜正坐在椅上看《墨子》，见闯来一个黑脸大汉，瞪着眼，横着枪，凶神恶煞一般，心下顿自一抽，但仍未起身。阎锦文喝令着：“起来，跟我走！”
“去哪里？”
“去了你就晓得！”张澜心里明白，蒋介石下手了！他手杖一拄道：“你们凭什么抓人？我张澜犯了哪条国法？”
阎锦文哪有心思饶舌？！冷冷道：“我们是奉命行事。带走！”张澜眼里燃出火，手杖重重一顿，“无缘无故，无凭无据，就跑到医院里来抓人，你们还有没有国法？”不谅发起火来的老夫子居然有这等气势，莫说手下，就是连阎锦文这名黑脸大汉也暗暗一惊。隔壁房里也传来罗隆基与军警的争辩声。门口虽有军警，还是围聚着一些个胆大的护士、病友，“老先生是病人，你们不能这样。”“要抓也得等看好病嘛！”
“就是。”
“……”阎锦文手枪一指，“再闹，连你们也抓走！”围聚的人们哑口了。军警驱喝着，“还不走？！”阎锦文挥手冲下属一拨道：“押走！”
张澜手杖在地板上又两顿，断然回敬，“我哪里也不去。要杀头，就在这里！”语一出，众人皆愕然。不曾预料的阎锦文也不由得掂量起眼皮下这个老夫子来，“看不出你老还有这倔脾气？老先生，我们也是奉命行事，请不要为难……”
第四部分 上海的黄昏第19节 国共和谈失败
这时郑定竹从人丛里挤了出来。军警枪一横喝止，“站住！”郑定竹自我介绍道：“我是这里的医生，叫郑定竹，丁院长去欧洲考察，现在我负责。”
阎锦文手枪一拨道：“不关你的事。我们在执行公务。给我带走！”
郑定竹扬臂阻止道：“不能带走。张老先生和隔壁罗先生都是重病人。”
阎锦文冷笑着，“‘重病人’？是避难人吧！”
他眼光里的厉气直逼郑定竹。郑定竹是有备而来，将手里的两份病历卡一亮，又道：“我不懂政治，只会看病，这位张老先生患的齿槽脓肿、尿道炎，眼睛不好，还半身不遂。”
阎锦文抓过来一看，又瞟一眼张澜。此时护士长也挤身进来，扶张澜坐回椅子上。阎锦文抬眼往隔壁一睃，叮问：“隔壁那个什么病？”
郑定竹又亮出另一份病历卡，“罗先生患的是肺结核、糖尿病。喏，上面都记着。”阎锦文审看着，一时有点拿捏不定。郑定竹攫住时机直言：“就是监牢里的犯人还能保外就医，何况他们两位本就是住院的重病人；你要是带走他俩，他俩就会有生命危险，谁敢负这个责？！”
张澜气呼呼地说道：“郑医生，我哪里也不去，要杀头，当着大家的面；我不喜欢背地里被人捅刀。”郑定竹不能不被张澜的气度感染，立马回复阎锦文：“这样，我以身家性命担保！”
阎锦文犯难了。他不得不避开众人，独自来护士办公室电话请示：“……病倒是不假。我怕万一真在看守所死了，上头又要带人去台湾，那我、你局长怕都担待不起呀！……是。”
他回到205病房时，郑定竹已经写好了一份担保书交给阎锦文：“我的车子、房子、一个老婆、三个孩子，全都押上了。”阎锦文匪夷所思的目光又在郑定竹脸上盘旋了几圈，将担保书揣入衣兜。随即通知郑定竹：“205房的人，并到206房去。”
阎锦文转过身又厉色交代手下，“从现在起，一组、二组你们二十四小时轮流监视，任何人不得接触里面的人——”
两组组长着即应命：“是！”
罗隆基见此情景，不由仰头兴叹，“看来，也只有‘浴火重生’这一条路了！那就快来吧！”
其实，罗隆基在心中根本没有料到蒋介石会真对自己下毒手。早在1946年10月下旬，人们翘首企盼的所谓南京“第三方面”和谈又失败了，各民主党派及社会贤达代表大都去了上海，只有充当“第三方面”发言人的罗隆基仍然坚守在南京民盟总部应付日常工作。
由于国民党方面缺乏诚意，谈判失败，和平无望。美国特使马歇尔于次年1月29日宣布退出军事调处执行部，2月22日，中共也发表了京沪渝等地的中共人员撤离的声明。周恩来在南京新街口中国交通银行三楼会客室约见了罗隆基，对和谈失败的经验教训以及面临的政治军事形势进行了交谈，并委托民盟代为保管京沪渝蓉昆等处的遗留财产。
当时，罗隆基代表民盟接受委托，并于1947年3月6日在《南京新民报日刊》发表紧急声明：
“兹以中国共产党各地代表及工作人员撤退在即，所有遗留在各地之房产物资、器材及交通工具，悉委托本同盟全权保管，业于3月5日签订契约，先将南京各种财产造册点数，并请林秉奇律师做证。除分函政府各有机关备查处，特登报声明如上——罗隆基3月6日。”
国共和谈失败，中共代表从南京全部撤回延安，此时国民党的宣传机器一股脑儿对着民盟发泄，说民盟是“奸盟”，说盟员是“奸匪”，说“民盟已经成了中共操纵指使的工具”。
孙科在中外记者招待会上公开对民盟恫吓说：“民盟天天打着反对内战的旗号唱高调，实际上是在反政府，不管谁反政府，我们都按处置共产党的办法进行处置。”
为了彻底搞垮民盟，最终达到取缔解散民盟的目的，国民党当局于1947年10月初，将民盟西北总支部主任委员杜斌丞以“贩卖毒品”的罪名逮捕。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说明国民党当局已经在向民盟及其领导人下手了。罗隆基得知信息，便以民盟副主席的身份，通过合法手续，找行政院长张群进行交涉，要求放人。张群避而不见。南京当局则以最快的速度，于10月7日以“中共关中地委负责人杜斌丞，勾结匪军，密谋暴动，贩卖烟毒”等莫须有的罪名将杜斌丞枪杀。
杜斌丞之被害，民盟感到十分震惊。民盟总部除向蒋介石提出局面严重抗议外，张澜主席还以个人名义在报上公开声明，要“将案情诉诸全国及全世界之公道与正义”。
这样一来，国民党与民盟的关系越来越僵化与紧张。为了缓解这一局面，民盟以大局为重，推派沈钧儒、罗隆基、章伯钧、叶笃义去找前燕京大学校长、美国新任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先生，要求他出面调解一下民盟与国民党的关系，最大限度地不要继续恶化。可是司徒雷登以“不便干涉中国内政”为由而推辞。
10月20日清晨，罗隆基一觉醒来，突然发现民盟南京总部机关已被国民党的警察特务所包围，前院后门都设有他们的岗哨，对机关工作人员直至工勤人员都要盘问检查，对出进人员还要跟踪监视，情况十分紧急。
当时，民盟的几位主要领导人都住在上海，只有罗隆基一人坐镇南京总部。他突然被监控，感到十分气愤，立即打电话向国民党政府及有关当局进行交涉，可是对方不是推脱不了解此事就是给领导人挡驾，不予正面答复。罗隆基孤立无援，行动困难，只好向在上海的张澜主席告急。张澜在寓所召集沈钧儒、黄炎培、章伯钧、史良和叶笃义等人开会，讨论如何应对民盟当前的局势，提出有效的对策来。讨论结果，没有别的办法，只好推举黄炎培和叶笃义赴南京，会同罗隆基再次去找国民党当局进行交涉。
来到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