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大、中、小学，随各地情况不等，且有变更。入学前生员称童生”，要经
县、府、院三级考试合格方可取得入学资格，俗称秀才。生员在学，并非以
读书课业为主，主要任务在于为乡试作准备，常常是每月到学宫听教官宣读
“训饬士子文”和“卧碑诸条”律令。教师有年老力衰、知识才能道德水平
庸下者，教育往往有名无实，盛衰无常。
清代府州县儒学的教育范围是很有限的。据查，儒学受教育人数只及总
户口人数的千万分之一。受教育者身份也有限制，入学者绝大部分是城市士
绅和地主子弟，真正农民子弟极少入学，并且明文规定，如广东蛋户、浙江
丐户等“贱籍”、“贱役”者不许应试入学。教育的阶级性由此可见一斑。
儒学教育具有双重的教育任务，即“善俗”和“育人”。清统治者以“善
俗为本”，通过教育影响，化民成俗，使民众自觉服从其统治。还以儒学教
育作为收揽人材的重要途径，“全要养成全才，以才朝廷之用”。府州县学
在学制上与国子监相维接，为国子监输送人才，绝大部分生员通过科举取仕
之路，成为中下级地方官吏。两方面任务是相统一的，都为巩固封建政权服
务。
府州县学的主要教育内容，据《大清会典》所载，为《御纂经解》、《性
理》、《诗》古文辞、及校《十三经》、《二十史》、《三通》等书。另据
《皇（清）朝文献通考》所载，为“《四子书》、《五经》、《性理大全》、
《资治通鉴纲目》、《大学衍义》、《历代名臣奏议》、《文章正宗》等书，
① 《清史稿·选举志·学校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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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成提调教官课令儒诵习讲解。”由上可知，内容不外儒家经典著作和宋明
理学书籍，以及为应付科举考试的“时文”之类，把规定之外的书视为异端
邪教，严加禁止，“若非圣贤之书，一家之言，不实于官学者，士子不能诵
习”。由于科举的影响，为追求功名利禄，生员学习投机取巧，学风恶劣。
生员考试分岁考和科考两种。岁考一年一次，科考二年一次，内容大同
小异，前者为四书文二，经文一，后者增时事策而已。童试内容略有变动，
为四书文、小学论、孝经、五言六韵诗等。生员在校考试、毕业考试、入监
考试如考不及格，就要受到惩罚，轻辄降级除名，重辄取消考试资格，严加
惩办。为了加强对儒学的统治和生员的管理，清统治者制定了严厉的学规，
务令遵守，严加考校。跟生员关系较大的有顺治九年的《训士卧碑文》，康
熙三十九年的《圣谕十六条》、雍正二年的《圣谕广训》。
清廷对府州县学教育予以重视，对生员要求“各衙门官以礼相待”，生
员享受免役的特权，除本人外，其家庭还可免差役二丁，廪膳即津贴之意，
廪膳生意义由此而来，府州县学经费来源主要是官方津贴和“学田”收入，
也有捐赠。
②社学、义学、卫学。清代的府州县学教育是有限的，入学对象、范围
均受到种种限制，大量“贫”“贱”子弟无机会入学。作为府州县学教育的
补充，社学、义学和卫学等在全国城镇和农村中有着广阔的天地，尤其承担
着广大农村中蒙童教育，对教育的普及化和平民化具有重要的意义。
社学是地方学校中最基层的一种，有启蒙童、兴教化之意。源于元代，
兴于明代，清沿袭下来，一度设立社学。顺治九年曾令各省设社学，置社师，
“凡府州县每乡置社学，选择文艺通晓、行谊谨厚者充社师。免其差役，量
①
给廪饩养赡。提学按临日，造姓名册申报查考” 。雍正元年，“定各州、县
设立社学、义学之例，旧例各州、县于大乡区镇各置社学”，令近乡子弟12
岁上、20岁下有志于文者入学肄业，登名造册，并有赏罚制度。社学发展已
接近尾声，被义学等形式所取代了。
义学是明清时期为民间孤寒子弟设立的教育机构。源于宋代，清廷提倡，
从旗人子弟入学和边省地区发轫，广为设置，并取代社学而成为乡间重要的
教育形式。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在京师崇文门外设义学，并御赐“广
育群才”匾额，十二三年（1713—1715年）后，又“令各省府、州、县多立
义学，延请明师，聚集孤寒生童。”雍正元年，又令“各省改生祠书院为义
学，延师授徒，以广文教。”后来“穷乡僻壤，皆立义学。”义学一直成为
清代蒙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官立义学经费由国库开支。设立义学目的在
于把广大儿童教育成“安身良民”。义学还有其他形式，如旗人义学和少数
民族义学。清政府曾在贵州、云南、广西、四川、湖南等边远地区设立义学，
招收少数民族子弟。如顺治十五年后，相继为土家、彝、苗、藏族儿童设义
学。
卫学是卫所 （戍边地区）军童生的学校，也是地方官学之一，不同于一
般地方学校在于它以卫籍学生为招生对象。顺治十六年，领旨准许直隶山海、
宣府卫学继续开办。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复准：直隶怀来、永宁、保安
三卫，仍各取童生八名。其补廪出贡，亦照各县例。卫学的各项制度，类似
于县学，生员中有“武生”，故有“武学”别称，商学也是地方上的特殊学
① 《大清会典·学校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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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顺治十一年（1654年），在长芦、两淮、陕西盐运司等专设属学，在运
城为山西、河东另设运司学。
社学、义学、卫学等虽然各有其特色，但性质主体上多属于封建教育基
础的启蒙教育机构。教育对象主要是儿童；教学内容主要为《三字经》、《百
家姓》、《千字文》、《孝经》、《蒙求》、《神童诗》以及一些封建礼仪
制度，规格较高的学校则还学习，如《东莱博仪》、《唐宋八大家文钞》、
《古文观止》、《声律启蒙》等内容，为学作诗文和时文、八股一类为科举
作准备；教学方法传统，重视注入式教学，严加训练，而忽视儿童兴趣和需
要。
4．社会教育体系
社会教育体系，是相对于官方学校制度而言的，在清代它主要由私学和
书院组成。
（1）私学概况
私学教育，作为民间一种自发性教育，历经宋元明三朝，仍旧兴旺不衰。
私学教育分两级，高级阶段的私学是培养人才、传递学术思想和发展文化的
重要场所；低级阶段的私学，则多称为私塾，属于蒙养教育，对于教育的平
民化和普及化有重要意义。
①高级阶段私学。清政府在建朝之后极力加强君主专制统治，掠制思想
和文化，垄断教育，但对于民间传统的私学却未能禁止，私人讲学之风仍然
盛而不衰。
《清史稿·儒林传》中记载了孙奇逢、黄宗羲、宋之盛、颜元、李顒、
张尔岐、戴震及陈寿祺等数十人的私人讲学事例。实际上各地的私学远不止
载入《儒学志》中的那些，而是普遍、大量地存在着。由《儒学志》可见清
代私学讲学具有以下特点：第一，私人讲学之风繁盛。私学遍布各地，或于
书院讲学，或结庐授业。讲学深受读书人欢迎。有的学生“仕至监习而后受
业”，有的“学者宗焉，执经之履满户外”，有的“弟子甚众”，有的“教
授生徒百余人”。其规模之大，由此可知。第二，教师治学严谨。讲学者有
许多为当时著名学者，如孙奇逢、张履祥、张尔岐，大思想家颜元、戴震等。
《儒学传》记载他们：“以讲学为己任”，“以引翼后进为己任”，“每五
更起，与弟子论，常至夜分”，“读书其中，无间寒暑”，“遂教授乡里以
终其事”，有的“与诸生言修身砺学等”。讲学者淡泊名利，以讲学为毕生
事业，师生互相砥砺，关系融洽。第三，讲学内容不拘一格。私学讲学内容
演变有以下线索：顺治年间，沿袭阳明之学；康熙年间，由于政府大力提倡，
程朱理学复兴进而取代阳明学；乾嘉年间，汉学之风日盛，不少名儒，如江
永、卢文绍、戴震等都广授生徒，教以经史训诂，改变了学术思想。私学发
展以至整个讲学内容的演变都与政治背景和文教政策变化密不可分，但内容
总的是多样的，有人治经治理，有人治考据，有人兴实学或其他。值得提及
的是，一直有人旗帜鲜明地反对作为官方哲学的宋明理学，如颜元设立私学，
并主讲漳南书院，以“实学、实习、实用”的内容方法教授学生。第四，私
人讲学影响深远。培养了大批人才，如李塨。王源出自颜元门下；藏镛堂师
事钱大昕；江永弟子中戴震、程瑫田、金榜得其传；戴震门人王念孙、段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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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孔广森、任大椿各发展其一学，等等。讲学与著书立说相结合。如颜元
“著《存学》、《存性》、《存治》、《存人》四篇以立教”；“张尔岐著
《天道论》、《申中庸论》”；“段玉裁著《说文解字》三十卷”；“陈寿
祺“著听颇多，有《尚书大传笺》、《五经异义疏三言》等”。通过传徒授
学和著书立说，传递和影响了学术思想，发展了文化。
后来私人讲学多与书院讲学合流，对象则一直以地主官绅士子和文人为
主。
②低级阶段私学。数量有限。在民间广泛而普遍地存在的则是属于蒙养
①
教育阶段的私塾（又称学塾）。它分三种：一是有钱人家聘教师在家设馆传
学，专门教授自家及亲友子弟，“坐馆”、“教馆”属这一类；二是私人在
家传学，或借祠堂庙宇，或租借他人房舍设馆招收邻近学童就读，“门馆”、
“家塾”属这一类；三是地方出资聘师择址建馆教其子弟，也有以家族为单
位的，“村塾”、“族塾”属这一类。私塾经费来源主要是村里人和族中人
的捐田、捐银集资和捐房，也有乡绅和地方官吏的捐赠等。
从办学形式和水平看，私塾和社学、义学并无很大区别，只是管理上不
同，前者由私人经办，后二者由政府经办。至于教学内容和方法，私塾与社
学、义学之间就相差甚微了。但是两类学校的办学目的还是有区别的。设立
社学和义学的出发点在于把广大儿童教育成“安身良民”，为巩固阶级统治
服务，教育普及则在其次；而私塾则是为广大儿童提供启蒙教育机会，初步
地、有限地满足民众的一些教育需要。
（2）书院制度
从宋代起，书院就一直作为一种重要的教育组织而存在。清代书院在发
展过程中，虽经历了一番周折，但仍然在困境中发展起来，势头不减。书院
对于学术发展和文才的培养具有重要的作用。书院演变到清代，其地位和性
质都发生了变化，因而清代书院显示出自己的特色。
①书院的发展。清政府对书院态度总的说来是采取先抑后扬办法的。
清初，书院受到抑制，沉寂了近百年，当时全国未真正统一，各种反清
斗争此起彼伏，尤其思想上未能统一。统治者唯恐书院讲学会宣扬爱国主义
精神，导致前朝臣民反清思想的发展，而不利于统一和政权的巩固，所以对
书院采取抑制的政策。顺治九年（1652年），敕令说：“各提督学官督率教
官、生儒务将所习经书义理，着实讲求，躬行实践，不许别创书院，群聚生
①
徒党，及号召地方游食无行之徒，空谈废业。” 这一禁令，持续了近百年，
成为清朝前期一项重要的文教政策。但是，清初学者，如孙奇逢、黄宗羲、
李顒、颜元等仍坚持在书院讲学，不同程度地宣传自己的思想政治主张和学
术观点。黄宗羲在书院讲学中宣扬民主思想，颜元在漳南书院中倡实学，李
二曲在关中书院反八股、倡东林学风。后来，一些地方督抚也设置了书院，
如张伯行在闽、鲁、苏等省设置书院，制订学规，讲习理学。但这种书院逐
步与科举考试靠近了。清政府一方面抑制书院发展，另一方面又表示“爱护”
书院，尊崇前贤。顺治时同意修复石鼓书院。但前者是主要的。
到了雍正十一年（1733年），明末清初的大学者和遗臣都已经去世，书
① 参考顾树森《中国历代教育制度》，江苏人民出版社。
① 《大清会典·儒学·学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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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讲学不再构成对政府的严重威胁，清廷迫于客观形势，又出于笼络汉族地
主文人的需要，才解除了这一禁令。政策由抑制一变为提倡，公开明令各省
城设立书院，雍正御旨说：“近见各省大吏渐知崇尚实政，不事沽名钓誉之
为。而读书应举者，亦颇能屏去浮嚣奔竞之习。则建立书院，择一省文行兼
优之士，读书其中，使之朝夕讲诵，整躬励行，有所成就，俾远近士于观感
奋发，亦兴贤育